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太虚的人生佛教思想

太虚大师 ( 1889- 194 7年 )是中国近代佛教革新运动的倡导者 ,他提倡并推行的把佛学和做人统一起来的“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的佛教革新运动 ,致使与“五·四”时期“新青年”人生观相应的“佛化新青年”人生观应运而生 ,也激励后继者努力使人生佛教思想付诸实现人间净土的践行中。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把中国佛教注重人生、积极入世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 ,并以其注重践行、契机契理的风格倡导了融大乘精神与“国民性的道德精神”于一体的佛教人生观 ,其流风遗韵普被僧俗两界     

《大乘起信论》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大乘起信论》这部佛教论著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的关系：一是《起信论》主张从两个方面确定“一心”的性质,即一心开二门,“真如门”和“生灭门”,而禅宗的“法由心生”,都强调心在成佛过程中的重要性;二是《起信论》的顿渐融合、止观具行的主张对以后禅宗的“悟修统一、定慧双修”有着明显的影响;三是《起信论》的“己身有真如法”和禅宗的“自性自度”,都是在讲在修行过程中,完全靠“自证自悟”,只有对自己充满自信,才能从生死到涅榘,从苦难到解脱,从无常到永恒。结论是：《大乘起信论》开辟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方向,为后来禅宗的思想和修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其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关注"人生"到彰显"人文"——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形成了重“人”、重“生”的中国佛教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太虚等人倡导的“人生佛教”中得到了典型体现。至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在佛教界倡导一种道德精神、平等精神、利他精神和现实精神。这些精神均体现了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人文精神,它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开始。     

文化整合与文化交融——儒佛人生观之比较

中土接纳佛教的过程是一种文化选择的过程,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印度佛教已经成熟。在佛法东传中,中土主要接受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大乘精神一直规约着中国佛教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并与中土儒门士风相互映衬。所谓儒门士风,指儒家学派自先秦始创,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所表现     

《坛经》般若思想初探

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理论基础 ,通过般若的“空”观、“中道”观以及“无差别”观等几个方面 ,对禅宗的要典《坛经》进行剖析 ,说明最具中国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虽然与印度佛教有着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但也有结合中土儒道两家思想对佛教的革新化改造     

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佛教的当代意义之蠡测

精神解脱与社会参与是人生猪层面中十分重要的两层。把这两层对立起来，或躲在精神蜗壳中修行，或忙于生活表层上周旋，俱非正道。调济两端，使之和谐统一，正是佛教对现代生活的贡献。一佛教由小乘到大乘，解脱的目的和进路，逐渐由个人的解脱发展为众生的解脱，由个人烦恼的断除和生死的了悟，推扩到普度众生，利他济世，帮助众生除去无明，解除痛苦，体证菩提，升华到究极的淫界。这种“慈悲普度”的精神和“地狱未尽，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主张，为中国佛教所推重。大乘佛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不仅把个人解脱推扩到众生解脱…     

《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     

禅宗“悟”义索隐

在佛教经籍文献中,禅宗之"悟"便是唯识学的"见道",是现观唯识学的第八识即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染污与清净不二,阿赖耶识实性便是因地真如."悟"真如是大乘佛教的入门,也是大乘佛教的依托.禅宗具有宗教性禅宗与文化性禅宗之分,学者研究禅宗需有合理划界.     

杜甫与大乘佛法

杜甫早年即修习禅宗法门,晚年亦"不落旁门小乘"。杜甫的生命意识与人性关怀,深契大乘义学度己度人、悲智双修的精神主张。中国大乘佛法所确立的积极人生的落脚点,转身回向的实践精神,与根植在杜甫头脑中的"民胞物与"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综观杜甫一生,始终以一个精神探索者的身份,汲取佛禅智慧,一为"己"求心灵慰藉;一为"群"寻救世良方。     

禅宗自性论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禅宗的思想理论，对唐宋以来的文学艺术创作以及文艺理论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代文艺评论家们认为，“不懂得禅宗，就不懂得中国的绘画艺术”，“不懂得禅宗，就无法理解中国的诗歌。”禅宗之所以对文学艺术创诈有如此大的诈用，主要因为它的许多理论与实践，与文学艺术创作规律之间，存在着不少相通或相似之处，特别是它的目性理论，同艺术表现艺术家内心情感的特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自性”在传统佛学典籍里，原指事物独立的本质属性。但因大乘佛教主张“一切皆空”理论，否定世间任何事物具有独立的本质属性存在，所以，…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负手旁立心有鹜槛内观花在家人--周作人与佛教文化

周作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争议人物,思想纷乱驳杂,其中佛教文化与儒家思想相汇合而占据主要地位.佛教文化对其的影响表现在与佛教结缘的一生、佛教文学的濡染、禅宗文字观的影响,以及其固有思想与佛教精神的契合.周作人对佛教是取舍有度不妄信之,因此他所尊崇的佛教带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迥异于教徒的顶礼膜拜,显示出强烈的独特性.     

良知与如来藏——以本觉为中心

良知概念源出于孟子,经王阳明提炼改造为心之本体,其灵昭明觉贯通凡圣,而现实人生中,良知又为私欲、妄念等蒙蔽,故需致良知之功夫。这种本觉、不觉与始觉的模式,同样出现在如来藏佛教思想中。由《如来藏经》滥觞,经《胜鬘经》发展,完整构建于《大乘起信论》,给予中国佛教深刻影响。此模式,贯通儒释,谓为广义中国哲学的内核。     

论王维的禅意诗

自禅宗思想流行以后 ,很多人都把做诗与参禅紧密地联系起来。禅对诗的影响 ,首先是禅对人的影响。作为一种中国化的佛教 ,禅宗悟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对印度佛教烦琐经义的背叛。在中国 ,禅宗开始走向简易平实的现实人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生依附性性格使他们面临着一种生存的困境 ,而禅宗那种既在孤峰顶上 ,又在红尘浪里的处世态度 ,受到了既有出世修养 ,又有入世精神的士大夫的一致推崇。在士大夫那里 ,禅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生命情调。王维那种艺术的生存方式就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首先表现在禅意诗与禅理诗的不同上。禅理诗大多语言枯燥 ,是单纯的说教和言理。禅意诗是作者带有禅味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的诗化。恬淡的情绪风格是王诗第二个特点 ,这与禅宗以顿悟自性、发现本心为宗旨相关联。王诗的第三个特点是意境上的“空”、“静”、“闲”。与以往僧诗意境的清寒而缺乏人世的热情不同 ,王维的禅意诗是充满生命和生机的。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荀子对孔孟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其时代价值

荀子作为战国晚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和发扬先秦儒家思想重"礼"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诸子百家思想,提出了"明分使群"、"人之性恶""天人相分"、"法后王"、"隆礼重法"等观点。荀子思想形成的基础是对儒家"人性本善"思想的合理扬弃与创新,他将孔孟理想化的以德治国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在"人之性恶"认识的基础上,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礼"教育引导与规范作用的同时,特别注重"法"的强制约束作用。笔者从社会实践角度出发,以时代政治背景为依托,将荀子思想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比较,剖析荀子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并将荀子对儒家思想发展与创新所产生的时代价值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