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Hong的史学思想

焦竑是明代后期的著名学者,其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他对一系列史学问题的看法.在刘知几"史学三长"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史职"说,拓宽了对史官外部条件的要求.同时,他也发表了对史馆修史、史料收集、修史原则的看法,构成了他的历史编纂观点.在目录学方面,焦竑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分类上有所新创,形成其独特的目录学思想.此外,焦竑对历史考辨的态度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也对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显訾其书,阴用其言”:《史通》对《明史》编纂的影响

唐后学者虽然不满于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思想,但却也不敢忽视其在历史编纂学上的理论建树,因而导致了"显訾其书、阴用其言"情况的出现。以《明史》修纂为例,《明史》馆臣频繁引用刘知几的观点来探讨修史问题,在史馆运作、史料采择、史书体例上都曾对《史通》理论加以借鉴。在史馆运作方面,主要是借鉴其理论避免史馆弊端;在史料采择方面,主要是学习其史料搜集与鉴别方法;在体例上,主要体现在本纪书法、附传类传、《艺文志》、邑里与称谓、论赞方面。     

百余年来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述评

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明代史馆考述

关于明代史馆及其所修史书,史家议论颇多。明代王世贞曾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可谓滥觞。清人也以为,“明修《元史》两次设局,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所论如此,几至明史馆于死地,以至后人以为明史馆果真“不修起居注,不修国史”,连修实录也“无一定的制度”了。 明代官修史学果真如此草率,明史馆修史制度果真如此可悲吗?还是让我们先从明史馆产生的背景、其机构变化的过程以及修史的特点入手,把握住它在史馆发展史中的部分轨迹之后再作议论吧——这对于明史和史学的研究都是不无益处的。     

章学诚对刘知几史学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主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对唐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经史关系、通史家风、文人修史、史家史德的理论认识以及撰述与记注、史义与史法的区别等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史通》撰写时间辨析

《史通》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是对世界历史学的一大贡献,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史通》的写作时间问题不仅是研究作者刘知几史学思想发展必须加以辨析的,也是认识、研究《史通》的理论贡献必须加以辨析的问题.刘知几自幼酷爱史书,青年入仕后潜心于史学的研究,中年进入史馆开始撰写各种历史著作,进而私撰《史通》,这有一个历史和逻辑的发展统一问题,也有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的统一问题.目前史学史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史通》的评价与研究.我以为,对《史通》的全面研究、深刻认识与公正评价都将涉及到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     

史学冲突与《史通》立场

刘知几所处时代其史学思潮有两大特征:一是世族势力和新兴地主官僚在史学领域的矛盾冲突。二是官修制度和一家独断的矛盾冲突。唐代围绕氏族志修撰的斗争就典型反映了世族地主官僚和新兴地主集团在史学领域的斗争。对此,刘知几站在新兴地主集团的立场上,反对以谱系之书、家史入国之正史。官修制度的确立,对古代史学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官修制度使史书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但同时官修制度强化了对史家的控制,严重限制了史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并使史书曲笔不实明显夹出。刘知几针对官修制度的弊端,提出“一家独断”的主张,对官修史馆弊端,提出“五不可”之论,指出官修制度的改革方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

文章从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两个视角，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例”的特色，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形势和史学的发展状况，“史倒”呈现出走向独立的过渡趋势，反映出浓厚的正统意识和门阀士族的名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史学走向独立的进程，为唐初史馆撰写前朝正史奠定了基础，也为刘知畿撰《史通》提供了材料，还为后来历代皇朝修史树立了典范。笔者由此得出结论：史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深受所处时代的影响，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或许可进一步深化我们的认识。     

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及其局限性

中国史学的发展到了刘知几生活的盛唐时期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汉、魏以来 ,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史学 ,他们设置史官 ,储备史料 ,修撰史书。尤其是唐太宗贞观年间 ,改组史馆 ,由宰相监修国史 ,更是大大加快了史书编纂的速度。“二十四史”中 ,有八部正史修纂于太宗贞观至高宗显庆年间。据《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史部书目 ,已多达 5 71家、85 7部、1 6 874卷。此外 ,尚有 35 8家、1 2 32 7卷没有著录。史学的空前繁荣 ,客观上需要对过去的史学进行一次总结和批评。刘知几顺应了这种需要。在《史通》中 ,他在总结前人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 ,…     

小说资料能否入史——刘知幾的困惑及其引起的争论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畿率先提出了小说资料能否入史的问题,但他还是比较困惑,处于一种亦可亦不可、似可似不可的自相矛盾的境地.明代胡应麟直接回应了刘知幾提出的问题,明确指出小说资料可以入史,并探讨了如何入史的问题,奠定了后世学术界讨论的基础.他们之间的这场学术论争,既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长河中的一次重要交锋,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在论争中不断得到提升、进步的一个具体范例.     

