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士绅与中央朝政——周必大与其岳父王葆关系的考察

周必大外祖父仕宦、丧葬之地在苏、常一带,基于这一地缘因素,周必大与当地士绅王葆之女联姻。王葆在高宗时代依附秦桧,他在朝中的政治浮沉对周氏早期仕宦有所影响。周氏乡邦庐陵士绅提倡抗金反秦的政治主张,但在地方社会的交游生活中,他们并不反感王葆的背景,依然与周氏存有亲切的过从。周必大与王葆的关系体现出宋代士人地方社会生活与中央政治生活的联系与区别。     

民生思想与实践价值追求的人学观照

民生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为民众谋求幸福与尊严,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不懈追求;幸福是当代中国民生思想与实践的需求目标满足状况的晴雨表;尊严是当代中国民生思想与实践的主体意识觉醒;公正是当代中国民生思想与实践的制度安排诉求;和谐是当代中国民生思想与实践的社会秩序的理想状态;幸福与尊严、公正与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是当代中国民生思想与实践的内在价值追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民生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以《毛泽东文集》篇名中含有“必须”词语的文稿为例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重视民生,注重民生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生理念,阐述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原则,致力于解决社会发展中水患、交通、住房、卫生防疫等切实关系人民生产生活的民生事务.毛泽东的民生思想,不仅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而且对当前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大实践”与“小实践”——也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加深其对理论知识的认知和掌握。不同的实践方式必然带来不同的实践效果,也直接影响到理论的被掌握程度。因此,将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大实践＂）与课堂实践（＂小实践＂）有机结合,并重视＂小实践＂,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     

关注什么样的“民生”——基于唯物史观的实践理性省察

十七届五中全会凸显了“民生”关怀,“民生”是个历史的具体的概念.科学发展语境中的“民生”,谋的是最广大民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幸福生活.民生幸福是个不断实现的过程,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走共同富裕之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导,扩大就业,搞好收入分配调控,完善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新时代“生态民生化”与“民生生态化”之辨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两条推进路径探索

生态和民生是新时代两大热点问题,两者结合又衍生出“生态民生化”和“民生生态化”的新思路。其中“生态民生化”的主体是“生态”,目的是发展生态促进民生,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民生生态化”的主体是“民生”,目的是促进各项民生工作的均衡性与可及性,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二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为此,要认准“人口规模巨大化”的基础位置,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探索“三次分配”的运转模式,最终不断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优先发展：“县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与实践展开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以小城镇和城市为载体的两个建设阶段。在以小城镇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入小城镇和乡镇企业的农民过的仍是“农民式”生活,乡镇政府几乎没有解决进城农民民生问题的压力。在以城市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中,进城农民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民生问题突出,城市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压力巨大,以至于一些打工几十年的农民工至今仍不能充分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并优先发展县城民生事业,不仅可以为高质量城镇化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撑点,还可以凭借县城“城尾乡首”的区位优势,吸纳更多进城农民和返乡农民工到县城居住、生活和就业,进而在新起点上推进城镇化既好又快地发展。     

论民生新闻与“公众新闻”——兼议民生新闻的转型方向

中国电视"民生新闻"与美国媒体的"公众新闻"具有某种表象的、话题式的联系,但两者兴起时面临的环境压力完全不同。社会制度层面的差异造就了这两场新闻运动运行的不同方向;公民社会资源的厚薄、社团数量的多寡,也使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组织-议程支撑。尽管民生新闻不可能成长为美国式的公众新闻,但后者的新闻理念和实践仍然给转型中的民生新闻的提档升级以巨大的启示。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与实践

小文在认真分析“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历史背境和现实条件的基础上,首先探讨了“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现实针对性问题,即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面临的三个新的考验.文章认为.只要我们党真正当好“三个代表”,就一定能经受住这三个考验及任何别的考验.其次文章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和时代特点,较深入地分析了当好“三个代表”的现实要求.笔者认为,把“三个代表”作为一个整体并紧密联系时代特点对当好“三个代表”提出现实要求,正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创新所在.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认为,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领会和把握,不仅是理沦认识问题,而且.更是实践行动问题.最后对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四个环节谈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曾国藩实业“自强”思想与实践述论

