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兼论“脱实向虚”问题

建立在货币化、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基础上的金融化催生了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从而使"脱实向虚"问题突显。伴随金融化发展,金融化资本不断积累,并逐渐突破产业资本循环的约束,在金融领域、投机性非生产领域以及全球资源配置领域中循环和扩张,使得纯粹虚拟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这必然会抑制产业资本积累和实体经济发展,弱化资源流动和配置中金融杠杆的作用,同时,金融化资本的高流动性、投机性和虚拟性将加剧金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只有抑制经济金融化,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主导的金融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实向虚"问题,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金融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分析师跟踪、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脱实向虚”

遏制企业“脱实向虚”趋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分析师跟踪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降低“脱实向虚”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跟踪的作用效果系通过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实现;拓展性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外部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相较于被动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研究,对于我国大力发展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回归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政策含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环境绩效与形成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家相关才能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环境绩效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这一结论在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实体企业金融化在东部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环境绩效,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则更易产生消极的环境绩效;(3)实体企业金融化初期的转型效应带来了积极的环境绩效,而随着金融化进程加深,其对创新的挤出效应产生了消极的环境绩效;(4)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实体企业金融化不断推进,企业家相关才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行为么？

运用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外生冲击,采用两期DI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并不会导致企业实体业绩下滑,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脱实向虚”行为;（2）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研发机制促使企业经营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研发绩效进而减少金融化投资对实体产业的挤出;（3）环境规制还能够通过增强外部信息监督作用,降低企业投机动机下进行短期金融化投资的倾向;（4）绿色信贷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增强环境规制对金融化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未来应通过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实体经营并避免“脱实向虚”,同时通过各类财政扶持政策的出台,解决环境规制对企业带来的资金压力。     

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吗——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加剧了企业金融化,在考虑内生性、改变政治关联和企业金融化的衡量方式、更换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绩效是政治关联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方式;异质性分析显示,政治关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高壁垒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更为突出。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如何避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事关金融体系稳定与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基于2006—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有企业,这一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当股东监督力度较小、治理环境较薄弱时,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由于股权激励通过加强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进而对实体企业金融化产生了抑制作用;且管理层股权激励能够促进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即通过抑制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进行长期实业投资和创新投资.因此,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薪酬激励机制,避免可能诱发的机会主义行为;政府应加强对股权激励实施方案的监管,助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金融部门应健全动态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ESG表现

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营商环境优化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值得关注。基于此,以中国资本市场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揭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三大机制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

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有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因而受到了各国政府的极大关注。选取201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为样本,分析了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整体特征及演变趋势,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工具变量法以及广义矩估计法实证研究了营商环境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人均GDP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营商环境的改善可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开办企业、办理破产、获得电力供应和跨境贸易等有关政府经济规制程序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其他细分指标如建筑审批时间、获得贷款、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和执行合同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财产注册甚至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总体上,沿线国家应当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根据营商环境具体指标的要求逐步改善本国的营商环境,以促进经济发展。     

从税收营商环境到营商环境中的税收

近年来,我国税务机关在优化营商环境中推出系列举措,可是这些辛勤付出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中的纳税指标所显示的绩效存在一定背离。其原因在于纳税指标仅指狭义税收营商环境,而广义税收营商环境则是指营商环境中的税收,即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中,除了办理施工许可证与获得电力两个一级指标以外,其余各一级指标无不涉及税收相关内容。只有对税收营商环境做出狭义与广义理解,才能有效提升关于营商环境及税收营商环境的认识水平,正确认识税务机关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特殊作用,进而抓住优化营商环境的要点所在。     

税收营商环境、创新与企业出口

利用“2012 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 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将企业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采用 OLS、Probit 和中介效应等估计方法,考察税收营商环境、创新与企业出口三者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将税 收营商环境划分为税率水平和税务管理两个维度衡量,发现税率水平和税务管理均对企业出口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企业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上充当着部分中介和完全中介的作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潜在的 内生性后,结果仍然成立。 基于此,从税收营商环境方面提出促进企业出口的建议。     

我国数字营商环境建设论略：突出问题与优化措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传统意义上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毋庸置疑,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呈现新的竞争态势,我国也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与此同时,数字营商环境这一概念开始被普遍使用。本文在传统营商环境基础上对数字营商环境进行概念界定,并针对数字营商环境建设中存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不平衡、数字政府建设创新能力和协调能力不足、数字营商环境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以及评价体系缺失等突出问题进行重点分析。基于此,我国应着力构建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科学构建数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优化盐城营商环境研究

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人力资源环境、社会环境等五大方面建立5分制量表，采用“问卷星”调查平台对盐城营商环境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并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盐城营商环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制定政策过程的严谨性和全面性、政府部门对营商环境政策的宣传和解读能力、落实相关政策中出台配套措施的及时性和实用性、技术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的流失程度、企业对银行贷款所需时间的满意度、对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整体满意度等6个因素对盐城营商环境具有显著的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为优化盐城营商环境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规则对接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营商环境改革的路径与策略

金融营商环境改革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规则对接视角,从金融监管、要素流动、市场标准、金融基础设施等四个方面分析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改革策略。     

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关系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人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技术变革,它的发展是驱动经济运行的关键要素。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5—2018年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实证检验表明：从创新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的研发产出视角来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这一路径作用于企业创新。因此,建议通过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共享和数据开放程度以及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将数字经济发展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引导到质量发展的道路,增强数字经济在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效能。     

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与挤出机制

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08—2017年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内生转换模型考察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适度金融化并不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但过度金融化却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控制一系列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挤出机制上看,过度金融化对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主要源于“现金流竞争”而非“产品市场竞争”;异质性上看,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投资调整成本低的企业,过度金融化对研发的挤出更明显。通过识别金融化抑制创新的内在逻辑及异质性特征,为推进创新驱动提供了逻辑借鉴。     

营商环境、创新与经济发展

本文建立理论模型论证了优化营商环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有利于分工演进。分工演进就是创新的过程,而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 基于省际、城市、跨国层面的数据,借助工具变量回归缓解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对人均 GDP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通过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创新是营商环境影响经济发展的一种机制。 因此,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优化营商环境既要着力提升硬环境,也要着力优化软环境。     

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迫切需要,而营商环境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深入探究了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营商环境优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效果具有异质性,对非国有、中小型、低技术型以及融资约束型制造业企业具有相对更大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优化能够通过减少企业非生产性支出、激励企业创新、提高企业家生产性努力等途径推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于寻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以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重点城市群营商环境评价及比较研究

城市群是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优化城市群内城市营商环境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之一.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从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政务环境七个维度构建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六大重点城市群的城市营商环境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群之间城市营商环境差距较大,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城市营商环境水平相对较高;同时,部分城市群内城市营商环境差距也较大,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内城市营商环境差距最大.分项指标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城市多数指标均大幅度优于其他城市群,但相应城市之间的两极分化程度也更为严重.建议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东北地区城市群之间协调发展,并根据城市群的营商环境优势,有针对性地从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金融服务、法治环境、政务环境等角度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实现"一城市群一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