试论晚清政府的禁赌主张与措施

赌博猖獗是晚清一大积弊，严重威胁社会的安定。晚清政府视禁赌为一要务，考察晚清政府禁赌之态度与行动，大体上经历了严禁——驰禁——再行严禁的“马鞍型”历程。晚清政府的禁赌举措从立法、保甲、教化及兴工艺等方面多管齐下，然而，禁赌终归失败，政治腐败是其根本原因。     

一些党员干部嗜赌心态剖析

赌博是社会一大公害，是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但是，当前有些地方、单位赌风日盛，尤为严重的是，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甚至成为赌博的骨干。赌资从小到大，多至成千上万；赌场从暗到明，甚至公开设赌，有的公然到境外豪赌；赌博时间从短到长，甚至通宵达旦，连战数日；参赌者从个人到集体，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新年伊始。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五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纪委书记吴官正严正宣布，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应予以处理。到国(境)外赌博的，要从严惩处。2005年1月至5月，我国将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活动。     

民国时期杭州休闲失范问题的探讨

民国时期的杭州,在社会习俗不断改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失范问题.在休闲方面的失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赌博之风为主的一些旧习的复起和愈来愈盛的奢靡之风.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分析.     

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的法律探讨

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加快,城市涌现了大量的农民工兄弟,导致农村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群体——留守妇女。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过社会调查,收集了有关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的资料。通过数据分析,了解到农村留守妇女参与赌博现象背后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并对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该现象导致的婚外情不正当关系、家庭暴力的法律问题;最后,针对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象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结合农村的具体情况,从立法和法律实施角度提出了减少和消除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象的几点建议和对策。     

转型期政治腐败成因及社会可承受度分析

转型期中国面临许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其中最突出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政治腐败,这个问题也是政府和民众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腐败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对于政治腐败,我们已经开出的对策固然很多,但必须对政治腐败在目前时期的定义准确的进行划分,对政治腐败的成因进行分析,进而分析腐败的社会可承受度。这样才可以比较理性全面的认识转型期中国的腐败问题。     

浅析李鸿章督粤剿匪动因——以晚清政府与内外势力博弈为考察基准

"盗匪"问题为清朝中后期两广地区的严重社会问题,影响清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一问题在当时的两广地区尤为严重,成为历任地方督抚的重要治事。1899年底至1900年初,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内,采取了大规模的剿匪运动,考其动因,首先是两广地区传统盗风日炽;其次是会党和维新势力在两广的兴起;再者,这也是协调、缓和与英关系的战略需要。     

“举刺予夺”：明季野史笔记的重要特征

明季野史笔记表现出“举刺予夺”的重要特征。政治腐败、社会险恶是其社会土壤;官史失修、史官失职是其史学动因;存史意识、立言情结是其心理基础。这种史学风格自明中叶开始兴盛,明清鼎革之际达到颠峰,入清后逐渐跌入低谷。“举刺予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品格。这一特征延续宋代以来注重褒贬的史学风气,一方面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彰显,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驰骋议论的空疏之风。明季“举刺予夺”之风纵然炽烈,也未能挣脱桎梏,反映出中国史学中保守因素的难以抗拒性。     

蒙古族农村赌博成因与社会危害关系探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赌博具有悠久的历史背景。据了解,赌博现象至迟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到秦时开始初步形成。赌博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且始终被人们视为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自古以来,人类也为治理或控制甚至消除赌博风气花费了很大力量,但是始终未见成效,赌博现象反而更加严重起来。通过以蒙古族村落社会的赌博现象为切入点,对赌博成因以及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危害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参照,提出了几点认识和建议。     

当用重典治“官赌”

赌博之害,在祸国败家,蠹政害民。因此,历代统治者大都禁止赌博。相比之下,官员赌博比民间赌博危害更大。因此大凡历史上有作为的明君贤臣,莫不把官赌视为误国、亡国之道,把惩治官赌作为治国、兴国之道,从而在禁止民间赌博的同时,对惩治官员赌博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和法令。战国时期魏国改革家李悝制定的《法经》,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其中《杂律·嬉禁》不只规定,无论官员百姓博戏罚款;而且规定,即使贵为王位继承人的太子,也要“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至汉代,《汉律》仍然保留了这一法令,从严惩处参与赌博的官员直至诸侯王。…     

