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主义系统世界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及其后果——从美国“棱镜门”事件谈起

公共领域是作为私人的公众借助于公共媒体公开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见和建议的言说平台.作为私人的公众和言论自由是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形成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对现代公共领域的入侵使其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封建化”危机,并造成其公共性“褪色”的困境.此次“棱镜门”事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权力系统对公众自由表达权利的戕害,不仅暴露了其所谓“言论自由”的非自由本质,而且破坏了西方公共领域“话语民主”的一贯传统.公共领域也由此从理性批判、公开辩论的空间蜕变为一个利益争夺的场所或公众表达个人私密情感和“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的私人“会馆”.     

论气候正义

正义是社会制度正当性的首要评价标准。在现代社会制度当中,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或其他制度,其最核心、最主体的部分无一例外是通过法律制度得到正当性的表达。而当我们将“正义”概念与某个特定的法律领域结合起来使用时,意味着我们要把“正义”这一首要的评价标准当做一个批判或者是建构的工具,对这一领域的法律制度进行证成或者证否。“气候正义”概念的提出,也是在气候变化及其人类应对的需要日益紧迫、责任承担需要具体化、明确化和制度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走向微观正义——一种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视角

在城市社会语境下,城市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一种重要的研究视域。作为实在,正义是一种良性、可持续的秩序;作为观念,正义是人们对良好、可持续秩序的价值追求与知识确认。宏观正义是一种以上层建筑、政治权力、社会精英为价值基点与合法性来源的正义,微观正义是一种以日常生活与普通人为生成基础、价值基点的正义。微观正义不仅是一种基础性的关系与秩序状态,更是一种逻辑、价值与情感基点。城市是正义生成与转换的场域,正义是城市存在合理性的价值确认,城市与正义历史互动、本体关联。正义转换史与城市发展史深层互动。在方法论与语境论意义上,正义也就是城市正义,没有城市也就没有正义,反之亦然。正义是一个城市存在与可持续的价值保证,非正义的城市繁荣只能是昙花一现。在城市与正义的历史互动中,伴随城市社会的生成,微观正义不断走向前台。从宏观正义走向微观正义,是城市发展、城市社会的必然趋势。但微观正义不会自然生成,需要人们进行自觉的建构。城市化的综合效应特别是其微观效应,将深层推动中国社会的正义转换。尽管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仍存在诸多问题,但中国正义转型的希望又恰恰深寄于此。     

正义制度建构中道德因素的作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方案剖析

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主张把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区分开来,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强调道德正义在政治正义中的作用,而罗尔斯对此则根本否认。但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一种具有强道德能力的人在纯粹程序正义中选择的结果,并演化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正义。而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是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在民主商谈中妥协的结果,但是弱道德能力的人却要引用道德理论来为政治正义辩护。实际上正义的制度不需要道德基础,却需要弱道德能力,它是在一定政治共同体中,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按照民主程序而达成利益妥协的结果。     

探寻近代西方正义思想的原点——亚当·斯密正义观的真与谬

亚当·斯密将正义作为“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斯密的这一正义观的真理价值在于:与“放弃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正义观相比,“放弃属于他人的东西”作为正义的最核心道德要求,并不需要自我牺牲,只要“没有给旁人任何实际伤害就是正义的”.这一对正义的规定,对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推进价值,对于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也具有重要的引导规范价值.其谬误之处在于,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外部性,坚持这种正义观不仅不能保障社会弱者的利益,更有可能将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奉为人类社会的正义法则.这一谬误,在诺齐克的权利正义(或程序正义)论中被发挥到极致.     

论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理性缺失

政治宽松化、文化多元化、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孕育了脱离权力控制的人际交往空间和展开公开讨论的人际交往模式--博客社区.在大众传媒受权力机关把持、与利益集团合谋成为公共领域的颠覆力量之时,博客社区被视为建构公共领域的理想场所.但是,从公共领域的三个要素--主体、媒介、共识来考虑,会发现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现实建构缺乏理性基础.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被一些人看做是乌托邦的构想。但是,这种理想的建构包含了对于民主的本质的新理解:民主就是要探索正义制度,而不是进行权力的更迭。哈贝马斯在讨论商议民主的时候确实进行了理想的建构,但是,这种理想建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其目的是要找出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一旦这些要素找到之后,他就试图借助于一定的程序来克服这些要素,这种程序包含了制度化的商谈和非制度化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是要把所有相关人平等商谈的原则加以制度化。公共领域中的商谈是非制度化的商谈。只有当公共领域具有中立性的时候,它才能过滤掉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     

当代都市社会语境中的正义转型与重构——一种空间正义构成维度的反思

正义的构成与社会形态之间具有深层的关联。社会的普遍都市化推进了社会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转换。社会财富与利益、权力与权利、身份与地位都在不断空间化,并且必须以空间的形式来实现。所以,正义的内在构成与问题视域得到了重构。正义的理论形态与重心也必须发生相应的转换。从根本上讲,空间正义是都市社会正义理论的具体形态及其实现形式。空间正义适应了都市社会正义规范的现实需要,也构成了我们思考与建构都市社会正义话语的理论范式。     

