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杂体诗初探

屈大均的诗歌创作在明末清初的岭南诗坛独标高格。其杂体诗虽然数量不多，但深刻反映了民生疾苦，表现民众哀乐，展现岭南民俗风情，显示诗人的平民本色，也反映了诗人思想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此局限性未能掩盖其整体上的光辉。     

论宋人杂体诗

杂体诗源远流长,是一笔不小的文学遗产.本文从杂体诗发育较成熟的宋代切入,论述了来前和宋代的杂体诗,宋人的杂体诗创作理论,分析了杂体诗在宋代盛行的原因及影响,认为杂体诗是汉语言文字自身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运用,它的部分作法确为"文字游戏",但其优秀作品却是艺术品,不必一笔抹杀.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论汉魏六朝的杂体诗

汉魏六朝的杂体诗较为兴盛,主要形式有回文、离合等39种.其兴盛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王公贵族生活面狭窄,思想贫乏;士人考究学识,注重文化修养;流行的文学观念重视艺术技巧,求新求异.杂体诗的盛行,锻炼了诗歌技艺,促进了律诗的成熟和七言诗的发展;同时反映了一些诗史状况和文学活动,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     

论宋金元的杂体诗创作

杂体诗之于宋、金、元408年的诗歌史，不仅具有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题材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多变等特点，而且还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诗人们对于杂体诗的革新意识，以及其求新求变的诗体学理念。更有甚者，则是对前人与时人的杂体诗首次进行了理性的归纳与总结，并推出了诸如桑世昌《回文类聚》、厉震廷《唐宋百纳集》等这样的杂体诗总集与专集，以供当时雅好杂体诗的诗人对杂体诗进行理论上的把握与认识。而所有这一切。使得杂体诗成为了在当时可与古体诗、近体诗鼎足而三的一种诗歌品类，从而扩展与丰富了中国古代诗体学的内容与审美理念。     

从杂体诗法到山谷诗法

传统用典是在不同对象、事件之间建立类比关系,引发联想义.杂体诗用典与之不同,是对同一对象、事件的"能指符号—所指意义"关系加以分离、重组,产生全新意义.宋人首次自觉认识到杂体诗用典"字则正用、意须假借"的语言学机制,在字辞、句子、篇章不同文本单位层面广泛运用并加以创新.黄庭坚是宋代杂体诗创作的代表.从创作实践与方法逻辑看,分离、重组典故文本的"能指(语)—所指(意)"关系也是山谷诗法"点铁成金"及相关换骨、夺胎手段的核心机制.换骨是在字辞、句子、篇章三种典故文本单位层面分离、重组"能指(语)—所指(意)"关系.夺胎是对换骨获得的新意义加以引申、否定,形成反转思辨.《沧浪诗话》"以文字为诗"指换骨对典故文本的处理,"以议论为诗"指夺胎对换骨结果的反转思辨,"以才学为诗"统称换骨、夺胎共同具备的典故知识储备前提.从积极方面看,山谷诗法的"语言学转向"是宋人从杂体诗用典的语言学机制中发掘出的一条走出唐诗写作传统、通向现代性诗歌写作前景的新途径.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杂拟手法探论

江淹选取从汉代到刘宋三十位诗人进行模拟,取名“杂体诗”,意为诸种体式相杂而成.《文选》选诗特设“杂拟”一美,将其三十首诗全部收录.江淹在对具体作家进行模拟时,采取“杂拟”的创作手法——将所拟作家的不同诗歌题材、内容、风格看作一个整体,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再创作.针时于此,以其中五首诗为例,探讨这种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于诗人个体风格的确认和汉魏六朝诗歌题材的定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汉字视角下的修辞定义的再探讨

以汉字为视角探讨汉字在修辞中的作用,可以发现汉字的作用几乎是全方位的。除了汉字的形音义因素之外,汉字的结构也在起作用,汉字中蕴含了极其丰富的修辞思想和修辞方法,从汉字中,可以窥见汉字产生之前的修辞形貌。以汉字为基点观察修辞,得到的结论是:修辞是寻找语言内外的平衡点并将之表达出来的活动。     

