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自觉"思想的理论意义

对道德本心能够"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康德所不承认的智性直观,这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思想包含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如果我们不再像康德那样将"自我"规定为"我思"之"我",而是视为一种"真我",那么对于这种"真我"的"自觉"就是无法否认的.     

从"大陆边疆"到"全球边疆"--美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

本文把美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划分为"大陆边疆"、"海外边疆"和"全球边疆"三个阶段,论述美国的大国历程和分析其成功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机遇.笔者认为,从北美大陆的"拓荒者"、到海外事务的"参与者"、再到国际社会的"领导者",这一发展过程向人们揭示美国所具有的"使命感"、"冒险精神"和"进取性",是其成功地走向世界的内部动力;而"西进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 和 "反恐战争",则是其外部机遇.内部动力与外部机遇的有机结合,则是美国大国崛起的关键所在.     

"理一分殊"与世界伦理--试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伦理"构想的可能贡献

筹划实施"世界伦理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为解决全球性危机和应对全球化进程所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回应;参与该计划的中国学者刘述先教授提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一分殊"来消解客观存在着的文化差异以达成共识.但对"理一分殊"命题中的"理一",似不应作狭隘的理解,而应当深入各类文明和各种文化现象的内部探索其内在蕴藏着的深层结构,从结构及其功能的关系以揭明更加普遍的东西.从人的存在及其规定性出发,揭明以人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以致于自己的整个外部世界,是每一个人正确理解和合理处理自己的全部对象性关系的基本规范,从而可以理解为世界伦理得以成立的基本原理.     

论保险公司的"共同治理"与政府角色的发挥

投保人需要一个"代理人",在保险公司绩效不佳时对其实施有效的外部干预.而政府对保险公司治理问题的介入,首要的目的正是保护广大的被保险方利益,也就是为投保人充任"代理人",这为投保人对保险企业实施外部干预和有效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保险公司的干预,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保险公司日常的经营产生"硬约束",这种硬约束能够影响到对经营者的激励.政府的这样一种地位,必然要求保险公司摒弃"股东倾向",从而接受兼顾债权人利益的"共同治理"理念.     

三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从“通变”和“诠释”角度的思考

文化传统作为一个民族的"经历物",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传统不可割裂.对于传统文论的诠释是必然的.诠释根本无法越过文本的障碍,要消除文本与诠释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困难.诠释只能是一种对话,文本有文本的信息,诠释者也有早已形成的"前理解",在承认这种差异的条件下交流对话,展开一个新的意义世界.对于古代文论研究的目的,"不用之用"与"古为中用"可以结合起来.在古今中西基础上实现文论的新变,是现代文论建设的必然选择.     

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论争之我见

"族群"与"民族"一样,很难进行准确定义.但民族问题能否"去政治化",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该如何认识、如何评价的重大问题.民族和民族关系问题本身就属于"政治"的范畴;将民族问题"政治化"或"去政治化",都是一种国家支配的"政治"的行为,故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在实践中做不到,也不能这样做.根据中国的的具体国情,搭建民族政策平台来解决民族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提法值得反思,中国古代实际存在着的主要现象是"非强制同化"或"隐性的强制同化".所谓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打断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民族融合进程"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的行政法透视

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争是一个在逻辑上不存在、在现实中缺乏依据的"假问题".大学内部的权力并不能简单地化约为"学术权力" 与"行政权力",如果说提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国大学办学自主权及保护学者的合法权益问题,那么这种划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分析大学内部的权力结构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学与政府权力关系的层面,一是大学内部权力关系层面.前者实际上是大学自治的问题,后者实际上就是权力在大学内部各组群之间的分配问题.组群大学的出现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标志.     

浅析孙中山"让位"的传统思想与民族心理因素

关于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迄今为止仍是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学界已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但这些大多属于"外部研究",相对忽视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和民族心理对孙中山"让位"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传统思想与民族心理两个层面对这一历史公案进行阐释与解读,可以为研究孙中山"让位"原因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内与外: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国家为中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尊重少数民族特殊性之间采取的一种妥协性制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体制建设进程的产物。基于民族区域自治,文明帝国的"藩属"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的"边疆地区"。国家优待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将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整合进现代语境下的国家"大一统"政治格局。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既承认、容纳和适应了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也固化了族群边界,并受到国家政治、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实际运行机制上制度效能有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在遭遇一系列的挑战,面临一种不确定的演变前景。     

关于"教育惩罚"问题的探讨(笔谈二)教育惩罚的价值及道德阈限

惩罚作为管理教育学生常用的方式,在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和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生命化理念在教育中的凸显,惩罚越来越成为一个"禁区",许多教师虽然自觉不自觉地使用惩罚,但是却不愿承认,甚至将惩罚等同于体罚,似乎使用惩罚就成了不尊重学生生命的做法.究竟惩罚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如何界定惩罚和体罚的界限,这实际上涉及到惩罚的道德阈限问题.     