赌博包围中国

“境外赌场包围中国”、“中国地下赌场泛滥”,一段时间以来,对国内部分地区赌博之风愈演愈烈的报道最终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禁赌人民战争”——从2005年1月11日起,公安部与其他部委联于开展“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     

吏治腐败与体制、机制创新

吏治腐败是最大、最严重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为特征的吏治腐败现象,并且呈现出多案窝案化、公开半公开化、资金大额化、职务高级化等特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现行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的缺陷和弊端,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且不受制约或很少受到有效制约;权力--责任--利益机制扭曲,权力利益巨大化和权力责任虚空化倾向严重;监督乏力,惩治被动,导致"腐败黑数"大量存在.要遏制和消除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吏治腐败现象,最重要的是要实现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的创新.     

论法治与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政府权力受到社会和公民限制的政府,法治下的政府才能成为有限政府.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调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遏制政府权力的专横和腐败,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没有高度的民主,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政府权力,也就无法真正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是建立有限政府的基础,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势力均衡,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制约.     

转型时期美国城市中的政治腐败问题及其改革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美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城市中的政治腐败问题更加严重 ,其根本原因是城市政治制度发展的滞后。一批城市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对旧的市政体制进行了改革 ,取消了以城市老板为首的政治核心小集团对市政的操纵 ,使腐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

19世纪末、2 0世纪初 ,美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政治腐败问题因社会转型而更加严重 ,成为美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巨大障碍。为此 ,政府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 ,改政党“分赃制”为“功绩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漫延 ,为美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提供了人事制度保障。     

高拱实政用人改革实践及成效

高拱生活在明朝后期，由于看到用人制度的腐败及其严重后果，在对当时官吏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大破格整顿，必不能易乱以为治”的思想，利用自己内阁首辅掌管官吏的职权，大力推行实政用人改革措施，革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官场弊端，激活已经衰退了的用人机制，提高机关衙门的办事效率，维护正在衰落的封建统治，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开创了明代吏制改革的先河，并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     

论网络舆情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

在网络政治时代,网络舆情已成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巨大挑战,也能为消除地方公信力危机提供契机和支持,进而提高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网络舆情背景下地方政府守旧行政思维、政府信息公开不足和不及时、政府回应性不足和腐败不断滋生造成的地方政府公信力下降问题,提出需要转变行政思维和理念,规范信息公开制度,进行及时行政问责,建设责任政府,正确对待网络监督,完善监督体系,使网络舆情能为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服务。     

对晚清──民国时期民间禁彩的透视

晚清时期一种新的赌博形式：“彩票”赌兴起。由于它牵涉范围甚广,影响很大,因而从它一开始兴起就已伴随着强烈要求禁彩的呼吁,尤其是民间社会力量禁彩呼吁日益炽烈,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显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团体力量、民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政策俘获危害性及对策——以武汉城市圈建设为例

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开展的"两型社会"建设必须要考虑其特定的历史时空背景。当下的社会转型,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步伐还没有完全一致,这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较大的进步,市场和社会力量得到较大发展,而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相对滞后,政府的权力集中仍较为严重,政府仍然掌控着社会中最多的资源。这种政经体制改革的时差,使得市场和社会对政府俘获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如何防止政府被俘获,偏离其应有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是我们在"两型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晚清吏治腐败原因探究

晚清以降,国家内忧外患频发,社会激荡突变.社会处于严重脱序状态,贪污腐化趁机滋生蔓长.影响到吏治腐败的原因很多,其中皇权至上、专制独裁,缺乏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是吏治腐败的根源.此外奢靡之风盛行、俸禄制度与现实脱节、以及因捐纳制度泛滥都在清末的吏治腐败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史为鉴,对晚清吏治腐败产生的根源进行全面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在全面进行现代化改革和建设中提高警惕,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