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颈”字的源流及其意义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修订本)第498页说:“说文:‘颈,头茎也’;广韵清韵:‘颈在前,项在后’。可见‘颈’字在最初大约是指脖子的前百的部分。‘颈’字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 ‘颈’字普遍用来表示脖子的意义是在汉代以后。” 我认为,《广韵》对于“颈”字的解释     

论“持”“迟”应是古汉语词尾(下)

<正> 我在本文上篇中列举从汉代始的四十余例“×持”式构词,认为“持”应是虚义的动词词尾。在此下篇再论“迟”和“持”兼有动词和形容词词尾的性质。下面是“迟”作动词词尾的一些词例和书证。“迟”或“持”有时交叉混用,或异写成另外的字。钦迟。《晋书·陶潜传》:“剌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又《殷仲文传》:“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当便道修谒,无忌故益钦迟之。”符定一《联绵词典》释此词时引《汉书·杜周传》“少言重迟”句谓:“盖‘迟’犹‘重’也。”甚误。饮迟之义为敬仰,由“钦”字来,与“迟”全无关涉。“重迟”中“迟”为迟顿义,与“钦迟”中全不相同。     

“光复会并入同盟会”质疑

辛亥革命以来,流行着“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之说。如:龚翼星的《光复军志》(1913年)中说:“同盟会起于日本东京,光复会与合为一。”上海师大政治教育系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1979年)中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1905年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同盟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因而提出疑问,请教于同志们。第一,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试论“汉纪”的史学价值

东汉末年荀悦撰《汉记》,自谓是“约撰 旧书(即《汉书》),撮叙表、志、总为帝纪, 通比其事,例系年月。”(《汉纪·序》)“凡《汉 纪》,其称‘本纪’、‘表’、‘志’、‘传’者, 《书》家本语也。其称‘论’者,臣悦所论,粗表 其大事,以参得失,以广视听也。”(《汉纪·目 录》)就是说,他的《汉纪》,不过是用编年史的写 法,将《汉书》表、志、传中的材料,按照年月 顺序,简约“通比”,归总为帝纪而已。就连史 论,也有不少是抄自《汉书》。历代学界,也认 为《汉纪》仅仅是对“班固旧文,剪裁联络”,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7),“删取其要”(《…     

“传统”新论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发表了青年哲学家甘阳的文章:《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其中论述了“传统”这概念。文章说:“以往的通常看法实际上多半把‘传统’与‘过去’等同了起来。……这就是说,‘传统’只不过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过去的人,过去的事……以至过去的一切”。文章接着说,“这种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观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用于对称的“子”应为人称代词

古汉语著作经常用“子”来指称谈话的对方。这种用于对称的“子”(以下简称为对称“子”),历代学者都释之为“男子之美称”或“男子之通称”;《马氏文通》独创新说,认为它“每用如代字”,是代替“尔”“汝”的代词。现代语法学家则否定马氏的说法,延用传统观点,明确指出“子”是尊称,是名词。例如王力先生,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三二八页中就写道:谦称和尊称都是名词(或形容词用如名词),不是代词”,举例中就有对称“子”例;又如郭锡良先生,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也说:“子”是名词,不是代词,当它被用为‘汝’的意义的时候,只是借名词为尊称。”(见该书第三六五页)     

读稗琐记之十四“捉刀者”与“枪手”

《光明日报》1996年”7月3日第2版《高校“枪手”不该出现的风景》一文中说；“这些代别人写文章、参加考试的人，古时被称为‘捉刀者’，今天他们换上了一个更具现代感的名衔──‘抢手”’，言下之意是说“枪手”是“现代”之称谓。文后的《编者话》中也说：“悄悄流行起来的‘枪手’现象发人深省。‘枪声’响处，站起来的是一批假冒伪人才，刮起的一股投机取巧之风，倒下去的是‘枪手’自己的人格……”居然把“枪手”与“枪声”混为一谈，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关于“枪手”为代人写文章之称谓，笔者在《“枪手”语源》小文中作了探求，并…     

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美学思想的核心。所谓“境界”是指作家把个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力融入描写对象之中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统一的艺术世界。王国维不仅把境界立为诗词之本,而且在分析境界时还把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人间词话》,下引此书皆不另注)。     

“句践”考略

春秋战国时,有人爱取“句践”为名。例如: 《孟子·尽心》有宋句践。朱熹《集注》: “宋姓,句践名。”《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有鲁句践。司马贞《索隐》:“鲁姓,句践名也。”最著名的当然要数春秋末年的沼吴成霸业的越王句践(《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句践这个名字中的“句”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很值得探讨的。《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集解》引颜师古之说云:“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于越’耳。”准此,则句吴之“句”,犹阿Q之“阿”了。句践之“句”,意义约与此相若。践,《集韵》音贱;《广韵》释以“蹋(踏)践”。《礼记·疏》云:“践,蹋也。”《释名》:“践,残也,使残坏也”又,《尚书·序》:“(周)成王东伐准夷,遂践奄。”《释文》:“践,藉也。”反正,践之恶义甚夥,而嘉义则较少。践,音贱,可通“贱”。《玉篇》释“贱”曰:“卑下也,不贵也。”卑下不一定就是坏事,     

