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状况对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营养与健康数据

利用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数据,用Heckman模型分别估计了身高、身体质量指数对非农就业居民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身高对工资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男性的影响要更大,但是女性没有发现;身体质量指数对工资没有影响,但在考虑了不同的工作类型和教育程度之后发现,私企的男性身体质量指数对工资影响是显著的,且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影响更为明显.在纠正了选择性偏误之后,身高对工资的显著性影响仍然存在.用健康自评进行强力检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健康状况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居民工资具有重要的影响.     

基于参数可调均值迁移滤波实现筒子纱的识别检测

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从公共健康保障和收入相对剥夺双重视角考察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共健康保障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具有显著性影响,参加医保、接受公共健康教育改善了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自评健康状况且降低了患慢性病风险,但就近医疗服务机构距离越远,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则越差。收入相对剥夺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即横向收入相对剥夺和纵向收入相对剥夺程度越严重,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越低。分群组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流动距离下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政府应从完善公共健康保障政策、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缓解收入相对剥夺等多个方面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健康水平。     

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自评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分析

在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移民群体的健康问题不仅关乎其自身发展,还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实证研究发现:1)影响知识型移民自评健康的社会因素与本地居民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客观社会经济状况与主观人际信任等社会因素均发挥作用。2)相比知识型移民,务工型移民身体自评健康更大程度上受政府信任等主观社会因素影响。提升政府信任可以有效地促进务工型移民的自评健康。据此,关注影响移民群体主观社会因素,对于降低知识型移民与务工型移民的健康风险,消除健康差异、巩固社会稳定、提高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医疗服务可及性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讨医疗服务可及性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性的参考建议,选取自评健康作为健康指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数据整理成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Log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一般性疾病的就医机构等级”和“医疗费用占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比重”与居民自评健康呈负相关。“对医疗水平的评价”“对医生的信任度”和“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居民自评健康呈正相关。医疗服务可及性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关系,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能够有效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     

流动人口养老观念与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养老意愿与养老观念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外出年数、养老保险和子女数量对流动人口的养老观念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性质、子女数量、去过的城市个数、外出年数、是否和流入地居民有来往对于流动人口的养老意愿有显著影响.     

个体医疗资源及其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采用中国老年人口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2012年横截面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个体医疗资源及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拥有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及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健康自评较好,参加商业医疗保险、需要儿女照料的老年人健康自评较差;需要所在社区提供医疗服务、生病时由儿女照料的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较差;能够及时获取医疗资源对老年人的健康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扩大新农合覆盖面、完善社区医疗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医疗资源可及性等政策建议。     

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稳定性及影响因素——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639份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就业的持续时间长短为观察变量,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欠发达省域农民工持续就业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婚姻状况及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著。农民工年龄每增加1岁,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风险减少5.6%;已婚农民工较未婚农民工退出风险减少40.2%;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极显著的负影响,受教育年限每延长1年,退出风险降低17.8%。农民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工作环境影响显著,人均纯收入越高,自评劳动强度越"小",自评技术能力越"好",与工作单位签订就业合同、购买社会保险、接受劳动培训的机会越多,退出风险越低。     

居民健康自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社区的实证调查

本文基于上海社区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借以初步了解社区居民的健康现况,以期深入剖析影响社区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助力健康社区建设.调查表明,从社区方面而言,社区是否具有体育或健身设施、社区是否经常组织健身活动和社区教育均是影响身体健康自评的重要因素;从个体层面来看,个体是否经常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社区文化的收获,以及是否参与社区教育显著影响居民心理健康自评.因此,社区居民的健康是个体和社区双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升社区居民健康应主要从这些方面着手,改变传统的依靠加大社区医疗卫生设施投入来改善居民健康的政策倾向,是健康社区建设的重要依据.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西部地区劳动力普通话能力对收入影响的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的微观数据,采用明瑟方程模型考察西部地区劳动力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普通话单项口语能力和听力能力均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西部地区劳动力的收入情况,而且较之于教育水平,普通话能力在西部地区提升劳动力职业收入的作用更为突出;普通话能力回报率随着人群阶层收入分布状况而变化,呈现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递减的趋势。总体来看,在中低收入层次普通话能力对其职业收入的贡献更大,在高收入层次受教育程度则是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把推普工作融入国家宏观战略并做好相关服务。     