宪法的民族观——兼论"中华民族"入宪

宪法的民族观应当呈现出多层次性,即主权民族、自决权民族和自治权民族.自宪法诞生以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的谱系,因此,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应当表述"民族"这一历史范畴.同样,无论当代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构成状况如何,都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建构着各自的主权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已从实质意义上构建了主权民族--中华民族,但尚未从宪法上予以确认."中华民族"入宪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等基础已经具备,因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保障国内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中华民族"入宪势在必行.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形成机理研究——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

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部的、外部的原因,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文章利用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操作风险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银行工作人员在面临不确定条件下的非理性判断和决策时,容易导致由于内部欺诈和内部操作失误而产生的操作风险,所以商业银行应该加强内部控制.     

"后革命"时期国家治理: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后革命"主要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动力,大量超阶级、跨民族的个人和全人类问题成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主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治理应建立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范式,依托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深化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构建并维护多元的价值体系.     

"巫阳之下招"及其张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原道》析论

哲学史书写是思想史探讨的对象,冯友兰中前期哲学史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与《新原道》即是绝佳的例证.在哲学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上,《中国哲学史》把哲学史视为民族历史的"心"和"魂",哲学史书写是一种"知心"和"招魂"行动.《新原道》进一步明确中国哲学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确立了哲学史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情节模式上,《中国哲学史》存在着显性的"子学时代—经学时代—新子学时代"三环节,以及隐性的儒家单线道统结构.《新原道》则将后者翻为正面,建构了以儒家为主线的"社会道统"论,其发展的终点是作为"新统"的"新理学".在对情节的论证和认识论风格方面,从《中国哲学史》到《新原道》,存在着从个体论到有机论、从怀疑论到独断论的转变.     

薪酬外部公平性与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分析——基于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分析了高管过度在职消费成因,并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薪酬外部公平性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后果的影响以及内部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外部劣势不公平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并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而内部薪酬差距可以抑制上述影响.在薪酬外部优势不公平状态下,优势不公平程度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和在职消费经济效应无显著影响,内部薪酬差距反会诱发高管过度在职消费,削弱在职消费"效率观"表现.     

"V不上"和"V不下"的对立和非对立——"上/下"原型义及其引申义对"V不上/下"的影响

"V不上"和"V不下"之间的对立和非对立,主要受"上"和"下"原型义及相关引申义的影响,在结构内部,动词的语义特征与之兼容者可以进入,否则不能;在结构外部,"V不上"和"V不下"都受外部条件的制约,但结构义上"V不上"结构强调目标性,"V不下"结构强调空间性,两者存在明显的对立;在认知图式上,"V不上"形成的是二维的目标模式,"V不下"形成的是三维的空间模式,对立是很明显的.而在"上"和"下"通过引申表示"到达、达到、完成"等结果的意思时,"V不上"和"V不下"是非对立的;在空间特点的语境里,两者有非对立的现象,但是在原因侧重上却是对立的.二者的对立是主流,非对立是支流.     

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仁宣之治"还是"永宣之治"

以前人们常提到明代的"仁宣之治",实则不确。仁宗只在位1年,算不上一个时代;宣宗在位10年,其相对太平也是永乐朝鼎盛的余绪。永乐时"赋入盈羡",国力强盛,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空前壮举,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编纂了《永乐大典》,大规模营建并迁都北京,浚通大运河,使大运河的漕运能力由每年不到50万石提高到500余万石,大工迭兴而国力不绌,外国贡使来华者"络绎于道",一片盛世景象。由于永乐帝是通过武力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来的皇位,被封建士大夫指责为"篡逆",故不愿承认永乐盛世的史实。今应如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将永乐盛世和宣德时的太平合称为"永宣之治"。     

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兼析兴化、大丰"新发现"恰恰证明其地确无施耐庵

施耐庵,这个与《水浒传》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素为人们所关注.可是对他的认识历来极不一致.一是认为历史上确有一个"钱塘施耐庵",然其人具体事迹难详.这是从明代《水浒》开始流传以来传统的、多数人的看法.二是认为他是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有一些传记、墓志、家谱、传说等为佐证.此说始于一九二八年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至一九五二年刘冬先生等调查、撰文后引起学术界的注目.最近又有所谓"新发现",显得颇为热闹.三是根本不承认历史上存在过一个施耐庵.此说肇     

论拉卡托斯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兼谈与"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一致"方法的比较

拉卡托斯将科学史分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他把能够按照某一方法论加以规范说明的科学史料称为"内部历史"(或"科学史的理性重建");而把一切不能被该方法论加以规范说明的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借助于社会-心理的因素才能说明)称为"外部历史".对于科学史来说,理性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则是次要的.将拉卡托斯这一思想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史所运用的"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