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史料所见程伟元事迹拾遗

程伟元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重要人物,近年他的事迹陆续有零星发现,如赵建忠《新发现的程伟元佚诗及相关红学史料的考辨》（《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辑）、詹颂《新发现朝鲜史料中有关程伟元的记载--兼论程伟元生平资料的考索与研究》（《曹雪芹研究》2011年第2辑）皆对程伟元事迹有所发覆。笔者亦发现两条有关程伟元的朝鲜史料,简述如下。     

试析《西国近事汇编》对日本的认识

时事译刊《西国近事汇编》是晚清洋务派主办的一份期刊,它持续发行了27年(187—1899),在当时中国城市社会和土绅中曾造成较大影响,被誉为“求近时四裔情形”的“唯一”渠道”和“欲知各国近今情形”的“最可读”的刊物.《西国近事汇编》虽冠以“西国”之名,其实不限于欧美国家,而是“各国近事简编”.该刊的五洲信息条数(另起一段为一条.无重复统计.下同),占其总数的20%,其中日本信息(对外关系中,凡涉及日本的均归入日本)1689条,占亚洲的31.7%,高居榜首.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所占比重仅次于英、法、俄、德、美,位居第六,接近大英帝国的1/3.其关于日本的报道,内容十分广泛丰富,涉及到近代日本各个方面的大部分重要人物和事件.本文将以该书对明治维新等重大事件的报道所表现的对近代化和中日关系的态度,探析甲午以前(1893年)《西国近事汇编》对日本的认识.     

《逸周书·大匡解》所见货币史料及相关问题考述

《大匡解》是《逸周书》中比较重要的一篇,篇中保存了先秦时期有关货币借贷及货币铸造的史料。这两条史料反映了战国时期货币经济发展状况,并为《逸周书.大匡解》成文于战国中晚期提供了佐证。     

关于汪国钧著《内蒙古纪闻》

1、前言 具体地记载处于清朝统治下的蒙古社会状况的史料格外缺乏,此事还与蒙古史料的变迁和收存状况有关。构成清朝统治时期以前的蒙古语史料的核心,是所谓“编年史”类史料,可是这种史料的记事传统终结于18世纪的前半叶。继而出现的是“系谱”类史料,不过即使掌握了王公的谱图,也不会了解此外的其他情况。再有《高僧传》一书,对于西藏和蒙古佛教史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史料,然而对于这些史料的利用则总局限于特定的范围。《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两部法律史料,是广义的有关行政方面的史料,但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分析和研究,则需要依靠档案来印证。     

关于马步青、马步芳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几条史料

迄今为止 ,尚未发现西北马家军阀与侵华日军从事军火交易的材料。幸运的是 ,近年笔者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询资料时 ,发现了四条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史料 ,为我们研究“二马”为扩充自己的势力 ,暗中与侵华日军进行秘密接触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弥足珍贵。这里就以上几条史料进行一下介绍 ,以供治西北回族史的同人们参考。涉及二者武器交易的史料 ,笔者发现的共有四条 ,题目分别为《马步青武器购入件》、《对马步青、马步芳售出兵器件》、《相关给中国出售兵器件》以及《给中国出…     

《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辨析

《曾水源、林凤祥、李开芳为西王有难禀东王等》,是英国柯文南博士(Dr.C.CurWen)从英国公共档案局发现的一份中文档案史料。原编号F.O.682,279/A3,新编号F.O.931/1350。先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报发表,我国《历史研究》1977年第4期曾转载。后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的《太平天国文献史料     

北朝《李骞墓志》考释

李骞是北朝赵郡李氏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李骞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生平以及赵郡李氏的有关问题提供了新史料。结合墓志和相关史料可知,李骞原名希义,字景让,后改名骞,再改字希义;李骞家族原来聚居平棘,后来迁居柏仁;李骞庶长兄长钧未被记入《李骞墓志》,李骞长女宝信当为高延宗妃;李骞生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公元508年）,卒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9年）,曾在北魏和东魏担任多种官职;《李骞墓志》出土于河北省赞皇县。     