教育水平与中国家庭储蓄率

教育水平的提高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家庭储蓄率?学界对于这一课题至今未有定论。利用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和系统GMM模型,可对劳动力教育水平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均教育年数增加1年,家庭储蓄率提高3.15个百分点,滞后1期的人均教育年数增加1年,导致家庭储蓄率降低2.41个百分点,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分组构成对我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我国劳动力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较快发展所能带来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持续提高,会降低我国家庭储蓄率。另外,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组构成对储蓄率的不同影响来看,现阶段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应该充分重视高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政府的层面来看,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以降低我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有利于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与居民健康——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社会资本表现为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能力,它可能通过影响居民健康行为和情感心理过程,来对居民身体健康产生重要影响。利用2014年CFPS数据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居民自评健康和心理状况都具有正向的积极作用,这一结论在用工具变量估计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仍然稳健;社会资本可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居民增加健身锻炼、适量饮酒等健康行为以及改善心理状态,从而提升个体健康水平;吸烟行为的机制作用则未得到经验证据支持。研究结论为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国民健康水平识别出一条新的路径——通过形塑个体社会资本来促进居民身体健康。     

贫困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健康

贫困地区农村老年人健康是合理优化农村医疗资源配置的重点。通过联立方程检验卫生可及性对农村老年人就医行为的影响,以及就医行为与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卫生可及性无论对老年人村镇医疗机构还是县市级医疗机构的选择均有显著影响,选择到村镇医疗机构就医的老年人有较好的健康自评状况,同时健康自评越高的老年人到村镇医疗机构就医的概率越高;而选择到县市级医疗机构就医的老年人健康自评相对较差。同时,健康知识无论对老年人自身健康状况还是就医行为,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教育水平对人口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Grossman方程探讨教育与健康的关系问题,实证分析在健康决定因素中,个人受教育水平对健康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由于教育和健康受到一些可被观测和未被观测的共同因素影响,因此在健康的决定方程中,教育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和自选择偏差问题.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及连续性选择模型解决健康模型的内生性和选择偏差问题,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发现个人受教育水平对其健康状况有着直接而显著的正向影响.     

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因素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2-2018年四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bootstrap技术,从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视角,分析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健康人力资本比教育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更大,特别是对于收入处于0.50分位及以下的农户影响作用更强;金融资本中的储蓄资本比农户借贷行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显著。(2)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是影响西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健康水平的分位差异系数显著为负,有利于缩小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因此,中低收入组农户需要提升健康水平和教育水平,通过普惠金融发展增加储蓄资本。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数据,实证分析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的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采用OLS以及倾向性得分匹配（PSM）发现上述结果仍然成立;低龄、 女性、中部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更容易受到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存在着“子女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传导机制。此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健康老龄化的进程提供了有效参考。     

抑郁对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

理解中老年慢性病人群抑郁状况及其与医疗服务利用的关系,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自评健康为中介,从门诊、住院双维度考察抑郁对慢性病人群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抑郁情绪使得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医疗服务利用率显著提高,门诊服务利用率提高8.4%,住院服务利用率提高4.8%。自评健康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影响门诊服务和住院服务利用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46.02%和63.92%。抑郁情绪可直接预测,亦可通过自评健康间接预测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医疗服务利用。增加针对慢性病人群抑郁情绪的干预,关注中老年人群自我健康状态的认知能力,提高健康认知水平,以期促进医疗服务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佛山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

佛山市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现状抽样调查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居民有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第二,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区域差异。第三,家庭氛围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和社会信心体验对居民的自评幸福感有普遍的影响;心理健康体验对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明显。第四,与较高层次需要关系密切的主观幸福感成分对自评幸福感所起的作用较为突出。     

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身份选择——基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在京就业者的比较

利用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别考察来自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在京流动劳动力的就业身份构成,并运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人力资本对流动劳动力不同就业身份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对改善其就业身份有显著正面影响;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对中西部地区流动劳动力更为重要,对流动劳动力成为雇主的正向影响明显高于来自东部地区者。据此认为,在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之外,针对流动劳动力的系统性边缘化制度安排需要打破。     

学校质量、受教育程度与收入

基于对2017年典型省市劳动力市场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深入研究学校师生比和类型不同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及未来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旦考虑控制能力和家庭背景因素,师生比对男性收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师生比对女性（尤其是低能力女性）收入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进入选择性学校的人,尤其是男性会得到更高的收入。对于没有进入选择性学校的人而言,个体学校类型对收入的影响更大。     

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对农村中老年健康的影响

从职业类型和社会资本视角入手,基于陕西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欠发达地区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非农生产者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社会资本对中老年健康影响显著;年龄对中老年人健康影响呈“U型”,拐点在56岁;家庭收入对健康有正效应,而医疗支出的效应为负;参加新农合的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说明其参合行为可能存在道德风险。由此,建议关注农业生产者的身体健康,积极应对职业分化对农村人口健康管理的挑战,加强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资本建设,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以增强中老年家庭对疾病的抵御能力,并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制度建设以防范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