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给学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近几年，由于学术不端行为高频率发生，已经到了不成新闻的程度。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必须奉行“零容忍”的政策，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净化学术环境、推动学术良性发展。但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零容忍”目前还没有细化的执行方案、实施手段；二是如果曝光一次，“零容忍”一次，估计不仅中国的学术界，甚至社会都要重重的痛一次。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比较研究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立法模式上,英国采罪群模式,《2018数据保护法案》共规定了13个罪名,可分为四大罪群;我国采单一罪名模式,《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规制买卖、提供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模式上,英国检察官与ICO均有权起诉,警告是案件分流的重要措施;我国以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上,两国在个人信息的定义、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过错上存在异同。刑事责任上,英国只配置了罚金刑,我国配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未来,个人信息犯罪将围绕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义务不断完善。     

何以“以刑制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定罪意义

有关"以刑制罪"的理论纷争及其引发的刑法冲突,均源于对"以刑制罪"之刑法实质缺乏合理认识。事实上,一直被学界普遍忽视甚至否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定罪意义,在理论根基和核心内涵上与"以刑制罪"理论有着高度契合。从内在关系看,二者具有同质性——"以刑制罪"之刑法实质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定罪意义的要求和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定罪意义为"以刑制罪"理论划定了合法性界限并提供了规范根据。基于此,"以刑制罪"理论之适用在根本上应当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指导定罪的基本精神,具体应当通过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定罪意义的刑法立法之适用来指导定罪。     

论我国刑法关于罪名的规定与完善

一、从立法上规定与完善罪名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们知道,要正确地处理刑事案件首先必须正确定罪,其次要正确量刑。而要正确定罪又要求查清犯罪事实,恰当地列举罪状,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确定该种犯罪的罪名,以便做到犯罪的“名”与犯罪的“实”相符合。显然罪名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正确定罪的关键与标志。正确确定罪名,说明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反映了犯罪的“罪     

增设建筑工程偷工减料罪之建议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施工过程中的偷工减料造成的,刑法只是处罚造成重大事故结果后的相关责任人,却对造成重大事故根源的“偷工减料”行为没有给予相应的处罚.只要工程不坍塌或不报废,机械设备不毁坏,人员不伤亡,即使有重大质量问题也无法依据刑法定罪处罚.增设工程偷工减料罪的意义就在于规范建筑市场,从根源上最大限度的减少工程安全事故的发生.     

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对象、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的分析

目前我国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的依据包括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等立法性文件。上述文件明确列举了非法经营罪的四种行为方式;非法经营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且要求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的可能性;非法经营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口袋罪。     

腐败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一、腐败的含义和构成要素“腐败”一词源于生物学用语,是指动物或植物发生变质的过程及结果,即而失去原来的机能和功用。现为人们所常谈的“腐败”是指社会成员中的个别人,背离为人之道或背离本来职责而蜕变本质的社会现象。腐败是一种社会异化现象。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凡是个人在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都可以视为腐败行为,如:黄、赌、毒等行为,同时它也包括狭义的腐败。从狭义来说,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达到谋取某种私利的行为。我们在这里所要分析的只是狭义的腐败,也就是人…     

惩治腐败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研究

腐败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一大毒瘤 ,惩治腐败是民心所向。刑法上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正是适应了反腐败斗争之急需。本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争议。理论争议的焦点在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客观方面是持有犯罪还是不作为犯罪。实践争议的焦点在于若干实务问题的司法认定 ,即若干“说明”理由的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外围”立法与解释进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没有将“非法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这一核心行为纳入犯罪圈,而是通过刑法对非法获取和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制.这种立法模式称为“外围规制”,它旨在实现刑事立法的妥当性与效率.“外围规制”是一种立法技术,这种立法模式避免了对“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行为定型化的弊端,而是通过截断信息的传递减少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符合司法功利主义和司法便利主义的要求.但是,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应当以“非法利用”为解释的核心与落脚点,将“非法”理解为“以非法利用的目的”,从而将合法取得非法利用信息的行为纳入到本罪的调整范围中.另外,应当采用吸收犯的原理妥善地处理本罪与其他罪名的罪数关系.     

能否给学术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近几年,由于学术不端行为高频率发生,已经到了不成新闻的程度.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我们必须奉行"零容忍"的政策,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净化学术环境、推动学术良性发展.但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零容忍"目前还没有细化的执行方案、实施手段;二是如果曝光一次,"零容忍"一次,估计不仅中国的学术界,甚至社会都要重重的痛一次.     