简论清代学者贡布嘉撰述的藏文史书《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

本文主要阐述了清代蒙古族学者贡布嘉用藏文撰写的《汉区佛教源流》的史料来源,经过比较认为作者大量参考了汉文和藏文史料,汉文史料主要有《史记》、《汉书》、汉传佛教五大高僧传记、隋代的《众经目录》、元代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等,藏文史料有《如意宝树史》等。作者驾驭史料娴熟,对于汉地佛教发展历史表述线索清晰。本书是反映清代汉、藏、蒙三地学术交流的代表著作,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考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海署”,是清季洋务派在“海防”活动中建立的领导全国海军事务的重要机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于“国防部”(兵部)之外的“海军部”。可是,对于这个机构,我们所知甚少。无论《大清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史稿》等清代典章史料,还是今人的研究著作(如《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等)都缺乏专门记载和论述。《清末海军史料》的编者说:“我们曾努力查找清海军衙门档     

略论《历代名臣奏议》的历史价值

明成祖永乐十四年由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著的《历代名臣奏议》,分六十四门、共三百五十卷,它是一部收集了上自商周,下迄宋元约二千余位历代名臣的奏议汇编。现就它的史料来源和文献价值,作一论述,考察其历史价值,以求教于方家。是书材料来源及其史料价值由于《历代名臣奏议》是历代名臣奏议的汇编,因此它的编纂也与当时著名的《永乐大典》有着类似的特点,即大致抄录前人的古籍,一般而言,史料价值不大。有关它的史料来源,大致可分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商周至唐之前的奏议,大多抄录《尚书》、《春秋》、《战国策》、《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盐铁论》、《新语》、诸子     

关于薛福成家族的一条错编经济史料

最近,我重读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发现下册在“薛南溟的土地投资”标题下,引用《新创造》2卷1、2期合刊《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一文内容,与薛福成家族的事实不相符合,是一条有关薛福成家族张冠李戴的错编经济史料。该史料说:“前清嘉庆年间为(无锡)礼社薛姓地主(薛福成、薛南溟家族)全盛时期。……洪杨起义时,薛氏练乡勇保卫地方,甚且远征苏常”①。句中括号内文字,系编者所加。这样就有三个问题必须商讨:一是与薛福成家族历史状况相符否;二是薛福成家族在太平天国后期办过团练吗;三是该史料能否用来“说明薛氏家族早期情况”②。薛福成是两次鸦片战争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是早期维新思想代表人物之一,是外交家与政论家。他一生著述甚多,研究者不少,所以,对上述资料有辨正的必要。     

利玛窦在南昌的文化活动及影响

一、利玛窦与南昌 入华耶稣会土中,最受推崇者为意籍会士利玛窦(1552—1610),以其来华之早、经历之长、著述之丰、影响之大,可视为基督教于明末重返中国第一人。 利玛窦在华活动之地,主要是广东肇庆、韶州、江西南昌、南都南京及京城北京。关于他在广东、南京、北京之活动,已有论述,但尚无专文论及其在南昌的活动及影响。实际上,利氏在南昌居留达三年之久(1595、6—1598、6),其最早的两部中文著作《友道》、《西国记法》、     

艺术拯救历史的经典范本——关于小说《铁道游击队》背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

小说《铁道游击队》是红色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说故事所讲述的人物与事件,都是对历史真实的忠实记录;然而我们重新去阅读有关史料,却又发现了许多值得商榷的疑点问题:是《铁道游击队》营造了"鲁南铁道大队"的光荣战史,而不是"鲁南铁道大队"成就了《铁道游击队》的艺术辉煌!在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之间,是艺术拯救了历史并使其具有了"真实"性,它生动地反映了红色经典的形成过程。     

