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效应对农业企业成长的影响

利用中国部分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数据,根据股权收益率定义,构建农业企业成长模型,在此基础上就杠杆效应对农业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经营杠杆和财务杠杆对农业企业成长并没有产生显著效果;从地区角度来看,财务杠杆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企业成长呈现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较高,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经营杠杆仅对东部地区农业企业产生负向影响,而对其他两个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财务杠杆对农业企业成长的作用比经营杠杆更强一些。     

物流业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将制度环境作为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基础性决定因素,在理论分析对内的市场分割和对外的开放政策对物流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关系的调节机制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利用中国30个省区2004-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进行经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物流业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2)消费品与资本品市场分割对物流业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消费品与资本品市场分割越严重,越不利于物流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作用的发挥,而且资本品市场分割的调节效应更强;3)对外开放政策中,FDI对物流业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对物流业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农民工流动和养老保险参与

基于全国七省十三市（区）的调查数据,在个人、家庭、工作及地区变量之外,从职业流动和地区流动两个层面探讨流动对农民工城镇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影响,Logit模型结果表明：换工次数和打工城市数量对参保意愿、行为均无显著影响;是否跨省流动既降低了参保意愿也降低参保参与;在企业或在本地打工时间越长,越可能参保。说明高频率的流动并不会直接降低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与率,流动距离远近、城市停留时间长短更为重要。     

控股股东声誉资本、大股东联盟与股东资源效应——基于创业板IPO前后的经验证据

作为公司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和公司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大股东联盟对整个公司发起、运营和管理等均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股东资源观,以声誉资本为切入点,以创业板公司IPO前后事件为考察场景,利用2009—2016年创业板IPO样本上市前3年至2020年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大股东联盟作为股东资源的核心提供者在中国公司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在IPO前的发起设立环节,控股股东声誉资本越强,吸附其他发起人异质性资源的概率越大,即大股东联盟的资源效应越强;(2)在IPO过程中,大股东联盟的资源效应越强,IPO抑价越低、长期市场表现越好;(3)在IPO之后,控股股东声誉资本越强,大股东联盟的合作持续性越强。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在IPO场景中的积极作用体现为对其他股东资源的强大吸附能力和大股东联盟合作的稳定性,这些作用均对公司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发起设立和定向增发阶段,或者具体到国企“混改”情景,公司选择潜在外部股东时应以股东资源的异质互补、大股东联盟的治理协同、未来发展的价值可期为根本,实现公司价值创造。     

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动因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项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跨国并购,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关注和担心.文章在梳理有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利用A股上市公司的182笔海外并购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的跨国并购受到企业自身因素和目标企业所在国的基本特征的影响,是企业自身需要与东道国发展特征相耦合的结果;国有控股、规模越大、资产负债水平越低的企业跨国并购越可能源于技术与资源的动机,而民营控股、资本收益率越高的企业则更多倾向于战略资产与市场动机;距离东道国距离越远,跨国并购越可能是出于市场和资源的动机,我国企业在低收入国家主要是资源动因,在高收入国家则更可能为技术获取的动因.结论对我国实现跨国并购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     

跨境甩挂运输联盟稳定性的演化博弈分析

目前我国公路进出口贸易增长迅速.鉴于跨境物流对甩挂运输的依赖性以及跨境公路运输的不直通性,不同国家甩挂运输企业便组建了跨境甩挂运输企业联盟来解决此问题.国家间政策、文化、经济的差异与异国企业间的不信任导致跨境甩挂运输企业联盟极易破裂.讨论影响跨境甩挂运输企业联盟稳定性的内外部因素,并建立演化博弈模型对影响联盟稳定性的各参数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成立联盟的额外投资金额参数包括甩挂运输设施设备购置费用、联盟甩挂站场以及联盟内的跨境甩挂运输信息平台的建立费用;联盟运行时的风险系数由影响联盟稳定性内外部因素决定.当建立联盟额外投资金额,风险系数以及主动破裂联盟获得的投机收益越小,政府对联盟补贴,主动破裂联盟所需缴纳的罚款以及联盟额外收益越高时,跨境甩挂运输企业联盟越趋于稳定.     

电子元器件的淘汰对军用和航空工业的影响

针对元器件企业的认识误区,从供方的视角建立起宇航元器件市场准入本质的分析框架,揭示其本质上属于非市场环境因素、与宇航元器件市场机制存在本质上的联系;并分别从市场和非市场两条路径影响宇航元器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对影响路径和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宇航元器件市场准入影响元器件企业的理论模型,该研究为宇航元器件企业针对准入机制制定企业战略、营造更有利的经营环境提供了理论支撑。     

国内市场分割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兼论贸易开放度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本文将市场分割引入企业生产决策过程,构建模型研究了国内市场分割对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我国省际市场分割对本地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市场分割显著地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一结论在采用修正的市场分割指标、考虑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延续性,以及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市场分割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面影响比混合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要大;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要小。市场分割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和抑制研发创新这两个渠道降低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高贸易开放程度和降低贸易不确定性,有助于减小市场分割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作用。未来应通过消除市场分割,形成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从而突破我国在全球低端链上的路径依赖,实现“中国制造”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攀升。     

法律制度、高管网络与外部审计监督

文章以2007至2013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网络对外部审计监督(审计意见、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网络规模越大,越有可能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承担的审计费用越高.考虑到地区法律环境的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制越健全,高管网络与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可能性、审计费用的相关关系更强.研究检验了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法律制度对企业审计特征的影响,也探索了作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高管网络对其的作用机制,可为政府监管与公司治理结构优化提供参考.     

