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核政策的演变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对印度核政策的分析是有力的 ,但这不足以解释印度核政策演变的全部内在动力和逻辑规律 ,以及印度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时机发展核能力。与传统的分析视角不同 ,本文主要从印度的国内因素关注其核政策的演变过程     

尼赫鲁时期印度的核政策评析

印度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核大国有着长期的核政策发展的历史 ,尼赫鲁时期的核政策在印度核政策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的和平核政策 ,不仅有利于印度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最新的核技术 ,而且为尼赫鲁之后印度核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人才与技术以及物质基础 ,并且为印度的核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能源革命——为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化石能源的发现和利用使人类告别了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同时,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问题和气候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呼唤人类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这个转变的基础是新的能源革命;对中国环境容量和气候容量的宏观定量分析表明,中国迫切需要转变粗放的发展方式,推动能源革命;目前和今后几十年间,化石能源仍将是主导能源之一,因此,化石能源的高效、洁净化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但还不是治本的能源革命。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天然气,对缓解环境和气候问题会作出贡献,但天然气在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最多可提高到百分之十几,所以“页岩气革命”或“页岩气时代”的口号在中国并不恰当;能源结构由化石能源为主阶段,经过一个多元结构阶段,转变到非化石能源为主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可再生能源与核能将共同为此作出贡献;可再生能源中,非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逐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经济性）的提高有赖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地球的支柱能源;中国乃至世界核能的发展虽受到福岛事故的影响,但人类不可能弃核,安全、稳步、规模发展核电是中国的理性选择,从核裂变电站到未来的核聚变电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和历史过程,核能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成为未来地球的另一个能源支柱;中国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抑制不合理需求、减少浪费、大力节能、提高能效、控制总量,是中国能源可持续、环境可持续、社会与经济可持续不可或缺的战略;能源革命旨在建立高效、低碳、绿色的能源新体系,是可持续未来的基础,具有全球性又有中国特色,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国际合作空间广阔;同时也是一场国际竞赛,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中美对非战略的对比与启示

近年来,国际社会关注非洲的同时,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对非战略,出台新的对非政策。在大国对非战略中,中美两国的对非战略尤其引人关注。但两国的对非战略无论内容、实质,还是手段与效果,都有很大的差异。对中美两国的对非战略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把握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非战略的实质与发展趋势,领会中国对非战略的重要意义,并为推动中非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论推进我国完整的核能产业经济体系的发展

核能产业经济体系是以核能开发利用为目的,以科技为先导,以核电与推进动力为主体,以产品、技术、物流、价值为链接的循环,是安全、高效、清洁可靠的综合跨行业能源体系。我国能源资源不足与分布不均衡,需改善结构,科研、国防、核工学,核农学、核医学对核技术的需要,核战略、核安全需要有换代的核武器、核潜艇、核航空母舰,所以建立完整、核能经济体系势在必行。核能产业包括十大体系,即核科技、核资源、核燃料、反应堆、核电站与推进动力、核武器、放射性同位素与辐射技术、核装备制造、核安全、核环保与辐射防护及核能经济与管理体系。建立完整、强大核能经济体系必须对核能产业从战略高度,从长远做出发展定位,根据战略定位制定出产业规划,提出各核能产业发展目标及方针、政策、措施。国家对核能产业的管理体制要改革,对这种高科技且涉及军事、政治的经济敏感性产业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企业关系,目前还应在某些领域适当集中统一,对内、对外均应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日本核电的开端：1958年日英原子能协定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世界核能和平利用技术迅速发展,核能发电已进入实用阶段。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国家的日本,由于预计到未来能源的短缺,开始迫切地发展和引进核电设备和技术。这一时期通过与英国签定《日英原子能一般协定》,引进气冷式反应堆发电所,开启了日本核能发电之滥觞。虽然在交涉中,由于在技术上有求于人,日本作了不少让步,但《协定》的达成和核能设备的引进,却开辟了日本利用核能的新时代。     

鲁哈尼执政初期的伊朗核政策探析

鲁哈尼上台后采取了温和的外交政策,伊朗核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核问题上,鲁哈尼主张谈判,提倡中东地区无核化,但坚持维护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而且谈判的底线是维护伊朗伊斯兰政治体制。鲁哈尼政府的核政策虽然给伊朗核问题的全面解决带来了希望,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尽管目前国际社会达成了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框架协议,但有关各方在如何限制伊朗发展核计划和如何松绑对伊朗的制裁上仍然存在争议。要彻底解决伊朗核问题,需要在深层次上解决伊朗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而信任的建立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考验。     

肯尼迪政府对以色列开发核武器的政策初探

1958年,以色列在迪莫纳以"和平利用核能"项目为掩护秘密开发核武器。美国的核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转变,对核武器实施"双重标准"成为其重要的政策内涵。美国为国际防核扩散体系的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促成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正式签署。     

20世纪中期英国双轨核政策的困境--以取消“蓝光”导弹项目为中心的考察

二战后英国一直奉行双轨核政策，即坚持发展本国独立核威慑力量与保持对美国的核依赖并举，但1960年英国取消“蓝光”导弹项目是英国双轨核政策陷入困境的临界点。英国双轨核政策面临本土核威慑力量的规模、独立核威慑力量的存在价值以及在野党和民众对核政策的质疑和对抗等问题。正是英国双轨核政策内在矛盾的激化与美英核“依存”关系的不对称与不对等导致英国核政策走向失衡。面对此，麦克米伦政府依然选择沿袭双轨核政策，其主要原因是：继续与美国进行核合作可以节省英国的核研发成本，密切美英特殊关系；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核威慑，可使英国避免成为美国的“卫星国”，并有利于加强其与欧洲的关系，为欧洲防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核安全立法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思考