“八面受敌”法的来由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文以人传,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中,这所谓“八面受敌”法,便成了一个分门别类地研究问题的方法的概念。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作了这样发挥:“这种分类读书法,分类研究法,也即专题读书法,专题研究法,苏东坡把它称之为“八面受敌”法,曾经受到毛主席的注意和称赞。……毛主席的这个称赞,对于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启发,而对于苏东坡则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荣誉。”(顾其中:《苏东坡》第103页) 考“八面受敌”一语出自苏东坡《又答王庠书》文中。所谓“八面受敌”法,说是毛泽东同志     

夏目漱石的“非人情”

明治40年(1907)5月,大仓书店印行了漱石的《文学论》。在《文学论》第一编第三章里,漱石使用了“非人情”一语。漱石这样给“非人情”下定义:“可称为‘非人情’者,即抽去了道德的文学,这种文学中没有道德的分子钻进去的余地。譬如,吟哦‘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其效果如何?诗意确实是堕落的,但并不能以此着重断定它是不道德的。‘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也许是有失礼貌的,然而并非不道德。‘非人情’即从一开始就处于善恶界之外。……吟咏与人事缘分较疏远的、未混入人情的自然现象的诗,其中较多含有‘非人情’的…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解析

<正> 毛泽东同志1963年1月9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上半阕末二句云: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现在通行的讲法是‘飞鸣镝’是咱们自己,因为咱们“飞鸣镝”,所以敌人就如同西风扫落叶一样纷纷败下阵去了,我认为这不对。“飞鸣镝”是喻指敌人,“正西落叶下长安”是个副词句,形容“飞鸣镝”的时间。“飞鸣镝”始见于《史记·匈奴传》:“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匈奴皇后)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     

“离骚”新解

《离骚》是屈原的长篇抒情诗,诗题“离骚”二字历来众说纷纭。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王逸说:“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序》)班固《赞骚序》说:“离,遭也:骚,忧也。”郭沫若则认为,“离骚意即“牢骚”.据今人考证,又认为“离骚”是“劳商”二字的异写,“劳商”本是古代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是谁首先提出的?

目前史学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武昌起义后,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个对革命起了极为恶劣影响的口号。”或者说:“张謇利用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来瓦解南京政府,是从内部帮忙了袁世凯,离间了革命政权。”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在《辛亥革命杂忆》中说:“中山先生后来说,章太炎的话是附合当时的某官僚的话。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中国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讲到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到达上海,本党的同志及绅商各界,甚至一般老官僚都一起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合。中山先生讲演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3页)由此可见根本不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这个口号”;也不可说是“张謇利用章太炎提出的这个口号”。应该实事求是地说,章太炎曾经重复过张謇提出的口号,由于章太炎     

“餐肉饮血”始于汉代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刊登了辛更儒同志的《谈“踏破贺兰山缺”和岳飞的‘满江红’》一文,此文后又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五期,扩大了影响。此文考证详尽,从总体来说,是一篇颇有心得的好文章。但个别论点是不正确的,如作者说:令人奇怪的,是《满江红》词对“胡虏”、“匈奴”的仇恨之深,甚至超过了汉朝人对匈奴的仇恨。例如《史记·骠骑列传》所载,霍去病也只说“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而     

“观鱼”和“五鹿”理解的商榷

<正>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是毛泽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的最后两句,也是毛泽东劝慰柳亚子最着力的两句,也正是这首诗的主题所在。可是因为对“观鱼”一词是什么意义,没弄清楚,于是对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就说得不够明确。有的单从字面上解为观赏游鱼,那就是劝柳先     

莫把“徐市”讹“徐市”

史载,秦始皇时命方士徐福带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福,亦作徐市。“市”读fu,与“福”是一音之转。故同是《史记》一书,在《秦妈皇纪》作“徐市”,而在《淮南王安传》则作“徐福”。“徐福”与“徐市”实系一名而异写,不是一人而有两名。而近来许多书籍和刊物中多有把“市”讹作“市”者,虽一些史学专家的文章中亦所不免。这当是因为二字形似致误。其实,这在一般字典或辞书中都有辨证,仅是人们疏忽而已。《辞海》云:“市,‘韨’的古字,与‘市’异。《辞源》云:     

《左传》非正常语序成因初探

古汉语语法的主要内容由语序和虚词两部分组成,而语序的研究是在语法工作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人们回避了那些用现有的语法理论无法解释的词句。其实,正是这类语句集中地体现了汉语独有的、区别于其它语言的特点。我们所说的“非正常语序”是指《左传》中的某些用现行语法理论无法解释,而语法学界又没给出定论的错综语序(而那些语法学界早有定论的语序错综的句式,则不包括在此“非正常语序”之列)。如: 晋为不道,是摄是赞。(昭公26年) 亡于不■,又何能济。(昭公4年) 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定公3年)《左传》中出现的大量非正常语序的语句是…     

如何认识温州经济格局——与李云河同志商榷

读了李云河同志的文章《对温州经济格局的再认识》(见《浙江学刊》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再认识》),感到有几个问题仍需探讨。《再认识》所说的经济格局,主要指所有制格局,也就是所有制结构。其主旨是想澄清人们对温州模式的认识,即温州家庭经济姓“社”不姓“资”,温州模式姓“合”(合作经济)不姓“私”。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对温州农村的经济格局应该重新评价,对其姓‘合’不姓‘私’必须肯定。”就是说,温州的所有制结构中,合作经济即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是不容怀疑的,是“必须肯定”的。我认为不然。这里首先需要探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