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时代人际关系理性化与农民合作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市场化改革促使乡村进入到"转型社会"情态,乡村人际关系由此而"理性化",表现为人际交往的理性算计,以及基于算计基础上的"‘自主性选择’人际关系"。这种理性化是乡村社会进步的"外显",但这种理性化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农民合作的同时,又与乡村中传统因素和农民尚未进化的价值理念高度叠合,成为农民组织化或走向现代意义"真正合作"的障碍。为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推进乡村"软环境"建设,即农民现代公民精神培育工程,包括丰富农民的"社会文化网络"、开展公民教育、推动乡村信任结构转型等,促使农民人际关系再造,确立起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而建构起一个普遍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     

演化博弈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治理呈现多元化。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能有效缓解传统治理主体缺失的矛盾,遏制乡村治理资源分散分布的趋势,规范乡村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调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两个主体的政府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稳定策略集中在各方均合作或者均不合作,取决于博弈双方利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和治理成本的降低,从动态调整角度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具有合作的趋势。因此,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重点要从理顺博弈双方的利益分配机制出发,同时控制影响博弈双方参与治理支出成本的不确定性因素。     

"苏南模式"的转型与乡村先富参政--兼论农村社区整合手段的变化

本文讨论的是先富参政现象,但并没有局限于先富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其实,先富参政与苏南模式的转型是有内在联系的,文章的重点也是在挖掘这个联系的基础上凸现先富参政在市场中介、组织农民、乡村治理结构、村合作文化的转型等等方面的特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讨论了乡村社会整合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     

国家与基层组织关系视角的乡村水利治理

明清以来乡村水利治理经历了“民间自治”一“国家动员＋基层组织”一“国家退出与基层组织”一“市场化与农民合作”的演进轨迹,这是由国家性质和农民组织状况共同决定的。当下乡村水利治理的困境由国家缺位和基层组织弱化造成,因此,国家应积极介入乡村水利治理,着力重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实现国家支持与基层组织的有效对接,建立水利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土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由此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而且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地位和作用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走向联合自强的自制组织,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它在我国农业生产的市场化、集约化、现代化和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新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乡村精英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

乡村精英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多元参与主体之一,对组织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主导特征,可以说乡村精英领导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乡村精英的领导能力尤其是信息处理能力、市场经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源协调能力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振兴具有相互促进、互助共赢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新”实践中,常出现因缺乏对“三新”思想理解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效益不高、发展方向与方式不明确;资本逐利性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偏离与异化;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时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系统性引导乡村发展综合性产业,并将产业发展嵌入本地生态与乡土文化,创新经济增长点,倒逼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以“三变”改革促进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利益共同体,建立内部化收益、成本、风险保障、考核、监督、激励发展机制,结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有益于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更稳定、更多地分享收益;搭建与其他组织协作发展平台,实现城乡融合、要素互通,促进产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     

国家主导型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建构对乡村振兴的启示：日韩农协组建的再考察

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发挥农民主体性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也是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日韩农协组建历史的考察,研究发现：人多地少、以自耕农为主的东亚小农社会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特殊经验,即国家主导自上而下地建构农民自治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借助横向合作属性与纵向规模效应的有效互促,实现农村“公益”的发展。这种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法团主义建构过程,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学习借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基于国家法团主义对农民进行再组织,构建有效的联结政府、市场与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体系。村党支部引领组建的合作社作为单位农协,再改革现有的供销社纵向组织体系是较为现实的路径。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个体化与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发展

当代中国农村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发展是乡村社会个体化的一种反应。乡村社会个体化为农村宗教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一些农民通过皈依宗教在信徒之间重新建构一种互助、合作关系,宗教的团体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公共生活的消解和缺失。这些被新兴宗教所吸引的农民往往是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群体,与之相反,那些不信教的农民往往可以借助市场化机制来解决他们生活和生产上的互组、合作问题,他们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乡村社会个体化还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在各种新兴宗教的竞争之中,基督教因为提供了更好的"信仰产品"而在宗教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成为当下农村宗教发展不可小觑的力量。     

