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     

“《诗》亡然后《春秋》作”与战国“处士横议”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汉代以后人们多理解成《诗》和《春秋》两个文本的依次出现,无论怎么界定“亡”与“作”的时间,都纠结难通。究其原因,是后人把“《春秋》作”的“作”误解成孔子对《春秋》文本的撰作或编次。从《孟子》及先秦语境考察,“《春秋》作”之“作”是开创、兴起的意思,指孔子以评论《春秋》的方式开启战国“处士横议”的新时代。他以《春秋》“正名”的历史担当和革新精神为战国诸子所继承、发扬,其“见之于行事”直接影响了诸子散文的论辩方式。      

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

校堪发现,当今中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与北宋国子监本《李善注文选》吻合之处数量很少,而且其吻合处多同于早期写钞本《五臣注文选》.由此证明,陈八郎本木记中所谓“监本”并非宋监本《李善注文选》,而是今日已佚的宋监本《五臣注文选》.陈八郎初刊本应是纯粹的《五臣注文选》本,它来源于五臣单注本系统,反映了《五臣注文选》与萧统《文选》的原貌.     

唐五代“渔父”系统歌辞调名辨析

《渔父》一调在音乐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中日两国皆见创作,且曲辞齐、杂言体兼备,是研究早期文人齐、杂言辞关系的理想切入点。通检唐五代中日“渔父”系统之歌辞,对其载录调名及体式进行比证,厘清《渔父》一调曲辞的留存情况。在此基础上,考察两国《渔父》歌辞的形态、辞格,并与唐诗中“渔隐”题材诗歌比较,可知中、日《渔父》歌辞的写作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前者为“依调填辞”,后者为“依辞写辞”。早期文人曲子辞写作以“歌辞”观念而非文体观念为主导,不存在明确的齐、杂言分体意识。齐、杂言体的自觉分判,产生于“依调填辞”转向“依辞写辞”阶段,而音乐环境的差异是催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对齐、杂言体分体意识产生之细节的甄辨,还原了曲子辞在发生期与书面文学诗歌系统间联结、互动、分流的历史。      

敦煌本《文选注》字词考辨

敦煌本《文选注》包括两部分。一为日本东京细川氏永青文库藏一轴敦煌本《文选注》写卷,该文库1965年4月影印出版,并附有神田喜一郎的《解说》。该卷存236行,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部曲文》,钟会《檄蜀文》和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之注文。另一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一轴与永青文库所藏非常相似的敦煌本《文选注》写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中收录。该卷存220行,也仅有注文内容,没有《文选》原文。据内容可知乃为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丘希范《与陈伯之书》,刘孝标《重答刘袜陵沼书》,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及孔德璋《北山移文》之注文。敦煌本《文选注》为今天的文选学、训诂学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敦煌本《文选注》的释读,特别是对其俗字、疑难疑义的字词的准确释读与考辨,将有助于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一宝贵资料进行专题研究。这里仅就敦煌本《文选注》中几则疑难疑义字词试作考辨,以补学者对敦煌本《文选注》释读的不足。     

七十年来域外学者《边城》研究述评

概览七十年来域外学者有关《边城》研究的论文、论述,其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中国人形象说、悲剧--命运说、象征--原形说三种类型。域外学者认为,一部《边城》是“人情风俗画卷”中的“完璧”,写出了“无垢纯真的中国人”的形象;“爱的神曲终成一曲让人忧伤的挽歌”;一部《边城》充满着复杂的象征意义,《边城》中的“‘死亡与再生’,是作为原型而存在的”。     

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

现藏日本足利学校的宋明州本五臣-李善注《文选》,是国内不传的南宋早期刻本,也是现知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文选》刻本中李善注系统、本善-五臣注系统均有通告本问世,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五臣-李善注版本。此中秀州本已不传,翻刻本以明州本时间最早,明州本又以足利藏本为最早、最善,无一叶补版,1962年被定为"日本国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该本,正补《文选》研究之急需。本文梳理了《文选》版刻、注释与流传中的历史文化变迁,并讨论了足利藏明州本的重要版本价值。     