核能利用风险和收益并存,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是核立法的核心议题。与其他核法律规范相比,《核安全法》侧重核安全风险的管控,更多地调整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核能行业主管部门、相关营运单位以及公众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核安全法律体系中最高位阶的法律规范。本文梳理了我国核安全立法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了《核安全法》的制定背景,详细阐释了《核安全法》的主要内容,指出了《核安全法》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未来完善的方向与建议。     

美国核能工业管制体系的演变及其借鉴分析

在原子时代的开端 ,核能的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 ,核能经历了一个不受约束的扩张阶段。但是 ,随后公众的支持和经济利益转向了反对核能技术。从 70年代后期开始 ,美国公用事业公司再没有订购新的核电站。美国核能管制体系在决定核能命运的选择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没有预计到的重要角色。文章详细地描述了这个体系的演变历程 ,以及它在公众对核能的信心的消逝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核能管制体系对公众的这种信心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管制体系具有的促进和管制核能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管制过程的保密以及一种幼稚的与大众沟通的策略     

西方文化产业价值取向的建构与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

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输出构成了西方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特征,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世界文化产业格局中的优势地位,通过占有市场份额、垄断信息创造、国家战略推动和话语控制等方式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产品输出,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对异质文化进行打压和颠覆,从而赋予自己在文化全球化中的支配地位。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与意识形态输出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充分认识和利用文化产业的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来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改善党的文化领导方式。     

美国特朗普政府核态势审议前瞻

核态势审议是美国核战略规划的重要环节。面对变动中的国内外环境,特朗普政府在美国第一执政理念的框架下,预计也将利用此次核态势审议对美国核政策作出调整,在核武器作用定位上将可能更强调慑止战略对手在地区冲突层面上的核武器有限使用,并在核武器运用层面围绕上述作用重点进行筹划;在核力量发展方面坚定推动核武库现代化,可能提出更加具有可用性的低威力核武器发展方案;在核军控问题上,美俄两国虽客观上存在进一步削减空间,但鉴于削减已经进入深水区,且美俄关系持续恶化,因此预计未来美俄下一步核裁军前景并不乐观。     

生产性物流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研究——以安得物流与美的电器供应链的互动为例

本文基于供应链视角,深入分析了供应链中生产性物流服务企业和制造企业的互动机理。研究发现,两者的互动发展分别由内部因素的推动和外部因素的促进共同作用。制造企业的内部推动因素主要包括聚焦核心主业获取战略优势、提高专用资产利用率、保持供应链利益的持续稳定三个方面,并通过物流服务外包、设立物流公司两种方式刺激和推动生产性物流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物流服务企业内部推动因素主要包括分享供应链利润、降低物流服务经营风险和实现规模效益三个方面,并通过物流服务创新和专用设备投资两种方式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两者互动发展的外部促进因素主要包括企业相容性,企业对称性和企业互补性三个方面。最后,以安得物流与美的电器供应链的互动为例,对该视角下两个产业的互动机理进行了佐证。     

我国原子能立法之思考

日本福岛核事故以来,全球核能界开始新一轮反思,国际社会出现了弃核和保核两种不同观点,前者以德国为代表,后者以法国和美国为代表。由于我国能源结构中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严重依赖,为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清洁化能源,考虑到核电在我国能源结构中比例较低的现状,发展核电的方向不应改变。基于对美国、法国、日本原子能立法现状的分析和比较,为保障核能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原子能法》的起草应定位为以环境保护为优先,安全第一,经济性、市场化推动并重,并应进一步理清核能监管体制、建立核污染保险制度。     

国际格局建立的新模式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自雅尔塔体系崩溃后,国际格局开始了新一轮的整合与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战争性;国际格局建立的稳定性与非稳定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国际格局建立的长期性;国际格局建立的非标志性。出现这些新特点的原因很多,其中全球化发展、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影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慑作用、国家之间相互认同加深及民主制度的制约、世界主要国家经济运行方式趋于一致等是主要原因。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发展中,中国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谋求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和谐世界的建立,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凭借实力实现自我保护,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的准备、武装保护自己的发展和进步。如此,才能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核保障制度

核保障制度作为国际核能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的核保障条款为依据,以核保障协定范本为基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其成员国或其他当事方之间的保障协定为主要内容,用以控制核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法律制度.国际原子能机构作为国家之间在核能领域开展多边合作的有效形式,既是核保障的制度探索产物,又为核保障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实施提供了可资依附的常设机构.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虽然曾对核保障制度采取抵制的态度,但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自身实力的增强,已经并正在为核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主力集团的战略趋向和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

主力竞争集团各主力企业的共同趋向是利用各国的优势建立生产经营全球网络,并将非主力企业作为网络成员进行产业配套,各自以产业链企业群的方式进行全球竞争。在这种态势下,中国企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作为非主力企业进入主力竞争集团的网络体系,成为其产品和服务的配套企业,永久性的处于边缘地位。二是经过竞争和长期努力,作为主力企业,进入世界主力竞争集团,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主要能动力量。现在中国多数企业处于第一种状态。再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将有一批企业从第一种状态转化进入第二种状态。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中的辩证法

邓小平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辩证方法 ,提出了一系列实现国家统一的正确指导原则 :“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 ,其中大陆社会主义是主体方面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长期不变” ,其中大陆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变是前提 ;实现“一国两制”要有“两手”。以和平方式为主、不承诺放弃非和平方式的方针 ,不仅适用于实现国家统一的过渡时期 ,而且适用于维护国家长期和平统一的未来     

相互依赖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深化。这种 不断深化的相互依赖表现在更多问题领域的进一步相互交织,影响着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和国家行为方式。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冷战后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传统安全、非传 统安全等领域。相互依赖的发展,使接触与合作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形式,推动着双边关系的积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