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宗教文化遗产活化与地方认同构建

在城市化进程中，宗教文化遗产面临着被忽略与搁置、空间剥夺、产业化道路的威胁、大众文化的影响等困境。宗教文化遗产活化在地方认同构建中具有传播宗教共识、完善地方记忆、发掘地方精神、倡导地方和谐的作用，应以此为目标建立起基于形态活化、功能活化、意义活化的分级活化体系，以更好地实现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地方感”与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表达

现代性工程建构了时间与空间的新秩序,推动空间整体知识场域的形成。地方、地方性、地方感等正是现代性的产物,在与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得到凸显。地方感的生成维系了主体与地方、地方与空间以及主体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诗性情感话语,通过“主体”“社会”“生活”三个维度凸显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其一,地方感作为主体空间意识的组成部分,通过地方体验的方式构建符号意义。主体的地方依恋、地方认同以及地方栖居等成为意义结构的深层维度。其二,地方感是现代性工程与社会空间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审美现代性反思的话语策略。“认知图绘”的感性救赎原则与“另类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凸显了地方感的社会文化意义。其三,地方感重构了主体在数字化生活中的感性认知方式,实现空间嵌入机制的回归,彰显了“千高原”般自由的空间美学景观。“再地方化”与“流动地方感”不仅重塑了主体的视知觉审美机制,也赋予了后现代主体感性认知与精神栖居的自由。     

人感城市：智慧城市治理的中国模式

随着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聚集于城市空间，城市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城镇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的“三化叠加”现代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城市治理的演进。长期以来，国外智慧城市治理主要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来感知城市客观世界和物理空间，形成了“物感城市”模式。但该模式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难以感知城市空间的主观世界和社会系统。与之相对的是，我国逐渐实践出以感知和回应市民诉求为核心的“人感城市”模式。该模式以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为作用机制，以市民诉求为传感器，以扁平化结构驱动多主体协同治理，进而提升城市民意识别、风险研判、协商议事、科学决策和施策评估五方面的能力。概言之，人感城市模式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主义，其机制在于技术赋权驱动城市治理的理念转变、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进而构建超越“物感城市”的智能化城市治理模式。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智慧城市治理应走向“物感城市+人感城市”的发展路径，既要感知城市的物理空间，也要理解城市的社会系统，二者融合才能充分理解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和多维性，针对城市复杂问题形成解决方案。     

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明代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对于传统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城市的行政区划,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于"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     

城市文化与"身份认同"

本文认为城市的形成也是人生活方式的一种巨大变革,在追求和享受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们似乎丧失了心理和情感上的归属和认同.为了摆脱认同危机,或借助于娱乐,或借助于"时尚",但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摆脱以消费贯穿始终的生活方式.而这种危机,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认同欲望与内心自由的内在矛盾;二是我们把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混同了.     

论17世纪初英国乡绅的地方认同

地方自治在英国有久远的传统,自治铸就了英国中央与地方纵向分权的政治结构,赋予了近代早期乡绅浓厚的地方认同感。在乡绅心目中,地方利益常常重于国家利益,地方政治比国家政治更有魅力。因此,17世纪初英国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加强势必引起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对决,正是与绝对主义的对抗,地方乡绅的国家政治意识日益加强。英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肇始于绝对主义趋势和地方乡绅自治传统之间的巨大张力。     

仪式感与新时代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新时代，国家对于人才的培养与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高职是培养职业人才的重要基地，在高职教育体系中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已经被列入重要教育目标，通过有效开展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能够让高职学生在学习与成长的过程中自觉承担新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与使命，能够将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融为一体，做好新时代的接班人和建设者。通过对仪式的相关内容以及将仪式感融入到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分析，进而具体探讨了基于仪式感的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实施策略。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困境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和人的存在方式的根本变革,它既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演变,更是指个体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城市化对个体的影响明显体现在城市认同之中。中国城市化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为进城务工者融入城市生活体系造成了诸多障碍,使广大农民工面临着身份认同问题。如何从制度层面、政府管理层面和文化心理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     

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

社会性认同研究存在着三个研究重点和两种研究取向。从学理角度上看,集体记忆提供的事实基础,集体记忆架构和指引的情感与叙事方向,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灵活的建构和维护活动,所有这些观点和认识都为群体认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路径。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机制的主体性构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的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因而认同的主体是人民.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财富的累积没有给所有的人带来同样程度的幸福感受,发展的成果在现阶段还没有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因此,要提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就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机制的主体性构建,遵循人民主体性原则,构建评价表达机制,保障每一个认同主体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权利；构建利益整合机制,协调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示范推动机制,发挥先进群体带头示范作用,创新激励机制,大力提升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     

城市精神空间的生态反思及其重塑的实践路径

城市空间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属性,但现代城市在规划与设计上都偏重物理空间而忽视精神空间,导致了城市精神空间层面的一系列生态问题:主体缺乏精神和情感交流、人际关系的物质化和"异化"、心理距离的加大、身份认同感的缺失和场所感的迷失等;现代科学工具如手机、视频监控、可视电话以及机器自助服务、网络终端消费等大大降低了人际交流和...     

城市贫困人口的群体认同与社会融合

本文侧重从心理与文化的角度研究城市贫困问题。通过调查分析认为 ,由于城市贫困人口大多认同贫困群体 ,从而在心理上拉开了与非贫困群体的距离 ,出现了与社会分离的趋势 ,这不利于社会融合。城市贫困人口认同贫困群体会形成贫困群体文化 ,将更不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因此 ,城市反贫困行动不仅要有助于城市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而且还要有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     

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与城市适应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征地使得一些农民获得城市户口,被动性地适应城市生活。城乡在空间上的对立嫁接到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与市民身份的对立上,加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冲突。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生活空间的改变无法代替其行为和心理的完全转变,适应城市生活是个长期的过程。     

寻找氤氲的台北记忆--论《古都》的空间呈现和认同

朱天心中篇小说《古都》在空间叙事方面尝试了多种方式,朱天心在古都创造了多重的空间,既有故事发生地台北和京都两地游历所构成的地理空间,又有作者考古般挖掘的历史空间,更有各种文本互文而延生的文本空间,这些空间在文中互相交融,共同推动了作品主题的发展.     

认同与规训：直播带货的媒介社会建构路径——以D直播间为例

通过对直播带货的网络民族志考察,本文认为人们对直播带货的需求已经从纯粹的消费需求向情感满足、群体归属、价值认同的社会建构需求扩展,直播间也由此成为媒介社会建构的重要场域。一方面,主播基于自身角色定位,通过言语、动作、表情向消费者介绍产品,融入知识、情感和价值追求,开展优质产品和可信赖人设的双重展演建构,激发消费者在互动仪式中实现自反身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消费者通过网络围观和点评,实现对产品品质和企业社会责任、主播人设的全景敞视监控,并在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中不断寻找自我的社会群体归属,推进外群体区隔与内群体认同,实现个体的自我道德规训。研究表明,在媒介技术赋权下,直播带货对社会情绪、社会心态和社会共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乃至引发线上和线下齐头并进的媒介社会建构行动。     

文化认同：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认同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客家文化运动,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