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词的情和美

词的情和美谢之雄自古就说“诗言志”（《尚书》），志是什么？“志，意也。”（《说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经·大序》）现代通常作志气、志向、志趣解释。因此，说“诗言志”，就突出了思想性，但却不能因此而忽略艺术性。诗歌在古代就重视对美的追求，“...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说“思无邪”与“诗言志”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整体思想的概括,具体可表述为“诗人言志无邪”。“诗言志”在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乃是“《诗》言志”,说明《诗经》作品乃是诗人思想志意的表达,其中的“志”被限定在礼教规范之内,其情感应该符合“无邪”的要求。“思无邪”的评诗标准,是对“诗言志”命题最好的概括和解释,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和《礼记》,也都在“言志”“无邪”方面做出了引申阐述。     

"诗言志"与孔门诗学观

"诗""志"关系是先秦诗学的核心关系.朱自清先生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做了经典阐发;从这四大内涵考察,孔门则对"诗言志"内涵做了进一步概括和发展,充分展示出先秦诗学发展的连续性和总体特征.     

"意格"管窥--兼论姜夔对诗学范畴的贡献

本文结合姜夔《诗说》,对其“意格”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偏序、并置和整合状态下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意格”是古代诗学中一个富于见地的概念;是关于诗人创作水准和能力的高度概括;它与“意境”一样重要,是诗学中有关创作主体的重要范畴。     

“以意逆志”三解

自孟子倡“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世学者因对此句“意”的涵指理解不同,故曾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说:或谓“意”为读者之意;或谓“意”为作者之意。汉代赵岐主前说,其《孟子注》道:“人情不远,以己志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正>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中国古典诗学的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诗歌光辉灿烂。中国古代诗学自成体系,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西方古典诗学力主“摹仿”说,中国古典诗学纲领是“诗言志”、“诗缘情”。有些学者以上述这一对比为立论,认为西方诗学重“再现”,中国诗学重“表现”,重“表现”是中国诗学的民族特色所在。我认为这还是较表层的看法,并没有真正追寻到中国古代诗学的深层特征,因而也不可能充分提示民族特色之所在。本文想从中国古典诗学所追求诗美的极致的新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诗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古人所执着追求的理想的美,高境界的美,更能显示中国古典诗学的固有的传统本色。     

张戒“意气”说浅论

张戒《岁寒堂诗话》在诗话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对它的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多数研究者都简单地把张戒作为“言志为本”说的倡导者,而忽略了张戒对儒家诗学理论的创新。张戒论诗的创新之点,是在传统“诗言志”和“文气论”的基础上,把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意气”说,并由此打通了传统诗学“志”与“情”之间不可逾越的道德屏障。     

“诗言志”的历史魅力与当代意义——一部微型的中国古典诗学论著

序言“诗言志”,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开山的纲领”,光被千载,影响深远。这个“纲领”何以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固然与儒家崇古的文学史观和尚用的文艺社会思想的导向不无关系;但是,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忽视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诗言志”的魅力正在它自身。“志”是创作主体的一种心态,一种情绪,一种意向,一种灵感,或者是一种在内心世界里酝酿完成的潜在的诗;“言”,无论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还是短言、长言、杂言、自由言,都是“志”     

境界说的精神内核与审美尺度

境界说,作为王国维诗学的核心内容,不断有学者为其辨析、阐释和界定。尽管界说者的切入视角和取用各有不同,但大都把境界等同成近似于意境,并从意境的本体构成讨论“情与景”、“意与象”、“心与物”等主客因素及相互关系。而较少论及作为自成系统的诗学理论,境界说从何种意义上对传统诗学进行了创造性的整合。     

在开阔激荡处把握诗的意蕴--李春青《诗与意识形态》读后

“诗言志”在中国诗学体系中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但它本身含义的模糊性与它的重要性相比,似乎同样不相上下。在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的提倡下,我们几乎已习惯了将“志”理解为独特的个体精神,而“诗言志”也顺理成章的被解释成为“诗(或者文学)即是传达人之个体精神的艺术形式”。在当代社会的种种文化语境中,媒体、谈话、演讲甚至也包括今天的高校课堂上,我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中用“个体性”来谈论着“诗言志”。但事实上,我们对于“诗言志”的理解谈论——不仅仅是在现代话语已充分控制的文化公共领域,同时也包括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是缺乏现象学所说的“还原意识”的,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诗言志”产生的原初文化语境中来理解、把握它呢?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对“诗言志”的谈论其实是羼杂着现代话语欲望的投射呢?李春青教授的新著《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对于先秦两汉文化语境中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诗言志"的理论内涵新探

关于"诗言志"的理论内涵,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闻一多认为"志"有记忆之意,故"诗言志"表达了诗歌最初的记诵功能,由于见解新颖,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同。但从古文字和新出文献来看,"诗言志"的"志"本指"往"的意思,所以仍以传统"志之所之"为是。又因为"志"是一切语言核心,从而"诗言志"这一命题既区别了诗与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不同,同时又注意到了诗和早期其他文体的不同。     

漫议诗与感情

<正> 一关于诗与感情的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认为,这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它涉及诗的本质、创作规律和社会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古人说,“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尽管后人对“志”的解释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感情是“志”的内容之一。有人说,感情是诗的生命,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的。因为诗不仅要以理服人,更重要的是还要以情感人。如果一首诗没有强烈的饱满的感情,就绝不可能激动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诗言志”复议

:“诗言志”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诗言志”中的“志”一直被理论界认定同时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双重因素 ,但这种解说并不符合提出者的原意。得出的结论是 :从春秋及以前时期的志不含情 ,到战国末秦汉时期的以志为主 ,志情并举 ,再到魏晋时代的以情为主 ,情志并举 ,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基本特征认识过程中逐步深入的三个阶段     

孟子“以意逆志”说评议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是对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贡献。长期以来,人们将其视作唯心主义的理论,同时,又将其限制在诗歌鉴赏者主观体会的狭窄范围内。因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笔者认为:一方面,“以意逆志”说主要针对诗学而言;另一方面,这又涉及儒家学派总的认识论基础,尽管孟子的哲学思想是唯心的,而在“以意逆志”说中,却不乏唯物的光彩。这两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需要我们从“以意逆志”说诗学的有机整体性上,作宏观的把握和进一步的探讨。一孟子在儒家学派中的重要位置是早有定论的,而在诗学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诗论的理性精神。孟子《万章上》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清人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缘起》中曾作解释:“‘不以辞害志’,亦为说诗者言。一句之辞,足害一篇之意,可见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