论毒品纯度与涉毒行为之定罪量刑关系

现行刑法第357条第2款之规定使得我国刑法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于涉毒行为中的毒品纯度问题极为轻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惟数额论＂,因之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定罪与量刑上的显失公正。毒品纯度不容置辩地与涉毒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密接相关,其不仅影响罪犯处刑的轻重,而且关涉行为的定性,即牵及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对涉毒行为欲实现定罪与量刑上的公允,就必须彻底摒弃＂惟数额论＂,对毒品纯度进行充分考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解释路径：共犯论与非共犯论

共犯论与非共犯论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两条解释路径。“共犯行为正犯说”“片面共犯说”和“量刑规则说”三种观点以共犯从属性为理论根据，“帮助行为例外禁止性规定说”和“从犯主犯化说”两种观点以共犯独立性为理论根据。这些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观点虽然理论根据不同，但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并不对立。以共犯从属性为理论根据的观点着眼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刑法条文内涵，以共犯独立性为理论根据的观点着眼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本质。基于非共犯论路径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共犯化说”“积量构罪说”和“正犯化说”三种观点，着眼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刑法条文内涵。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需要在尊重其共犯行为本质的基础上，结合刑事立法特性进行。共犯独立性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立法的理论基础，定罪量刑的独立化是其附随的结果。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出罪标准的重构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和《刑法修正案(十一)》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出罪机制带来变化。实证研究发现实务中“扰乱金融秩序”之法益要件被严重虚化，对司法解释的出罪规定理解运用混乱，被不起诉的案件与被定罪判刑的轻罪案件在集资规模、退赔比例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现有的限缩入罪之理论学说囿于法律规范的封闭性没有关照实务困境因而未对实践产生指导意义，应基于金融效率与安全的平衡视角重构本罪的出罪标准，即“中观金融风险的可控状态”。该标准是基于(法律禁止)风险制造的行为维度和风险控制的结果维度的复合考量，是一种具体危险状态是否可控和“法和平”是否恢复的评判，可从集资低风险模式、无信息欺诈、积极退赃退赔三个方面具体判断。积极退赃退赔是一种“可罚性阻却事由”,全部清退和部分清退的情形均有可能达至“中观金融风险的可控状态”从而获得实质性出罪的空间。     

论转化犯

本文对我国刑法中转化犯的概念、特征及其与其他相关罪数形态的区别作了分析研究。作者认为,转化犯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故意犯罪(本罪)的同时,或者在本罪造成的不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人实施了特定行为,而这一特定行为与其本罪行为的结合足以填充另一故意犯罪(转化罪)的构成,从而使行为人的行为符合转化罪的犯罪构成,并根据刑法规定以转化罪定罪处刑的犯罪形态。     

醉酒型危险驾驶的实质出罪可行性研究——以160份停车场内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为样本

本文以160份停车场内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判决书为样本进行量化研究,发现我国醉酒型危险驾驶一律入罪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抽象危险犯理论适用存疑;二是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裁判罪责刑不相适应.该抽象危险犯行为存在实质出罪的可行性:一是从概念上进行廓清,区分出罪与实质出罪;二是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的实质出罪理论具有可适用性,并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可和接受.结合域外立法有益经验,我国应明确可操作性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实质出罪标准:一方面,引入情节是否严重的考量,以符合刑法总则的"但书"精神;另一方面,增加可以实质出罪的情节规定.     

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的立法窘境与消解

《刑法修正案(九)》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作了重大修改,主要是因为修正前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存在设罪模式滞后、行政处罚前置失当与刑事责任配置过轻等明显的立法缺陷,难以有效应对当前社会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很大程度上放纵了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行为的不法分子.为消解这些立法窘境,《刑法修正案(九)》修订了本罪的设罪模式,降低了入罪门槛,修正了行为要件,在立法理念上实现了从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华丽转身,契合了“严而不厉”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向.并且修订后的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罪需要理清几个问题,即行为方式的正确理解、情节犯的准确把握以及本罪在司法适用时与相关罪名的界分与竞合.     

醉酒驾驶行为的罪责研究

近期,以醉酒等高度危险方法驾驶肇事的案件频繁发生,而且后果极为严重,民间对此一片讨伐之声.对以高度危险方法驾驶肇事的行为以什么罪追究刑事责任,应该遵循罪刑法定的原则,不能因刑定罪.面对已发生的案件,我们应该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或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刑事责任,或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或按照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恶性交通肇事案件,以修改刑法为考虑思路,将个别危害极大的高度危险驾驶肇事的行为独立成罪.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的理解与适用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增加了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罪应该具体结合高空抛物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或者危险状态来确定,即使有高空抛物的行为,但未达到情节严重,也不构成高空抛物罪,高空抛物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之前发生的高空抛物行为,高空抛物罪没有溯及力。对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二理解与适用应通过司法限定、立法完善和情景预防三种可能路径来实现。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有明显蔓延之势。民事或行政制裁方式无法有效预防和控制虚假诉讼,对严重的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刑事法律规制具有现实必要性。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规定、司法意见、刑法理论、实践障碍等方面的原因,不同法院对虚假诉讼行为的定性及法律责任的承担却大相径庭,在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认定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可以将虚假诉讼行为区分为侵财性与非侵财性虚假诉讼两种类型分别予以定罪量刑。当然,为有效预防和控制虚假诉讼行为,应当及时修订刑法,在妨害司法罪中单独规定虚假诉讼罪,对虚假诉讼行为予以规制。     

明代四川籍流人在辽东

流人,《释文》解为“有罪见徙者”。《隋书刑法志》说:“流刑谓论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髡之,投于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理之差”。这就是说,因罪而被流徙者,均谓之流人。关于明代四川籍流人谪戍辽东,《明实录》、《辽东志》、《全辽志》等均有记载。那么,他们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被谪戍辽东的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有明一代所实行的残酷的流人政策。明初规定,犯有二十二条“合编充军”罪中的任何一条,都可定罪充军为流人。所谓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