《太公家教》考补

《太公家教》是敦煌遗书中的教育史料,也是我国唐宋之际广为流行的童蒙读物之一。在敦煌遗书中,《太公家教》写本在石室竟发现有三十六本之多,这是它当时广为普及和影响深远的生动说明。可是,对于《太公家教》一书,我国老一代敦煌学家和令人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太公家教》是“童蒙读物”;一种认为《太公家教》是“谚语汇海”和“民间谚语”。还有,老一代敦煌学家对于《太公家教》的录记、跋文等等,尚有疏漏和与实际未合地方。对此,笔者不揣浅陋,也就《太公家教》研究中的诸如写本情况、录文、内容及性质等方面试图做一些考补工作,以期于《太公家教》研究有所裨益。     

《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旧唐书》是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肯定其史料价值,而指斥其编纂的粗糙.实质上,《旧唐书》历三朝史馆而撰成,已脱离国史、实录的史料形态而成为第一部专门记载唐朝盛衰转变的专著.尤其是,《旧唐书》深层次解读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与唐朝兴亡的关系,多重维度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面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了唐朝与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些编纂成就实已超越单纯的史料价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旧唐书》的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重新予以估量,这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大有裨益.     

秋瑾生年应为一八七七年——从日本新发现的两则史料谈起

<正> 关于秋瑾生年,目前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秋瑾卒年29岁,生于1879年;二是卒年31岁,生于1877年;三是卒年33岁,生于1875年。日本学者、《清末小说研究》主编樽本照雄先生以最近从日本报纸中发现的新材料,为1877生年说提供了新的史料根据,从而补充与论证了郭延礼同志《秋瑾年谱》中一八七七生年说的可靠性。樽本照雄先生在他的《秋瑾来日时的新闻报道》中这样写道:“秋瑾年令二十八岁,是记者听秋瑾本人说的(见以下史料)。关于秋瑾的生年,众说纷纭,这两则史料,为1877生年说提供了可靠的史料根据。(参照:郭延礼《秋瑾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9月出版、第5—10页)。”(载《中国文艺研究     

《吕氏春秋》天文史料与《史记·天官书》比较探析

战国末期吕不韦集合门人所成的《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而保存了大量史料,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的天文史料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非凡角色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影响。此外,同样相关内容亦集中反映于中国上古天文史料之集大成者《史记·天官书》中。两者相较不仅对探究上古中国天文学史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而且对后人解读与爬梳早期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大有裨益。     

鸳鸯绣出从君看，亦把金针度与人－－评陶敏、李一飞新著《隋唐五代文学史科学》

回首上个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但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和建构却相对滞后，其间虽出版过潘树广的《中国文学史料学》（黄山书社，1992），徐有富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但这两本大著都是通论性质的，而具体涉及某一时期的文学史料学专著却未能见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九十年代中期，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和时任总编的傅璇琮倡议策划，拟编纂一套《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由傅任主编，邀约国内各有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分头撰稿，以期尽快改变中国…     

元代史料丛刊开始出版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的元代史料丛刊,近日已开始出版。 多年来,从事元史研究的同志都希望能够把元代一些分散而又重要的史料汇集起来,加以整理出版,这不仅可以提供元史研究的方便,而且也是元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浙江古籍出版社根据元史学界的这一要求,拟定了《元代史料丛刊》的编辑计划,将分辑整理出版一些元代史料。每一辑大体上构成一个整体,侧重于史料的某个方面,编印若干册,要求收入的史料有较高的研究使用价值。每辑各册出齐后,再编一本这辑的综合索引,以便读者检索。第一辑是“政书类”,分编八册,书目有《通制条格》、《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吏学指南》、《庙学典礼》、《宪台通纪》、《秘书监志》、《元名臣奉议》(上、下)。第二辑准备汇元代碑传文字。     

浅析司马迁的史料选取思想——以《史记·晋世家》为例

本文从分析《晋世家》叙事结构出发,通过勾勒司马迁以“考信于六艺”为史料选取的标准,即以“六艺”为考核《春秋》、《左传》和诸子百家中史料的真实性的标准这一事实,揭示司马迁在史料选取中所蕴含的更深刻的历史学思想：在建构历史叙述中,史学家的历史思维是贯穿并决定所有史料选取的最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