《史通》“援史入子”对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影响

学界在讨论刘知幾所著《史通》之于文学的态度时,往往强调其"援子入史"的文史思想,即认为《史通》是将小说置于史学资料的范畴内进行讨论的。但实际上,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幾是以史学家的立场,本着实录的原则,将记事虚妄的史书视为"偏记小说",并将其置于小说阵营的。《史通》进一步认为,史书所记应该为"事关军国,理涉兴亡"之国家要道,这又导致部分记录细事琐言的史书被贬斥入子部小说之范畴。所以,《史通》"援史入子"的做法,一方面打破子、史的界限,扩大小说的领域,另一方面亦导致古代小说观念的重大变革:由隶属于子部、不计虚实的明理著作,演变为兼有子史二部、虚构色彩浓厚、既有说理又有叙事的著作。     

唐初史馆略论

二十四史中的《周书》、《隋书》、《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是唐初贞观年间修撰的,其中前六部又是在史馆中修成的。建立史馆修史制度,是唐太宗最先确立的,以后为历代统治者沿用,成为后世官家修史的固定组织。因此,研究唐初史馆的由来、发展及其特点,对于全面了解史馆制度在史学上的地位是不无意义的。 唐朝以前,我国历史上早已有了设馆修史的记载。北魏时曾设置修史局,北齐时改名为史馆,隋文帝和唐高祖都曾命令心腹大臣统领国史修撰。但是,史馆     

宋明史学之比较

从修史机构、史学家和史学成就等方面对宋明两朝史学进行比较,论证中国封建史学宋盛明衰。     

《左传》历史观初探

《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以下簡称《左传》),是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年編成的一部史书。虽然作者十分推崇孔子的所謂春秋笔法,而且基本上是以《魯春秋》为其綱目写成的,但是它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却远超过《春秋》,成为古代第一部粗具規模的历史著作。古代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誠都把《左传》看作是编年体史书的鼻祖。刘知几說:“……既而丘明传     

略论刘知几的进步史学思想

<正> 唐初统治者鉴于隋王朝速亡的教训,十分重视总结历代兴亡成败的经验,注意历史著述的编纂,从而促进了官、私修史的发展。私家著述大量涌现,如李延寿的《面史》、《北史》,杜佑的《通典》等,其中尤以刘知几的《史通》最为著名。刘知几(661—721年)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和进步思想家。本名子玄,彭城(今徐州)人。十七岁前,已遍读群史,二十岁登进士第,后在朝廷内任史官三十多年,“掌知国史”,     

试论刘知几是有神论者——兼与侯外庐、白寿彝两先生商榷

今年是我国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诞生的一千三百周年。刘知几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他以前,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历史著作,并且已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但是,以讨论史法而写成一总系统的理论专著的,却始自刘知几的《史通》。所以《史通》实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今天为了纪念刘知几,必须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他的著作进行科学的分析。既需要看到它在当时历史条件     

论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的成就及特点

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的兴盛,是在"天崩地解"的社会大背景下出现的.这与明朝官方修史不力、史书失实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以记录、收集、整理当代史料,并纂修当代史为主,其次是改写或续补旧史.明末清初私家修史具有修史人数众多、撰写的史书形式多样、体例上有所创新、重视考证等特点.     

试论中国古代的史学政策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领域，人们的重心大都集中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纂方面，而对更具有决定性的史学政策则缺乏充分的认识。一般说，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集团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和总要求。史学政策不同于修史机构或史论制度，后者只是一个作用有限的学术性的官僚实体，而前者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兼具思想规定和权力约束的政治一学术模式。史学政策不仅体现在修史机构的设置和史馆制度的程序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皇帝和历史学家二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和复杂心态中，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定向和史学文化的品格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