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的科学定位

“严打”是一种指导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在贯彻“严打”政策时,要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的关系,在发挥刑事政策有利于打击犯罪积极作用的同时,约束“严打”破坏法制的冲动;处理好“严打”政策与刑罚轻缓化政策辩证统一的关系,用“严打”的本质要求消除“严打”一极化的发展弊病;处理好贯彻“严打”政策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努力提高执法者的宪法意识、程序意识和用和谐社会理念指导司法工作的意识。     

关于“严打”的刑法学思考

文章从刑法学的角度对“严打”进行了准确定位。认为“严打”是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刑事政策。作者对“严打”与社会主义法治、“严打”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打”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科学地探讨与分析 ,见解精辟独到 ,对消除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的争议和模糊认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严打"方针的刑法解读

“严打”是我国根据社会治安形势而提出的刑事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严打”就对我国治安工作和刑事司法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严打”的范围与对象看，“严打”符合罪之法定，从“严打”的基本要求看，“严打”符合刑之法定，刑法是“严打”的准绳。     

关于“严打”的理性思考

“严打”是我国新时期的重要刑事政策。“严打”可以充发挥刑罚的震慑功能，打击犯罪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群众同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和士气，扭转社会治安恶化的局势。但“严打”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治理犯罪和改善社会治安秩序，单靠“严打”是远远不能胜任的。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国范围的“严打”斗争中，我们应该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坚决避免因认识上的误区而带来的严打实践的负效应，应该在坚持“严打”方针的同时，坚持“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斗争策略，真正做到“严打、严管、严治、严防”，综合治理，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公平效率观对现代企业法制管理理念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法制经济 ,呼唤企业的法制管理。而影响法制经济 ,影响企业法制管理理念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们对公平效率观的认识。本文从各个不同层面分析公平效率观的深刻含义 ,从而揭示出公平效率观对现代企业法制管理理念的本质影响     

“严打”刑事政策的文化解读

"严打"刑事政策已在我国施行20多年,尽管其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它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从文化角度来说,人们所持的犯罪观是"严打"刑事政策出台并盛行的基础.只要人们的犯罪观不发生改变,"严打"刑事政策将在惩罚、抗击犯罪活动中继续扮演主角.     

法治与德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本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需要运用法律来调控经济活动,但“法治”的强制性又决定了其局限性,因此,还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只有“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才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论法制现代化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应当有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和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所谓“完备的法制”,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即是“法制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因此,认识我国现行法制的特点,明确法制现代化的要求,以及怎样实现法制现代化,这是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     

从“法制”走向“法治”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越世纪的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江总书记在这一段话中,同时使用了“法制”与“法治”这样两个概念。本文拟在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谈谈我国从法制走向法治国家的必然性问题。     

法学第三立场：蔡枢衡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认知

在民国法学家蔡枢衡先生的论述中，“殖民地性”成为描述中国近代法制的关键词，也是中国近代法制性质的一个面相。在蔡枢衡看来，法制的“殖民地性”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属性。在去殖民化的社会思潮中，法制的“殖民地性”变得更加明显，中国近代法制变革的目标也更加明确。在这一过程中，“唯新是从”的法制变革模式引起“中国法学的贫困”，法律认知上的形式主义使得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严格区分开来，由此，作为社会事实的法制发展出现了“断裂”。循着蔡枢衡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殖民地性”的解释脉络，厘清蔡枢衡意义上“沈派”与“反沈派”的历史社会处境，明确蔡枢衡“法学第三立场”的世界观、法律观和方法论，为当下的法学本土化路径之探索提供启发。     

论刑事证据的法律分类

本文对刑事证据的“种类”、“分类”之称谓进行辨析,认为两者实质含义一致,进而提出采 用“法律上的分类”与“理论上的分类”的观点。作者立足我国刑事证据的立法分类,分析其规定不足, 建议重新分类,特别指出刑事证据分类应注视一、二审的转化问题和与今后将建立的证据规则相衔接 问题。     

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刑法伦理学”提出之初步构想

刑法与道德是有内在联系的,通过分析刑法的伦理品性,可以看到"惩恶扬善"的道德理念是刑法与道德的共同价值追求,这表明了刑法与伦理学"相遇"的必然性.这为追问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为"刑法伦理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刑法的“和谐”道德理念

"和谐"作为一种道德理念与事物的完美状态,千百年来为人类所孜孜以求。和谐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诸层次系统所达到之良好状态。作者认为"和谐"理念在刑法中,内在地表现为刑法主要价值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而外在体现于刑法运行过程之中,并认为良善刑法必然体现并追求"和谐"之道德理念,也惟有"和谐"之刑法方能真正促进并实现社会和谐。     

刑事辩护制度与诉讼正义

刑事辩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正义追求的结果。文章探讨了刑事辩护制度对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保障功能,认为刑事辩护制度的运作,保障了被指控人的主体参与者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有助于法官中立和程序自治,从而促成程序正义的实现。同时,刑事辩护制度的展开,完善了控辩对抗机制,通过对抗揭发案件真相,并提供多样化的法律选择,从而最终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地下钱庄行为的定性与防控——刑法与经济法互动的视角

地下钱庄并非规范的法律概念，我国对地下钱庄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基于其组织的非正规性而非其行为的违法性，对地下钱庄行为更多地是借助刑法规制和执法严惩而非制度规范和监管指引。以刑法与经济法互动为视角，对地下钱庄所从事的三类主要业务进行具体分析，对相关法律法规予以细致梳理和客观评价，并结合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和地下钱庄行为特点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和防控对策。提出在治理地下钱庄的过程中应当做到经济法规制在前、刑法惩治在后，监管在前、执法在后，宽严相济、疏堵结合。     

法律关系客体之探究

受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即为法律关系 ,受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即为刑事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应是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受刑法所保护的、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 ,不应是具体的物、智力成果、行为。法理学、民法学、经济法学中均将法律关系客体界定为物、智力成果和行为 ,与刑事法律关系客体不一致。在理论上应将其统一起来     

民国广州报纸婚姻案件报道中的法律词语--从法律变革的视角看

清末修律启动了中国法律文本的重大变革历程,直到南京国民政府颁行《民法》五编并两次修订颁行刑法典而基本定型。在此法律激变的背景下,1927~1937年间广州商办报纸婚姻案件报道中常见的指代婚姻法律关系的词语,呈现了复杂图景,显示出报纸法律意识的不确定性。     

行政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概念初探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合同已成为我国广泛管理公共行政事务的重要手段.但对于行政合同有关的法律责任,我国学者鲜有研究.笔者借用民法上的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对在行政法上是否存在缔约过失责任以及概念、性质进行探讨.     

中德《反不正当竞争法》比较

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入手,揭示并阐明了中国与德国在制定该法中所共同维护的市场基本价值———经济自由,继而比较了两国法律中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以及一般条款的设置问题,然后参照德国法中的相关规定探讨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法律责任体系的规定方面的不足,并给出了可供借鉴的改进建议。     

区块链技术下ICO行为的风险研判及刑法规制

作为区块链技术的载体和应用产物,ICO在发挥现代商业拉动经济模式转变的同时也滋生许多新型违法犯罪活动。传统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采取“一刀切”式的限制立场,这将导致传统刑法理论和法条规则与新型网络信息技术的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传统刑法的理论和立法在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ICO行为法律属性的解读、ICO与其他犯罪行为的分界等方面都未加以明确。中国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ICO行为的刑法创新规制宜进一步突出对“募集对象”的规制路径;以非法经营罪作为刑法规制ICO行为的兜底条款;并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形分别进行刑法认定,以完善ICO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