《文选》五臣注口语词札记

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学总集《文选》，世有李善注《文选》与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文选》两种不同的注释本流传。后来，又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成为所谓的《大臣注文选》。五臣往是针对李善注的“释事而忘义”，即只注意解释典故，不太注意疏通文义，于唐玄宗开元年间重新作的注释。五臣注的价值，历来被认为在文献学史上不及李善注。宋人苏武《书谢瞻诗》即称“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今天看来，五臣注确有其迂陋流失之处，但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流通文义，亦间有可采”。正因其“俚”，能…     

秦简“当腾腾”音义商兑

“当腾腾”是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中的一个公文习语,李学勤、胡平生等众多学者的释读皆存疑问。考诸古音通假及秦代避讳之实,“腾”当通“朕”,可训为“封”,“当腾腾”意即“该封,封”。“天子自称曰朕”始于嬴正廿六年,秦汉讳“朕”,有《说文》为证,但古今学人均未尝言及。     

《论语》词语考释五则

 以传统小学结合现代语言学,以解决古籍中的疑难问题,是解决古书疑难问题的康庄大道。本文为用此方法解决《论语》疑难词语的若干例子。《为政篇》之“父母唯其疾之忧”是父母忧孝子之意;因为《论语》时代的语料中,“主语＋用代词复指的宾语前置句”,其主语全都是施事主语,未见一例是受事主语。《八佾篇》之“其如示诸斯乎”的“示”是“指示”之意,而非假借为“置”;“示”和“置”带宾语的情况表明“示”如字读较为恰当。《里仁篇》之“劳而不怨”的“劳”是“勤苦”之意而非“忧”意,因为那时“劳”并无“忧”的义位。《雍也篇》之“则吾必在汶上矣”,“汶上”为汶水两岸而非汶水之北,先秦典籍中凡言某水上均指该水两岸。《子罕篇》之“空空如也”的“空空”是叠音形容词而非形容词叠用,即是所谓连绵词,同“悾悾”,而非“什么都没有”;因为形容词叠用的语法形式表达程度加深的语法意义,在《论语》时代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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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昭明文选》篇章作者的署名问题

《昭明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昭明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误以为《昭明文选》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之原因就在于《昭明文选》五臣注之误导作用。《昭明文选》之五臣注基本上没有学术价值,《昭明文选》之五臣注原则上绝不可作为考证材料而用于学术目的。     

张家山汉简《脉书》考释四则

运用出土和传世医学文献对比的方法考释部分张家山汉简《脉书》,可知钜阳之脉“项痛灊强”中“灊”通“渐”,意义为颈项疼痛而僵直;太阴之脉“者卧”为“嗜卧”,而马王堆帛书和《黄帝内经》作“不能卧”,这均是正确可靠的,不必改“嗜卧”为“不能卧”;厥阴之脉“扁山”为“偏坠”和“疝病”两种病症,简文并不遗漏一病;少阴之脉“産肉”意义是“长肉”不是“生肉”。     

靖康之难的成因是什么？──从南渡时人的认识说起

宋室南渡,时人并未归咎于士大夫沉溺山水。他们认为,靖康之难的因由,“内忧”远大于“外患”,即朝廷腐败的“远因”远大于外族南进的“近因”,并且认为,北宋乱事“本于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胜”。这都有别于宋亡以后把靖康之祸归咎于天子沉溺娱乐、政策失误的论调。     

关于《文选》五臣注本

南朝梁萧统《文选》,至唐为显学,先有李善注本六十卷,后有五臣注本,仍为三十卷。今行两本合刻之六臣注本及由六臣注本析出之李善注本,均六十卷。至于五臣注本,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及,清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录“五臣注文选三十卷”。钱曾《读书敏求记》亦记,并见《虞山钱遵王藏书目汇编》。晚近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云,敏求记载宋刻三十卷本,今不知存佚。四库称未见。钱侗辑释《崇文总目》,据天一阁抄本录。胡克家撰《文选考异》,近人高步瀛著《文选李注义疏》,均未见是书。沪、京、浙大图书馆善本目亦未见注录。今见台北1981年据“中图”藏影印五臣注本,各卷前题“文选卷第某”,目录前题“重校新雕文选”。书前有开元六年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与今见六臣注本前附同),并两木记,其一谓:“凡物久则弊,弊则新。文选之行尚矣,转相摹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矣,所谓久则弊也。琪谨将监本与古本参校试正,的无舛错,其亦弊则新与。收书君子,请将见行版本比对,便可概见。绍兴辛巳,龟山江琪咨闻”。另一记谓“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善本”。辛巳,为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     