美、日制造业技术联盟的经验及启示

制造业组织要求进行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要求知识融合,这是一对矛盾。技术联盟作为介于市场与企业组织中间的一种组织形式,既可以满足制造业对分析的需求,又可以满足技术创新对知识融合的需求。为获得更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可以采用纵向联盟的形式或横向联盟的形式,这可以使企业避免一体化导致的额外成本的增加。以辽宁汽车产业为例,阐述东北制造业实行企业技术联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融资难与贵的迷宫十字路口:银企联盟的成效

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如何更好地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构成微观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使用大样本实证回归的定量方法，研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可以缓解其融资约束程度，并且这种效果在民营产权、非集团控制、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银企联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难”状况来缓解融资约束，经银企联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的企业市场价值和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同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后存在更严重的“融资贵”状况，其需要以支付更高的贷款融资成本为对价，换取银企联盟成立后及时、稳定的信贷资金供给，即企业通过组建银企联盟来在“融资难”与“融资贵”的迷宫十字路口中权衡以实现自身发展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融资约束与公司价值的关系

2020年新年伊始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我国各项经济活动停摆,作为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上市公司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冲击。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事件背景,从债务资本成本角度考察疫情暴发前后一定时间窗口内,上市公司融资约束与公司市场价值波动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程度与事件窗口期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越严重的地区,其融资约束程度与公司价值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公司价值与融资约束程度的相关性程度更强,且在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越低的地区,融资约束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更为显著。     

“好伙伴”会有“好绩效”吗?——一项战略联盟案例的追踪

从战略联盟中战略伙伴的选择和联盟关系建立的视角出发,在总结战略联盟方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联系公司实践中创业型企业战略联盟的案例,以典型案例的形式对战略联盟与创业型企业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启示性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案例相结合探讨了战略联盟的建立以及战略伙伴的正确选择对联盟企业的影响。结果证明,以自身能力相结合的战略联盟关系对创业型企业的经营绩效具有正向的积极影响,可为企业资源与发展能力的匹配、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借鉴。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控制权转移研究

以我国2006~2011年后股权分置时代控制权转移事件为样本,研究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控制权转移的关系。研究表明,公司所有权为地方政府控制且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越低时,控制权转移更倾向于在本地公司之间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市场仍存在地区分割的现象。研究同时表明,公司与当地的政治关联度越高,越倾向于进行本地控制权转移,这也说明政治关联在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掠夺的同时,企业的社会性负担也会增加,政治关联企业将更大程度地受到政府为实现扩大就业,推动本区域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稳定等目标而实施的干预,所以更可能为达到上述政府目标而进行本地控制权转移。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无论从投入服务化还是产出服务化来看,中国制造业已出现明显的服务化趋势,但整体服务化程度并不高,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影响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的因素存在差异：市场竞争强度越大、服务经济水平越高,投入服务化程度越高;资源依赖性越强、国有及国有控股比重越大,投入服务化程度越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上市时间越长、服务业务盈利能力越强,产出服务化程度越高。从地理位置和行业属性来看,东部地区的服务化趋势更明显,装备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更高。要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必须优化竞争环境、完善政策制度、降低对资源的依赖、推动装备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企业声誉与并购溢价决策——基于业绩期望差距的调节效应

现有文献对企业并购溢价的影响因素展开了丰富的探讨,但鲜有涉及企业维持自身良好声誉的动机对并购溢价决策影响的分析。基于2007—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考察了业绩期望差距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企业声誉越高,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声誉进行并购活动所支付的并购溢价越高。无论以历史期望业绩、行业期望业绩还是以资本市场期望业绩来度量企业期望业绩,实际业绩与期望差距越大,企业声誉对并购溢价的正向影响越强。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为了维持声誉而支付高溢价的并购活动在短期内会取得较好并购绩效,但长期来看对企业业绩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企业业绩期望差距越大,这种负面影响越强。企业通过并购战略维护自身声誉应注重并购过程中的风险,避免因付出过高并购成本对未来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存在供应链传染效应吗？——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处于供应链下游客户的社会责任表现如何影响上游供应商的社会责任履行。研究发现,社会责任表现良好的客户推动了供应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供应链传染效应,且主要表现在供应链责任和环境责任方面。更进一步,客户对供应商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具有动态效应,随着供应商与客户建立供应链关系持续的时间越长,企业社会责任的供应链传染效应越明显;当客户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客户属于社会责任敏感行业或客户所在地区政府环境规制力度较大时,此时客户降低供应链风险的动机越强,企业社会责任的供应链传染效应越明显;当客户重要性水平较高、供应商产品独特性较弱或供应链关系较稳定时,此时客户降低供应链风险的能力越强,企业社会责任的供应链传染效应也越明显。研究还发现,客户驱动的供应商社会责任表现提高了供应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价值。上述结果表明,客户为降低供应链风险,通过向供应商施加压力,推动了供应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企业可见度、社会责任与绩效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备受关注却尚无定论。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影响两者的关系,并且企业可见度有助于降低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利用2010—2012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可分别采用水平模型和增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控制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后,企业社会责任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企业可见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越强;终端消费品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强。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舟山群岛新区可持续发展

劳动力市场分割源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不同属性而在市场上占有各自的市场份额,进而难以进入其他种类的劳动力的市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本文结合舟山群岛新区现实情况,分析新区产生劳动力市场分割产生的原因、后果及解决该问题的思路和途径。     

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海南省农村居民的研究（1990—2008）

采用Dnyna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和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FE-IV）对海南省农村居民1990—2008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及其地区差异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1.海南省农村居民存在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高于海南省城镇居民的水平,但远低于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2.海南省不同收入地区的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差别不大,没有出现＂居民收入越低,预防性储蓄动机越强＂的规律;3.提高人均GDP水平和城镇化率都不能有效降低海南省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