汉字、汉语和汉字文化圈及其修辞

以汉字和汉语为交际。具而在东亚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汉字、汉语修辞在东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在进行这一研究的时候,应当充分注意语言和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切不可简单化。     

汉字字体设计和形貌修辞在广告创作中的应用

汉字字体设计与形貌修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广告创作中相辅相成。文章通过实例证明和比较分析，总结了两者的特点，认为在突出诉求重点、增加作品人文内涵、提高作品装饰效果、使作品内容和形式保持风格的一致性等方面，汉字字体设计与形貌修辞都能够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汉字形貌修辞在网络语言中流行的语言学意义

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呈现本土化的倾向,中文网络语言相对其他地区的网络语言具有相当独特内容和风格。文章着重从汉字的形体特征出发,考察中文网络语言中所存在的大量的汉字形貌修辞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汉字形貌修辞的独特语言学意义。     

从象似性角度看汉字修辞

汉字修辞利用的主要材料是汉字的形体。汉字的形体带有很强的独立性,能够进行拆分与合并。汉字数量大、形近字特别多。汉字的排列和书写都遵循一定的顺序。这些特点都能用来形成汉字修辞。从象似性角度能分析汉字形体与汉字修辞的关系,可以揭示汉字修辞的生成机制。     

论音译汉字的选择及其修辞功能

音译不仅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而且可以是语言修辞中常用、有效的手段。由于汉字同音字占优势,音译过程中汉字选择具有灵活性。音译词有赏心悦目、诙谐幽默、时尚洋气等修辞功能。纯音译词和谐音译词各具不同的修辞功能和修辞效果。     

宋代诗人孔平仲杂体诗的风貌特征

宋代诗人孔平仲的杂体诗不仅品目众多,而且大胆革新,呈现出与前人不同的风貌特征:集句诗题材严肃,感慨深沉,首创集杜诗,开后世集杜诗之先河;药名诗则进一步拓展了主题范围及实用功能,对创作理论进行总结,且借鉴盘中诗、回文诗整首诗循环往复的特点,将离合手法扩展至全篇;四声诗中首创上声诗、去声诗、入声诗;八音诗、建除诗中始作七古。这种革新精神与他本人"不经人道语"的创作态度以及宋代文人追新求变、自成一家的文学观念息息相关。     

中国古代司法修辞的合理性及启示

修辞术的产生与司法活动紧密相关,修辞方法使用的领域、目标、言说背景与司法判决具有相通性,故中国古代判词中大量运用修辞有其必然性。立足于当时历史背景,古代判决运用修辞具有合理性,从表层看来有利于强化司法权威、促进听众理解、加大论证力度、实现合理判决;从深层看来有利于实现司法权威正当化、降低说服成本、促进社会和谐、形成法官共同体认同。对古代判词的修辞方法应批判地继承,借鉴其精华以提高现代判决书修辞水平,更好地促进现代司法文明进步。     

试论唐楷书法在汉字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汉字是华夏民族之根,是书法艺术的载体。汉字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初创汉字至今用规范化汉字的演变过程,揭示唐楷书法在其中起了不可磨灭的桥梁作用,启示在书法实用性萎缩的今天,唐楷书法的艺术性更能得到升华,更能体现它的精粹性与高品格性,电脑字永远代替不了它。     

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

拟古相当于扮演古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既是对三十家各具特色的古代诗人风格的模拟,也是对三十位古人的扮演.在拟古作品中,亦不可避免地表露作者个人的情感倾向和表达习惯.文章着重从字法、句法、语气、口吻、意象等角度,通过<杂体诗三十首>与江淹其他作品的比较与举证,揭示<杂体诗三十首>中所体现的江淹个性特点.以往<杂体诗三十首>的研究者较多注重江淹拟作与被拟诗家的比较,以江证古,或以古证江,本文的重点则是以江证江,试图说明江淹如何在三十家总杂诗风的基础之上,表现独一无二的自家本色.     

音韵修辞在英语演说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演说词在用词造句上讲究精炼、工整和修饰,但它毕竟是以口头形式表达的,因此富有节奏、音调和音律的音韵修辞特点,而运用语音修辞手段来增强演讲效果则显得非常重要。本文从几种常用的音韵修辞的概念、特点和在演说中的运用进行分析,指出了音韵修辞在演讲中的效果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