曾国藩实业自强走过了一条购买——仿造——学习的发展道路,而致力于仿造,他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仿造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实用蒸汽机和木壳轮船;在两江总督任内为经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殚精竭虑,多方筹措经费,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学习西方制器之奥窍,提倡自办学校和派遣幼童出洋学习制器之方,培养科技人才。他的自强之路,以仿制轮船为首务,将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力图依靠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尽量使轮船制造国有化,从而使得他追求的自强迥异于李鸿章等洋务派追求的自强。     

邓小平“西部建设”思想与西部大开发

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论述了邓小平关于“西部建设”的重大意义、战略思想和领导方法 ,同时兼论了邓小平“西部建设”思想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意义。     

“思想掌握群众”，还是“群众掌握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定的思与所思

“思想掌握群众”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判定,不仅加剧了思想政治教育工具化,而且这种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势必造成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自由的尖锐对立,以及对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地位的遮蔽.对“思想掌握群众”观点的批判,需要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上的自觉,以超越“思想掌握群众”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从而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以明确“群众掌握思想”的何以可能;进而分析“思想掌握群众”的和“群众掌握思想”的两大思想主体互动何以必要及其可能,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所赖以实践的公共空间及其公共性的本质规定性.     

传统“经世思想”与青年毛泽东的政治实践

毛泽东青年时期正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阶段,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毛泽东,在传统"经世思想"的驱动下,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实践活动,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而传统"经世思想"也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     

“文革”中周恩来文化工作实践与思想探究

“文革”时期,党和国家文化事业陷入挫折和灾难。周恩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落实政策,保护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发展文化事业。这些思想和实践减缓了文革的冲击,减轻了损失,取得了一些成绩,发展了文化事业,为新时期文化发展和繁荣存续了血脉,积聚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有思想的小说”与“被小说的思想”——回应俞兆平教授

围绕《阿Q正传》这一鲁迅学案至今值得争议,因为这部小说的思想意蕴暨叙事魅力同样迷人。能从阿Q读出"思想家言"的智者当属珍贵,若进而从阿Q读出"小说家言",即读出鲁迅注入阿Q造型的思想是被小说化的,这就更经得起咀嚼。这亟需了解两条艺术规律:一是作家的初始动机对创作全程未必具决定性;二是小说的思想基因对作品不应具限定性。     

“真理”与“方法”——论卢梭的思想图景与书写方式

不同的书写方式与诠释方式产生了思想的不同面向。应当根据具体文脉而非外在要素来检审卢梭思想的诠释方式,实现诠释与卢梭思想自我理解的同一。卢梭思想揭示了人类的政治与哲学的生存处境,并对这种生存处境提供了回应方案,形成了一个思想整体。政治哲人卢梭的隐微与显白书写彰显了卢梭思想的内在张力。对卢梭书写方式的阐发将有助于为卢梭思想的诠释提供恰当的路径。     

文字与思想——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白话观及启蒙立场

五四时期当大部分知识分子努力将＂神台＂上的古文推翻在地时,周作人却因为不满当时白话文的浅白与简单而出人意表地主张把古文请到白话文中,成为国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他对五四白话的改造意见,同时隐含着他的启蒙思想,即改变普通民众的落后心理,而随着社会思想的转变,它也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     

从“制君安民”到“尊君制民”——汉代民本思想的特点及其价值悖反

汉代民本思想的价值核心 ,就在于对民生的关注。为实现这一目标 ,汉代思想家力图通过在理论上建构一个最高原则 ,在实践中确立“大一统”与“礼”的绝对地位 ,来对君权加以限制。但是 ,由于汉代民本思想本身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的两重性 ,使得“制君安民”的理想在政治实践中走向自身的反面 ,成为“尊君制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