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多次”与不作为探析

在不作为犯罪中,其行为次数的判断不但对定罪起决定作用,也会对量刑有很大影响;鉴于不作为的特殊性,除了适用与作为相同的认定规则外,还要考虑作为义务的个数以及行为人是否具有同时履行数个作为义务的可能性;在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次数关系上,既要注意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也要注意两者之间的竞合。     

环境伦理视野中的环境刑法法益

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存在着联系,它们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区别.我国环境刑法法益的选择或确定应遵循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我国环境刑法法益应当是人类的生存或安全.首先是人类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财产这些直接法益,其次是人类的生命、健康赖于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或其中的要素这些间接的法益.     

“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亲亲相隐”的观念是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至民国时期在量刑时予以减免的根据。此观念和法律规定在西方亦有体现。“亲亲相隐”体现的是人的天然本性,“大义灭亲”维护的则是法律的正义。国内学术界就此问题曾展开过针锋相对的论战：一说“亲亲相隐”虽然有违现行法律,但它符合和顺应人性的正当发展,现行法律应做适当修改;一说“亲亲相隐”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情与法历来就是困扰着人类的问题,但我们不仅在学理上更应该在实践中去寻找一条两者相融的道路。     

国际刑法视野下的中国刑法之评判

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是相互观照、共同发展的。在经济全球化、法律国际化趋势日益走强的当代国际社会,以国际刑法为视角去检视中国刑法是必要的。当下,中国刑法的基本理念与国际刑法发展的潮流还不够契合;某些犯罪的入罪范围和入罪标准与国际刑法规范不尽一致;立法技术从便利刑事司法合作角度考量也不尽成熟。因此,中国刑法的发展需在因应国内客观情势发展需要的同时,关注国际刑法的发展和要求,在兼顾内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     

宪政视野下的“风险刑法”反思

“风险刑法”无论在内涵还是表现形态上都迥异于传统刑法,也对其形成一定的冲击与超越.“风险刑法”在风险治理上的优势决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但是“风险刑法”也须以宪政为基础,从宪政维度反思其负面影响是必要的警醒,从宪政视野解读其发展取向是未来的期许.风险刑事立法的谦抑、风险刑事司法的克制、宪法性法益概念的引入和违宪审查制度的确立是“风险刑法”基本发展取向,其将使得“风险刑法”的安全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之间的张力得到一定的缓解.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我国刑法中“淫秽物品”的范围及判断标准的探讨

修改后的刑法典涉及“淫秽物品”的犯罪有五个:第152条走私淫秽物品罪,第363条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第364条传播淫秽物品罪,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1〕从犯罪成立的角度来看,“淫秽物品”是上述各个罪种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明确其范围、种类、判断标准对于正确认定、惩处此类犯罪的意义自不待言。本文拟从介绍、分析关于“淫秽物品”的刑事法律和非刑事法律规定入手,对“淫秽物品”范围、种类、判断标准作初步探讨。一、“淫秽物品”的非刑事法律规定及内容所谓“淫秽物品”的非刑…     

本体论视野中的荀子“礼论”

本文认为荀子首先从赋予礼以新意义,建立新礼学入手,彻底否定了远古以降的神学本体论;其次用天人相分的观点考察人性,把人性之善看成是后天之善,打破了思孟学派的心性进路的道德形上学;最后通过对礼起源的论述、认为礼为天地运行之摹本,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     

“大义灭亲”条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诠释——以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大义灭亲作为宗法家族制下的忠君逻辑,是以君权为中心的统治之术的体现,相对于亲亲相隐,其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宗法家族统治体制主流的立法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中所体现的大义灭亲条款实则体现了国家权力下沉的政治逻辑。面对这一历史倒退性的规定,2010年新的司法解释则是对大义灭亲条款的纠正,体现出一种从强制性义务到可选择性权利的转变,符合人类本能之爱的伦理道德,是和谐价值观的体现,具有进步意义。     

实体刑法视野下的“有利于被告”原则

实体刑法视野下的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出现刑法无明文规定、刑法规定模糊不清和规定相冲突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解释.该原则可以从刑法的制定、刑法的机能和价值、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协调统一等方面找到理论根据.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三常”法治观的刑法哲学之维

在“西方现代性范式”大行其道的中国“法治”语境中,陈忠林教授所倡导的“三常”(常理、常识、常情)法治观弥足珍贵。“三常”不应是倡言者一个人的“三常”。笔者以刑事法治为分析中心,运用刑法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位一体的立体思维模式对其予以解读和反思,并得出结论认为:其中贯穿始终的“三常”范式超然于“应然”与“实然”之间,为人们寻求“应然”与“实然”高度结合的刑事法律制度开辟了一条崭新的理论道路。最后,笔者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追问和质疑。     

论刑法的道德性

刑法的道德性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命题.分离论认为道德与刑法之间是完全分离的,刑法本身可以作为一个与价值、道德无涉的经验事实.而融合论则强调刑法与道德之间的融合性,刑法具有道德内涵和基础,其道德性不仅可以证成刑法的正当性,还可以排除肆意的刑罚权.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     

关于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界定

我国1997年刑法第389条第1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所以,认定行贿罪要求主体主观上具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方可成立。关于对“不正当利益”的界定,尽管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的外延不易过宽,只要国家明令禁止获取的利益才是不正当利益。也就是说,“不正当利益”等同与“非法利益。”第二种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     

“深度伪造”技术的刑法规制体系构建

作为人工智能应用的重点领域,"深度伪造"技术借助于"深度学习"技术和"生成式对抗网络"模型,能对影音图像进行高精度合成。刑法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必要性在于该技术易被滥用;正当性源于对该技术的自主性、便捷性、逼真性等特征及其隐患的审视;可行性基于域外有对该技术进行规制的立法经验。我国刑法规制"深度伪造"技术应秉持以下立场: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审视该技术的风险与收益,合理控制刑法介入的深度,以发挥刑法的预防机能为目标。具体可采取三条规制路径:通过强化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从前端防范"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通过增设"身份冒用罪",强化个人身份的刑法保护,规范"深度伪造"技术的合理使用;通过"通知—删除""发现—标识""发现—删除"义务的履行,强化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预防"深度伪造"的危害后果传播。     

“因逃逸致人死亡”法条分析——兼评交通肇事罪共犯

作者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实质上是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情节，“逃逸”为非罪行为，因此，“指示逃逸”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正确定性“逃逸”行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下的“全球伦理”

面对诸多全球困境,当代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思提出了"全球伦理"理论。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从生产、生活的现实视角出发,提出了世界历史观。在此,我们可以世界历史观为一独特视角审视与考察"全球伦理"理论,凸现其理论价值与意义,揭示其局限与薄弱之处,并引发相关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