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动因与机制——以电视产业为例

市场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技术进步是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制度创新是通过“初级行动团体”权衡自身收益与成本而启动,“次级行动团体”配合而完成。市场需求增长带来各个相关方收益都能增加的“增量型”制度创新比较容易进行,如广告经营制度、有线电视制度等;涉及利益调整的“存量型”制度创新则阻力很大,如“制播分离”等制度。市场需求、制度环境、传媒技术进步也将持续推动传媒产业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与长期增长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转向追求中高速和质量型的增长,这是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解决中国经济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也就是经济结构再平衡,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规模扩张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保障,也是中国多年来致力的发展与改革目标,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任务。经济结构再平衡有赖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持;经济长期发展和增长周期延长,才能为经济转型与升级的结构再平衡提供时间、空间的回旋。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契机,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再平衡,以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再平衡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干中学”、企业家人力资本和我国 动态比较优势增进

“干中学”一直被认为是一国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之一。通过拓展南北贸易框架下基于“干中学”的技术进步模型 ,可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经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 ,企业家人力资本对高技术产业内的“干中学”效应存在积极影响。企业家人力资本丰度及企业家对技术识别和消化吸收的效率会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故我国应注重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培养 ,可通过出台一系列鼓励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扶持政策 ,进而提升我国动态比较优势。     

金融发展优先于金融改革——一个基于中国现状的金融效率改进分析

相对于我国金融效率改进研究的主流认识,该文论述了另一种可能的路径选择,即“金融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文章通过金融配置效率决定因素的原始模型分析,认为在影响金融效率实现的两个基本市场条件中,市场完全性(completeness)是制约金融效率的直接市场条件,而市场完备性(perfection)是一般性的市场条件。因此,一个经济的金融效率改进过程应遵循“市场完全性先于市场完备性”的原则。作者主张我国金融效率的帕累托改进过程应是：金融产业市场结构化→权证资产（工具）丰富化→权证市场规模扩大化。     

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互动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背景下,研究我国工业产业内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析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的状况,提出工业产业内升级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利用雁行理论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路径,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工业产业内升级的促进作用。利用实证检验和回归分析,指出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互动作用。     

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框架论略

结合对以往经济法责任研究的反思,确立“社会竞争利益维护”作为经济法责任研究的逻辑起点,将“社会竞争利益的补偿”作为经济法责任的承责基础;以“主体-行为-责任”作为透视经济法责任形态的理论框架;并以“成本-效益”作为分析经济法责任追究方式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经济法责任追究方式的“坐标构造”。     

走还是留: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 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

文章基于成本—收益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框架,采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计量分析,探究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到以下结论:成本和收益从经济、心理、社会和个人资本4个方面,通过博弈来显著影响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文中的4个假设基本成立,印证了成本—收益理论在中国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问题的应用,即外出的收益与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成正比,成本与之成反比关系.另外,研究发现:获得专业技术职称会降低再次外出务工的概率;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出版实践与思考——以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责任，而将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世界读者则是出版社的重要使命。重庆出版集团“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出版实践，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典型案例。“重述神话”系列图书最初出版是成功的，然而，它最终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尤其是在市场反应与读者阅读体验方面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通过探究重庆出版集团的出版过程和梳理所出版文本的学理性，发现神话叙事手法错位、媚俗式书写与民族性眼光匮乏既影响了“重述神话”文本的质量，更直接影响了作品的市场接受与出版收益。虽然“重述神话”系列图书的“走出去”实践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在学术机制引入、品牌塑造及文学的产业化转向等方面仍然能给人们以诸多启示。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论落后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与后发优势的发挥

我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质是二元经济制约下的“落后的增长”,要打破“落后的增长”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培育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赶超”能力,发挥自主创新型后发优势;转变建立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的梯度推移发展思路,选择某些先进产业或优势产业进行突进,实现优势产业的技术区位的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从而带动落后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和赶超。     

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与模型建构

研究范式的成型是教育社会学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而学科研究范式的形成又主要依赖于研究模型的建构。梳理了教育社会学的三类研究范式：“实证研究范式”与“人文研究范式”;“教育事实研究范式”、“教育定义研究范式”与“教育行为研究范式”;“功能研究范式”、“冲突研究范式”与“互动研究范式”。论证了研究模型对研究范式的作用,讨论了教育社会学模型建构的两类方式：模型建构的类比法与模型建构的假设法。     

退出、呼吁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一个分析性框架的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的成绩,却在公共事务领域遇到诸多治理难题。对此,经济学家常常依托“用脚投票”机制,在地方政府竞争框架下展开解读;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依托“用手投票”机制,强调政治社会过程中的各种力量及其作用机制。借助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合这两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图捕捉其作用的条件。基于该模型,进一步把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视为一个社会各部门共同参与、联合生产的过程,详细剖析了“用手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三条机理路径。基于面板数据,本文还以因特网普及率作为“用手投票”能力的代理变量,对呼吁机制在约束地方政府腐败行为方面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理解中国故事需要同时考虑退出和呼吁机制,相关制度设计应维持两者的平衡。     

