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的六十年来 ,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引人瞩目 ,大体可以概括为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客体多元化、研究理论多元化和研究方法多元化等四大表征。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之所以如此显著 ,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新史学的倡导和实践、史学研究体制方面的多元性以及高等教育的平民化等 ;二是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参照系和动力来源 ,使得美国的史学多元性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史学多元性发展有所区别 ;三是新技术革命造成的日新月异的大环境对美国史学提出了多元性发展的要求 ,也为多元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在取得成绩的同时 ,也显露出“碎化”与“综合”、相对主义及重新认识政治与历史的关系等值得思考的问题     

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其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和互动性思维等原则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国内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思考和厘正,尤其是“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概念的翻译与定义、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私人史学”之间的关系、公共史学的种类、“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的有效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与新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等等.     

史学“科学化”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趋向

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过程,其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史学实践上也出现了不少的“偏弊”现象。如何认识与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利弊得失,当今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由此,也造成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对近代中国史学“科学化”行程予以回顾与反省,可为21世纪史学发展提供重要的启示。史学“科学化”曾为中国史学走出中世纪开辟先路,至今仍是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21世纪中国史学如何承继“科学化”的传统,摒弃其中的极端因素,构建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范式,正是当今中国史学亟待努力的方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流程与流派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经历过五个“流程”,即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流程”史学总汇为三“流派”,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思潮来自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主流,乃中国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世致用”与当今中国史学的出路

怎样认识和评价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是关系到今天史学发展的大问题。本文对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在今天的史学研究中仍然应该高扬“经世致用”的精神。因为首先，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是史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因此，史学研究无法逃避“经世致用”的功能。其次，“经世致用”的精神与“帝王之术”是根本对立的，因为“经世致用”的精神的核心就是学术为社会服务，为民众服务，就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而今天的史学的出路就在于坚持、发扬“经世致用”精神，为今天的社会和民众服务。     

简论战国诸子史学思想

战国时期“托古之风”是一场研究古史的史学实践活动,诸子们把历史发展看做一个过程,逐渐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转向重视史学教育作用,提出的史学思想和原则,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批判与继承：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史学史考察——以《读通鉴论》为分析样本

就法制史学史角度而言,王夫之的代表作《读通鉴论》是针对《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某段史实而发表的议论。在书中,王夫之对中国古代法制问题提出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见解和主张。尤其是在法制史学理论方面,他提出法制要“趋时更新”、“循天下之公”等进步观点,在改造封建法制正统体系的学说基础上,对历史上各代的法律体系、立法史学、司法制度史学等进行多角度考证,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探讨和研究其发展规律,并提出了许多带有民主主义倾向、复兴民族国家的新型法制史学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法制史举内容．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

中国史学如何走向21世纪?21世纪的中国史学的内涵及特征又是怎样的?在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学术交流日渐增多的现阶段,要不要坚持民族特色?何谓民族特色?民族特色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为充分和集中地表达意见,本刊特组织4篇笔谈,以期对“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的研讨有所推动。著名学者瞿林东、张广智认为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必须坚持民族特色,并各自对此问题作了不同的阐述。来自台湾的学者戴晋新则对此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极大地拓展了问题的空间。周一平等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发展作了具体的诠释,周一平认为比较研究是中国史学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必由之路和良好方法。     

“历史研究与三个面向”学术座谈会综述

1986年6月21日,陕西省历史学会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历史研究与三个面向”学术座谈会,会议重点探讨了历史研究如何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做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问题。与会同志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史学的价值和功能、史学的变革和发展、以及史学在未来的方向和趋势等专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现将会议上的发言论点综述如下:     

社会转型与史学变革

一 人们公认,中国目前的社会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转型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人文科学的“龙头”——历史学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而且,危机一直持续至今。于是,在“史学危机”余音袅袅的氛围中,人们又合乎情理地提出了“史学改革”的呼声。对此,学者们的普遍看法是:一方面,史学与社会脱节了,即史学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转型期所提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复杂需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阶段,社会本身对史学研究的需求量必然是趋于越来越小。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就只能使人们认为:史学除了忍受冷落,似乎没有其他更     

美国现代史学主要流派的演变与反思

美国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进步主义史学、新保守主义史学、新左派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史学等四大流派。美国现代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实用主义、多元化和国际化这三种鲜明的特点。美国现代史学每一学派的兴盛与衰落都是和美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分不开的,每一学派既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美国历史发展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发明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但也产生了诸如史学研究“破碎化”、缺乏统一的课题等问题。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史学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开始重新提倡史学的综合性和叙事性。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史学危机与史学意识

“史学危机”呼声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反应和初步调整。两次“史学危机”高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对史学意识的刺激作用也有差异 ,同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突破单纯批评的角度 ,对史学危机进行研究 ,是发掘它与史学意识内在关联的重要前提。     

“史学学”的创建及其意义

文章认为，教学实践中的“史学概论”不是一门严格的学科，必须由“史学学”取代；“史学学”是以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研究历史学的特点和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关于历史学的一种“中观理论”，它比“史学概论”更为科学；创建“史学学”既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又是长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必然结果；科学的“史学学”应包括两大部分、七大块共１０章内容，并有严谨的内在逻辑结构；这样的“史学学”必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正>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新的史学价值观和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为武器系统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推动了近代的“史学革命”。梁氏之所以能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宗师,不仅因其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更由于他能从国情出发,大胆引进外国的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在应用中创新,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我们便以他对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的借鉴为例,一方面探讨梁氏早期史学思想的渊源,另方面分析他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的作法。     

中国史学四十年的轨迹与启示

中国当代史学在“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的基本思想指导下,已经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就。中国史学的四十年,是富有成就却道路坎坷的四十年。回顾史学四十年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教训,从中获取某些启示,有利于中国史学的建设和发展。     

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

比较中日两国史学的“同中之异”,有助于史学理论、史学史以及一般历史研究的深入,历史学的发展呼唤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官方修史是东方史学区别于西方史学的最明显特征,日本官修史未达到中国官方修史的成熟、丰富及连续不断,却具有修史主体不限于天皇朝廷名义的特点。日本的历史理念,具有不认可政权鼎革、较早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以及将天皇血统绝对化的“神皇正统”论等等思想,这对日本史学发展和日本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不可忽略的影响。     

浅谈“问题史学”的方法论原则

近年来,人们对“史学危机”已发了不少议论,史学界同仁为克服“史学危机”也提出了诸种方法:1)、史学要面向现实,要为现实服务;2)、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尽快建立起完整的史学理论体系;3)、更新研究方法,实行跨学科研究;4)、打破传统史学主要局限于政治史的局面,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等等。应该承认,凡此种种都从不同角度,对史学改革有所推动,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史学危机”,首先必须改变我们传统的史学方法论观念。笔者认为,战后在国际史坛上叱咤风云的法国新史学派提出的“问题史学”概念,在这方面对我们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问题史学”涉及的并不是研究对象的问题,而是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史学流派会有不     

彼得&#183;伯克：《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

二十世纪国际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史学流派无疑是法国年鉴学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已渗透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为各国史学家所广泛采纳和应用，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英国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的《法国史学革命：1929—1989年的年鉴学派》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