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文明”与中华美学传统

史前可以说是文明前的“文明”,虽然是文明前的“文明”,却不妨碍它也产生美,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传统、史筮合一传统、阴阳和合传统、礼乐和合传统和意象合一传统等诸多审美传统均肇始于史前。     

宪政秩序的当下与未来

宪政是人类法治进化和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高级样态。它是一项价值目标,也是一种事实状态。作为一种“实践的”法治理性,宪政秩序内蕴着“谦抑的”道德品质,意涵着人们对社会演进规律的科学认识,外显为“多元和宽容的”、“现实而不保守的”、“动态稳定的”秩序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生长,必然经历一个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交融、稳定性与适应性相契合、阶段性与长期性相衔接的进步过程。相关的学术话语和理论探究,亟须回归宪政的中国语境,立足于既定的体制和国情,尊重中国的史情与民情,在实践中探索,在稳定中渐进。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以美育代宗教”：蔡元培审美信仰建构的双重价值追求

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是意图在宗教精神阙如而儒家礼乐法度业已崩解的现代中国文化场域中,以美育为手段实施一种信仰重建方案。美育所含之审美精神的特殊性和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决定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信仰建构逻辑包含了某种双重性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在信仰的世俗性与超越性、个体性与社会性这两组二元对立之中,这也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在信仰重建过程中复杂的文化现代性心境。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政府责任核心价值取向的嬗变及其启示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责任缘于公民与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内容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百余年来,西方国家管理在由传统行政向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模式演进的过程中,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取向经历了侧重“秩序与效率”--追求“公平与正义”--倡导“服务与竞争”的嬗变。鉴于其经验和局限,基于中国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安排及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公共性应是我国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追求。     

“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察

“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为了坚守道统,并与政统相抗衡,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对于与道相违的“无道”社会,士人必然要对之进行无情批判,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道的“人间性”客观上要求士必须“经世”,这突出表现为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热情。为了保证道的尊严,士人又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这种独特的“知识人”文化传统于今天仍然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能量。     

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的逻辑反思

“政治”与“宪法”在逻辑上相结合可能生成两种价值形态：即“政治宪法”和“宪法政治”。百年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可归结为“政治立宪”,由此造成当前中国通往宪政的种种路障。“宪法政治”内涵了现代政治文明应然的价值指向。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托克维尔对民主的政治哲学反思及其启示

民主的词源学含义是“平民的统治”，托克维尔将之演化为旨在扩大公民权的“政治民主”和作为普遍接受之价值的“社会民主”。托克维尔在倡导民主价值的同时，提出了对“民主病”的诊断：个人主义可能导致的“政治碎片化”、培育公民责任与义务的社会温床的消解、专制主义从暴力到温和的转变与多数人民主可能对少数人群体权利的侵害等。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国民主基本内涵--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宗教的精神净化、法学家精神以及陪审制度等--以防民主可能的流弊。托克维尔对民主概念的审慎阐释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现代民主的认识和理解。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修辞视角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社会美及其后现代转向

社会美作为美的形态之一,作为中国美学的“特产”,曾经在中国美学界引发过激烈的讨论、研究与宣扬。然而,它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却逐渐走向了停滞。不过,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西方当代美学开始关注生活、社会和自然,开始将生活、艺术、社会、自然的界限抹平--它们开始提出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肯定美学”、“景观美学”--而这些实际上和中国现当代的社会美有着相同的时代诉求和审美立场。同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进展,后现代美学思想的影响,社会美开始走向一种建设性的审美征途之中。它开始倡导一种自由、多元、和谐的审美观念,而这些实际上就是一种广义的生态美学观。     

实现中国梦的双重伦理机制

作为近代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伟大理想和善的伦理行动,“中国梦”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历史性概念。它既是一种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代伦理精神,也是一项中国人民实现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道德实践活动,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当代社会,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行动的理论构想,蕴含了社会善治和个体道德完善双重努力的伦理学涵义。“中国梦”的实现,一方面需要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与合理安排,为之提供必要的制度伦理保障;另一方面,“中国梦”的实现也需要每一个体德性品质的提升与完善,并为之提供必要的道德支持。“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民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相统一的伟大伦理行动。     

文化民族主义理论视野下章太炎的礼俗观——以《订礼俗》、《礼隆杀论》为中心的分析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变中,章太炎对中华传统礼俗从其“用”与“原”上重新确认,认为要以中华礼俗“辨华夷”、“别文野”。这且成为他早期“排满”的理论依据之一。章氏立足近代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文化实践,通过其礼俗观念的清晰表述,谋求重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体现了他民族主义的文化基础与政治目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先后经历了注重意识形态建设、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先进文化建设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了中国社会文化价值,指明了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建设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依据“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去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要依据“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的价值观去指导建设公民道德和大众文化,要依据“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去指导构建社会文化。     

差异趋同：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模式

当今时代正处于从反思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形态的历史新时期,这应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层价值参照和理论依据。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在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创造生态文明形态的过程中,扬弃消极差异,保留和发展积极差异,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觉,依托农村潜在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经济,逐步提升农村文化的社会定位,全面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中国新农村建设道路或模式的选择,适于采取不同于过去那种“一刀切”、抹煞一切差别的“差异趋同”模式。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