外源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L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力已经形成共识,但作为外来力量如何与乡村在地主体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是现实中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并以L社会组织为研究个案,能够细致刻画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乡村振兴合作网络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包括动力和控制两种机制,动力机制通过利益赋予提高合作意愿,促使合作行为产生,控制机制通过引入规则削弱合作风险,保障合作关系稳固。2)外源型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中采取了“问题识别—利益赋予—招募—风险分析—策略选择—动员”行为逻辑。3)在“动力—控制”双重机制下,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的新型乡村振兴合作网络呈现出“卷入—吸纳—团结—激活”的发展路径。这一案例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新内源发展的理念内涵,还在实践层面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     

失衡的引擎：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困境之根

我国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农业、农民的固有特性决定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亟需市场推动和政府引导双重引擎.20世纪中期以来,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以及市场化力量的严重缺位必然造成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双重引擎严重失衡,从而导致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畸变发展.从“卷入式参与”向“权利型合作”转变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走出困境的突破进路,这一转变要求双重引擎的均衡运作并进行新的策略安排.     

社会创业的经济学分析和转型比较——基于乡村振兴的实践

社会创业作为社会价值优先并兼具市场化运营的创业方式,为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提供了新思路。相比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社会创业行动将乡村社会价值与环境价值纳入收益考量,通过增加乡村产品供给改变市场供求关系,大幅增进了整体社会福利和广大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鉴于社会创业的比较优势,商业企业、政府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新创社会企业等乡村振兴主体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着眼补齐或增强乡村社会(环境)价值创造能力和乡村经济价值获取能力,遵循不同路径开展乡村社会创业行动。未来在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中,应注重鼓励多元乡村创新模式,推动乡村制度完善;培育乡村社会企业家群体,鼓励乡村市场开发;加强乡村社会创业顶层设计,构建合法性机制。.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是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应对WTO挑战的有效途径。国家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 ,已经从农村改革前的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全面控制发展到今天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主导作用。合作社制度的反市场性决定了其对国家扶持具有天然的倾向性 ,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更多地应体现在加强合作社立法建设、制定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 ,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不是过多地介入到农民合作组织的日常经营决策中。     

乡村场域、惯习与农民消费结构的转型——以河北定州为例

消费结构是认识和解读中国"三农"问题和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在乡村场域(硬约束因素)和乡村惯习(软约束因素)的双重影响下,农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     

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文化建设——以河北唐山乡村公共空间为例

乡村聚落中的公共空间是农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乡村公共空间也在发生变化。本文以河北唐山为调查区域,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地乡村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即虽然乡村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大多数乡村公共空间还是分布在必需性活动场所及其附近,并以两三种活动复合在同一地点为主,良好的环境和设施是附加性的分布影响因素。同时,本文归纳了公共空间活动的人员结构和组织特征,进而分析了政府、村委会、核心人物在乡村公共空间中作用。     

大都市郊区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及其实践机制——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何回应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由此乡村治理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生活转向。本文将这一转向置于乡村治理转型的学术脉络下,以上海郊区乡村治理经验为典型案例,构建三重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其背后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乡村治理任务的设置、村干部精力的分配,还是城乡居民对乡村治理的期待,都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村级组织发展权与治权的分离以及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动,这三大机制共同形塑了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乡村治理生活转向的趋势,在后续实践中完善乡村生活治理需要激发城乡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平衡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     

“十四五”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机制及图景——基于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考察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丰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路径。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口和资源外流加速，文化传承的主体、机制和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动力不足，直接影响农民的文化生活、公共秩序及社会联结，文化振兴势在必行。老年人作为乡村社会的坚守者，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乡村，他们关心村庄发展和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依靠力量，也是应对乡村文化转型之困的重要主体。可借鉴河南省M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实践，通过老年人的组织化找回乡村振兴的主体，回归乡村振兴的本质，推动文化资源整合、价值塑造和组织重构，铸造新的文化生态和公共规范，增强社会关联和合作能力，从而为乡村文化振兴、文明传承提供坚实的内生动力和社会基础。     

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极力推行的一项国家社会经济政策。抗战前,江苏省率先进行农村合作运动,并为之设立了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与金融部门江苏省农民银行;出台了种种有利于合作社业务展开的举措,如加大农贷资金、采用多种贷款方式、限制借贷利率等。这些作法在加速江苏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投入,改变了乡村借贷的传统格局,促使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当时基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尚未彻底变革,难以达到国民政府之初衷,然改良农村的努力则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