文学、文字学、哲学札记各一则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广泛而充分地接受了前贤的多元影响,其最后五句的渊源前贤没有提及,实脱胎于寇准《阳关引》词。在秦汉,“隶”与“吏”是两种人,是对立的两面。“隶”必须从事各种劳役,“卒”的任务是“戍”。段玉裁为《说文解字·叙》作注时将“发隶卒,兴役戍”更改为“发吏卒,兴戍役”,有误。由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是有限的,对某些古代汉语音韵问题的研究受制于材料的局限而诸说纷出,孰是孰非难定,这也是一个存在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     

《说文解字》“轚”篆考疑

传本《说文解字》包含相当数量的后人增附字。从顾野王《玉篇》与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来看,二氏所见《说文解字》并未收录“轚”篆。而仅见于《毛诗》《周礼》及《谷梁传》三部经典的“轚”字原本皆当作“击（擊）”,传世版本或作“轚”,乃后起换旁字,也表明因训解“六艺群书之诂”而撰作的《说文解字》不收“轚”篆不足为奇。有些学者将“击”视为“轚”之假借字,其实是被传本《说文解字》所误导,不可遵从。     

《庄子》的“自”世界

《庄子》的“自”类语词—观念群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世界。“自”世界包含形上和现象两个层面。“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然”是最为重要且关系密切的三类范畴：“自本自根”表示形上之道是世界的本原,既独立自存又生成、畜养着现象“自”世界;“自化自生”表示现象之物自主地运动、变化、发展,反映基本和普遍的存在状态,依据道、本性,可分为本真的“自化自生”与非本真的“自化自生”;“自然”表示现象之物自身合理、合道的本性与存在状态。“自”世界的重心在于自我应当避免非本真的“自化自生”,实现本真的“自化自生”,处于良性的“自—他”关系中,亦即展开与呈现“自然”。      

气：中国美学审美域构成中的活力基元

受《周易》神秘文化影响,在中国美学看来,“气”是宇宙的原初实有,是最高的本体,“道”即混沌之“气”,宇宙万物皆由“气”所化生化合;作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中间环节,“气”生于“道”或“太极”,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构成质料或元素。审美创作活动中心物的感应、情景的交融离不开“气”与“气化”作用。由此,中国美学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说：宇宙万物的生成本源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运行,“气”之动物,激发了万物的生长发育,自然也激发创作者的创作动机,而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引起审美创作。“物动心感”,引起创作者内心感动与审美域构成的原初动力是“气”。     

'君臣'、'兄弟'与'朋友'————《诗经》中的人伦关系考察

考察《诗经》所涉君臣、兄弟、朋友三种人伦关系,发现在周之宗法分封制社会结构中,君臣与朋友两种人伦关系被兄弟一伦所勾连起来,君臣被视为朋友关系。《诗经》相关篇章用“朋友”处即指君臣,同时,此类朋友关系以“友纪”作为行为规范,为君者须“惠于朋友”,为臣者则“摄以威仪”。此一朋友关系亦辐射到臣臣关系。     

战国玺印自名解

战国古玺自称为“玺”、“句”、“曲”、“丩”。从词源的角度来看,“玺”、“句”、“曲”、“丩”皆有“止”义,用作古玺自名,是因为其主要用于封缄物品的缘故,取其“封止不泄露”之义。燕国的长条形玺自称为“鍴”,或读为“瑞”,影响很大。其实,燕国长条形玺的性质与“瑞”不符,“鍴”当读为“揣”,训为“捶”,因其用于捶锻压抑印文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