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实证研究

本文从巴罗的经济增长理论入手,探讨了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和政府支出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关于政府支出最优规模模型。同时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不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下,劳动数量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重要的是实际财政支出规模均达不到最优规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规模的考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南京和无锡为例

本文在1980-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础上,对南京市、无锡市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角度考察了其地方政府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南京市的政府财政收入规模过大,但财政支出规模过小,根据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计算出的最佳政府支出规模,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应为26%;无锡市整体政府财政规模过小,相应得出的最佳政府支出规模应为22.6%。最后,本文对这一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     

生产投入、政府激励与企业生产规模决策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同时面临外生性和内生性因素影响的需求不确定环境下,通过建立生产投入,政府激励和企业生产规模的决策模型,在研究企业生产投入的价值表达式的基础上,分析了生产投入,政府激励与企业生产规模决策之间的作用机理,对临界值方程、最优生产规模和最优政府激励作了分析.并通过模拟赋值对数理模型进行了数值分析.研究表明:1)灵活的企业可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参考资本化未来生产规模、政府激励现金流、放弃期权价值和需求变化期权价值等对生产规模进行最优化调整;2)当企业单位时间收益流满足一定水平时,存在最优生产规模方程和最优政府激励方程及其相应的阈值方程;3)生产投入,政府激励及企业生产规模之间联系密切,灵活的企业可据此对生产进行动态调整.此外,还与外生性模型作比较验证了该模型的适应性等.由此,可作为需求不确定环境下加强企业生产规模决策的一种参考.     

生产投入、政府激励与企业生产规模决策

在同时面临外生性和内生性因素影响的需求不确定环境下,通过建立生产投入、政府激励和企业生产规模的决策模型,在研究企业生产投入的价值表达式的基础上,分析了生产投入、政府激励与企业生产规模决策之间的作用机理,对临界值方程、最优生产规模和最优政府激励作了分析.并通过模拟赋值对数理模型进行了数值分析.研究表明:1)灵活的企业可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参考资本化未来生产规模、政府激励现金流、放弃期权价值和需求变化期权价值等对生产规模进行最优化调整;2)当企业单位时间收益流满足一定水平时,存在最优生产规模方程和最优政府激励方程及其相应的阈值方程;3)生产投入、政府激励及企业生产规模之间联系密切,灵活的企业可据此对生产进行动态调整.此外,还与外生性模型作比较验证了该模型的适应性等.由此,可作为需求不确定环境下加强企业生产规模决策的一种参考.     

Stackelberg模型的拓展及在政府对发电市场规制中的应用

本文基于政府规制的思想,借鉴Stackelberg模型的动态博弈研究方法,通过研究政府和发电企业的行为策略,建立了二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然后在对模型均衡解分析的基础上,刻画出发电市场的最优规模,紧接着进行算例分析,并得出了结论。     

防减灾投资支出、灾害控制与经济增长——经济学解析与中国实证

本文通过一个具有风险约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防减灾支出与灾害控制、防减灾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设定,利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预期效用和风险决策原理建立了一个两期的防减灾支出与经济增长模型,并以1990-2009年的中国灾害损失与经济发展数据为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结论是,在满足风险预期的约束条件和灾害总成本最小化的目标控制过程中,政府的防减灾投资支出存在最优的规模效应,适当水平的防减灾投资支出可以有效控制灾害损失;但是防减灾投资支出对当前以及近期资本存量积累和消费预期的影响程度在我国十分有限,政府的最优决策行为应该是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防减灾工作,一个完整而且有效的灾害管理体系应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在一般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预防性的防减灾投资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并鼓励个人积极参与防减灾过程。     

需求不确定情况下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的最优补贴

从化解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外部效应出发，对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如何给购买者提供补贴问题进行了研究。假定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讨论了需求函数分别为加法形式与乘积形式时，企业如何确定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以及政府如何选择补贴方式的策略问题。研究认为：给定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政府提供的最优补贴或者价格折扣、企业最优产量以及政府实际补贴支出随着政府期望实现销售目标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从政府补贴支出最小化角度来看，固定额度补贴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给定政府补贴支出，从实现企业产量最大化角度来看，价格折扣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对消费者来讲，政府应用价格折扣方式能够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支出，提高消费者获得的福利剩余。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中国内部国债发行规模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国债余额、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利率水平等.在前人所做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中国内部国债发行规模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政府支出绩效评价与企业创新

政府支出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政府支出绩效评价作为一项“管理型”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能够提高政府支出效率及加强政府治理能力。那么，政府科技支出绩效评价是否会促进企业创新？研究发现，在政府科技支出绩效评价覆盖率较高的地区，企业创新产出更多。这一关系在不同类型的创新中都存在，但在不同企业中存在差异。在更容易受到政府激励的企业（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所在地技术市场交易规模较小的企业）和更容易被政府控制的企业（国有企业、获得政府创新补贴的企业）中，绩效评价的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政府支出绩效评价降低了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吸引地区和企业进行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要素投入，从而增加企业创新产出。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政府支出压力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对更好地发挥政府创新支持作用有一定的启示。     