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

在法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下,需要提倡一种实践主义法学研究范式。迈向实践的法学研究范式需要从研究策略、分析方法及分析框架等层面予以整体性理解。问题出发型研究策略强调问题中心、关注中国问题、注重理论关怀。该范式主张将整合了法律人类学、法律社会学双重意涵的延伸个案方法作为分析法律实践的基本方法。“事件—关系—过程”“行动者—结构”“国家—法律实践—社会”等分析框架使微观与宏大分析视角能够同时在场。侧重质性研究的实践主义法学范式与量化法学品格突显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在方法主张及价值追求诸方面高度契合且互补,可以在中国法律实践研究中形成合力。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缩减人口还是稳定人口?————中国向何处去的命运之择

对“控制人口数量”基本国策的实现程度有基本完成和远未完成两种判定。主张稳定人口的基本完成论以人口过快增长得到有效遏制作依据,并为“人口-环境均衡论”、“零增长-可持续人口论”、“常量人口-压力消失论”和“人口冬天论”所支持。远未完成论则坚持将缩减人口作为中国新的人口发展战略:持续性的症结是规模而非均衡,一个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人口并不一定能保证与环境均衡的持续,存在着间断;人口规模问题不存在技术、经济和制度解,老龄化并非衰亡,人口压力远未消失;体现人少优势、具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小规模人口将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多、底子北的基本国情,保障粮食安全,增加选择机会和维护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维持一个15亿的稳定人口,必将使我们陷入“规模泥潭”而断送中华民族的未来。     

西部开发中的有关应用理论问题

有限性、事物本质上的“零和”关系和相互关联,使我们既不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东 西”,也“不可能只做一件事”---修路推动了脱贫但造成对山区环境的破坏,游牧民定居则潜伏着生态危 机,道路使生境分割、破碎进而使野生生物面临灭顶之灾,绿洲的繁荣导致了外围的“生态断层”并加速荒 漠化,改善民生的各项“惠普政策”也带来了对生育的刺激。西部开发要应对的问题大多是必须通过缩减 规模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非制度、非技术问题。因此,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指导思想上由 “问题-对策型”向“对策-问题型”转变|进行政策协调、综合决策并优化总体政策效应|坚持“系统内解 决”,缩减人口规模,并在反贫困中不向自然转嫁危机。     

基于话语分析的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建构

狭义的“去安全化”是指将安全议题移出安全领域而置于常态政治领域的过程，而广义的“去安全化”则包括防止尚未被“安全化”的问题被“安全化”或“过度安全化”，以及防止已经被“安全化”了的议题被“超安全化”。广义的“去安全化”不仅是安全化的逆向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通过创设以“和合共生”为核心的共同语境来建构适合双方的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的过程。把话语分析中的施事话语、价值认同和交往生态三个要素引入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十分重要，而外交对接合法化和互文性则是分析广义“去安全化”理论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的重要维度。在美国等国越来越趋向于对中国实施全面安全化战略的语境下，中国需要重视广义“去安全化”的理论及其应用，打造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并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规范性力量。     

发展“教育产业”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本文对“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教育产业就是产业化的教育活动”,“教育产业化早在四百年前(世界范围)和一百年前(中国范围)即已基本完成”,并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市场化和信息化为核心的教育产业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     

浙江未来人口变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本文分析了浙江未来人口总量达到顶极规模,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达到最大时的人口状况及其对经济结构、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将发生的影响,提出了下述对策性建议：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调整产业和就业结构,改革社会、家庭和个人财富分配使用方式,建立城乡并重接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适合浙江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障体系;调整教育资源的时间、空间、教育等级分布;推进劳动和分配制度改革,加强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管理,使劳动力实现有序配置和整合;发展环保产业,实现劳动就业与资源保护、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等。并认为在人口问题上应实行数量“两步走”、素质“非常规跨越式提高”、结构“尽可能轻负担”的战略。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的"二重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分布空间非均衡（中心-外围）仅具有量化“一维性”,即加总的产业份额差异; 但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则具有“量”和“质”的“二重性”,即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耦合。产业分布轨迹在一维空间中以中心（高梯度）向外围（低梯度）的“单向迁移”为主,但在二重空间中则呈现出中心低效率企业向外围、外围高效率企业向中心的“双向迁移”特征。除传统集聚或分散力外,异质性企业的竞争和选择行为是二重空间构建的“第四”动力,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则是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产业空间分类可能会扩大地区间平均生产效率差异和地区发展差距,故要求产业空间布局政策和发展战略更为精细化、差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