论亚当·斯密的良序经济社会思想

亚当·斯密是现代社会良序经济生活的探索者.建构良序经济社会是斯密社会经济哲学的主旨,他认为良序经济社会是正义与美德的完美结合,是一种良性的经济伦理生活状态.良序经济社会包含着对自利和交换的肯定、对正义观的重新界定和“公正的旁观者”的确立.公正与仁慈是良序经济社会的特征与建构准则,良序经济社会亦需要客观公正宽容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启蒙辩证法为现代社会埋下危机的种子,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危机.现代政治对于古典政治的反叛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再寻求社会的整体性正义理念,转而关注实现正义的具体条件,人类社会被肢解为以自然竞争为法则的“私人领域”和以理性自律为法则的“公共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现代性基因,而且阐发了现代社会危机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植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政治元素的新型政治形态.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为当代政治哲学寻求破解现代政治难题、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论当代西方正义理论

当代西方对正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不同流派。当代西方正义观实现了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向规范理论的复归．从功利主义向“社会契约”论的回归。社群主义正义论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反思和超越。当代西方正义理论是为西方民主社会发展提供道德判断根据．主要研究分配的正义问题．是想超越传统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为分配的正义提供更加广泛和合理的基础。当代西方正义理论日益呈现出政治哲学和具体社会科学相融合的特征。     

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一个建构民众知识世界的分析视角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知识的流动与社会化成为社会学领域日益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引入知识旅行与再生产视角,用以解释在转型时期不同群体存在显著“认知”差异的背景下,知识新陈代谢的微观社会化过程。通过引入民国时期社会教育路径下“现代”知识大众传播的案例,以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出版的《民众教育季刊》和《新民》杂志为例,探究知识分子对现代民众知识世界的建构。研究发现,知识分子通过“实验”和“民间文艺”这两个核心话语建构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为推进知识旅行作好铺垫。与此同时,在行动自觉指引下,知识分子将大众倾向的话语范式渐次落脚于社会教育的大众实践——建构大众话语范式下的“现代”知识。最终,“现代”知识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逐渐从研究层面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完成知识旅行。由此出发,可将知识旅行与再生产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日常生活知识建构的一个分析工具。     

微观公共领域的政治检视

公共领域,作为公民政治活动的主要领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论述之后进一步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学者对公共领域,尤其是对微观公共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拓展,使微观公共领域的民主与政治得到强有力的发展.微观公共领域反对强调等级秩序的集权制,主张组织的多样性、微观权力的弥散性,追求政治谱系的多样化.微观公共领域政治谱系中的邻里民主、直接参与民主和对话协商民主,向我们展示各自的政治诉求都表现一个共性:不提倡同质划一的利益,而肯定在冲突之间寻求妥协的能力;不标榜牺牲奉献的利他主义,而主张协同的共利思想.     

制度公正与政府责任

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因此,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政治正义。就此而言,政府既可能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力量,也可能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在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应当有单独的利益,而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主是政治正义的实现形式,也是构建正义社会的政治保障。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权力体系平等地向公民开放,使每个公民都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从而使公民能够通过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来建立一个对公众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     

“政府公平”悖论

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因此,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政治正义。就此而言,政府既可能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力量,也可能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在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应当有单独的利益,而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主是政治正义的实现形式,也是构建正义社会的政治保障。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权力体系平等地向公民开放,使每个公民都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从而使公民能够通过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来建立一个对公众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     

论正义之法的立法基准

法治的前提是拥有正义之法。只有符合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的法律,才是正义之法;正义之法的产生需要依靠民主,需要立法者具有先进的法律意识;中国正义之法的基础是法治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契合。     

构建以服务型公共政府为标的的权力运行体制

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因此,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政治正义。就此而言,政府既可能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力量,也可能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在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应当有单独的利益,而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主是政治正义的实现形式,也是构建正义社会的政治保障。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权力体系平等地向公民开放,使每个公民都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从而使公民能够通过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来建立一个对公众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     

民主: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关于民主对社会正义的价值的思考

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而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的分配。因此,实现社会正义,需要政治正义。就此而言,政府既可能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力量,也可能是导致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在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不应当有单独的利益,而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民主是政治正义的实现形式,也是构建正义社会的政治保障。民主作为实现政治正义的制度安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将权力体系平等地向公民开放,使每个公民都有了获得权力的机会,从而使公民能够通过理性思考和自主选择来建立一个对公众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社会正义的生命和保障。     

论当代西方正义理论

当代西方对正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不同流派.当代西方正义观实现了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向规范理论的复归,从功利主义向"社会契约"论的回归.社群主义正义论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反思和超越.当代西方正义理论是为西方民主社会发展提供道德判断根据,主要研究分配的正义问题,是想超越传统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为分配的正义提供更加广泛和合理的基础.当代西方正义理论日益呈现出政治哲学和具体社会科学相融合的特征.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