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1978～2004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回归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农村公共支出、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家财政的农村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公共支出的管理、运用效率低下,其作用在统计上并不十分显著;从支出结构看,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比过高,而农业科研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过低,而且,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和目标偏差,使得政府公共支出在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作用不甚明显,从而限制了政府增进社会福利功能的发挥,进而不利于公平增长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改变农村公共支出结构以及如何将公共支出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相结合等问题。     

执行时间视角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激励政策优化研究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中国需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而激励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鉴于此,本文采用实物期权方法评价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分析了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经济性,提出模型假设,接着构建并求解实物期权模型。为更直观地评价激励政策效果,本文利用最优执行条件求解项目预期执行时间和不同技术水平下的激励政策最优值。最后,以光伏发电项目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①目前,中国光伏产业还难以独立发展,仍需国家政策的支持,但现行或曾实施的光伏激励政策存在超额激励现象。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为鼓励投资者及时投资,政府需提高激励力度。③从政府支出、政策效果和技术影响三个角度综合分析,单项激励政策中上网电价政策效果最佳,但政府支出较高;价格补贴政策效果偏弱,但政府支出较低;与其他两项政策相比,成本补偿政策效果较差。     

市场主体信心与财政乘数效应的非线性特征——基于SVAR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本文基于SVAR模型和反事实分析,利用季度数据,实证考察了市场信心对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效应重要影响。分析表明,在经济遭遇较强外部冲击时,以支出扩张为主的需求管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信心恢复放大了财政政策乘数效应。但随着经济逐步走出危机阴影,市场信心作用开始减弱。同时随着需求管理政策实施时间递延,支出扩张的边际增长效应开始递减,为满足支出需要,持续增税的负面效应开始递增。扩支增收效应相互叠加,再加上财政收支结构不当选择,使市场主体信心开始逐步受到侵蚀,并产生较强谨慎动机。市场信心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使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快速减弱。所以动态考察我国以扩支增收为主要特征的财政调控,尽管应对危机的乘数效应特别显著,但长期看乘数效应却非常弱,甚至出现非凯恩斯效应。本文政策含义非常明确,充分利用市场信心与财政政策效应非线性特征先验知识,适时转换需求管理型财政调控策略,既可避免经济增长对财政扩张政策过度依赖,又可提高财政政策灵活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基于差异产品的政府最优R&D补贴策略研究

本文建立考虑产品差异的三阶段双寡头博弈模型:第一阶段政府选择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补贴率,第二阶段企业确定自己的R&D水平,第三阶段企业确定产品价格进行伯川德竞争。根据双寡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是否合作,给出了R&D竞争、R&D卡特尔、共同实验、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等五种R&D策略,得到了相应的政府最优R&D补贴率。研究表明,当技术溢出程度较低且产品水平差异不大时,政府给予采用R&D竞争策略企业的补贴率不高于采用R&D卡特尔策略的企业;当技术溢出程度较高且产品水平差异较大时,结果则相反。在政府进行最优补贴后,从促进技术进步、扩大企业规模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五种R&D策略中,共同实验最差,技术共享联盟和研究共同体则最优。     

基于Stackelberg博弈模型的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制治理研究

本文针对我国传统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制治理存在的漏洞,基于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政府部门与化工企业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首先针对政府制定安全生产管理机制的策略、针对化工企业确定产量与安全成本的策略,同时引入政府监管检查概率、社会公众监督举报安全事故的概率,以政府部门的社会效益、化工企业的经营效益为支付,分析政府与化工企业的最优反应函数,构建一种新的安全生产管理机制治理研究模型。研究发现,化工企业投入的安全生产管理费用是单位产量可变成本、被政府查处或被社会公众监督举报概率、平均损失、罚款的递增函数。政府制定的平均罚款金额是平均损失、被政府查处或被社会公众监督举报概率的递减函数。化工企业安全成本与生产成本比例的最小值与投入的最大资金呈正相关,与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害上限呈负相关。通过对博弈模型进行算例分析,发现模拟结果与研究结果相一致。本文的结论可以看作是对当下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一种思考。     

On the Measurement of Corporatism

ABSTRACT: It is noticed that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ism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s kept rather implicit. This article aims to incorporate government into the analysis in a more explicit way by analyzing whether government policies differ between corporatist and non-corporatist countri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reveal that corporatist countries are not only characterized by centralization or coordination of wage bargaining, but also by relatively high government expenditure, tax revenues, a higher ratio of active to pass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 and also higher average unemployment benefits.     

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问题一直在理论界颇有争议,对各国政府公共支出政策效应的实际考察也众说纷纭。作者认为,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这既包括与大规模的公共支出相伴随的安装和调配成本,也包括由于公共支出过程中的寻租和“非生产性寻利”行为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为了考察调整成本对公共支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展开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经验分析。自198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中央的财权相对于地方政府逐步削减、预算外支出比重不断上升、预算外支出主要由地方所控制等种种现象都表明,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了,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