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创作中的人道主义

雨果是一位伟大、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创作,用他的话来说,都是“通过想象和十九世纪人道主义的三棱镜”来反映世界的。所以,在他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处处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他的人道主义在道德规范方面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以前的最高的伦理道德理想的一种表现。第一,对专制制度无情揭露、愤怒控诉、激昂抗议,构成雨果创作的基调,也是他创作中人道主义突出的表现。马克思曾经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1页)雨果经历过波旁王朝封建主义专制复辟时期,七月王朝金融资本家专制统治,拿破仑三世称帝的独裁专制时期,直到第三共和期     

论雨果的人道主义——纪念雨果逝世一百周年

<正>“关于人道主义,我想首先应该指出,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两个方面有联系,又有区别.”     

论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创作思想发展轨迹

以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为线索 ,分析论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发展轨迹 ,历史地肯定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进步价值 ,也指出了他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论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

一八八五年六月一日,巴黎一百多万市民为他们民族的伟人——一个没有任何世俗叔势,而仅以操笔为业的人——维克多·雨果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地又都在纪念这位曾被誉为“近代法国民主自由运动的思想源泉”的伟大诗人。可见他的声誉早已飞渡重洋,他的影响也没有被“随着时序的进展而愈加汹涌澎湃的人类遗忘的大海”所冲淡。这固然是因为他的作品的强大艺术魅力,他的卓著的艺术见地和他的作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一名主将的功勋的缘故。然而,我们也不应讳言,真正震撼千百万读者心灵的力量,真正吸引着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数以千计的学者,使他们锲     

试论雨果小说中神父形象的人道主义内涵

在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三部重要小说中的三个神父形象──克洛德、卞福汝、西穆尔登，均有不同的人道主义内涵。本文揭示了这三个神父形象所体现的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不同层面，及其某些特征和思想发展轨迹。     

文艺不能称为上层建筑吗?——与朱光潜教授商榷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用来分析研究文艺的社会性质、地位和作用,是当前文艺理论界急需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问题。不久之前,朱光潜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质疑》(1979年第1期《华中师院学报》,全文内容已写入《西方美学史》再版“序论”),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朱先生说马克思讲的上层建筑是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恩格斯只在“较早的著作”中,“偶尔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唯有斯大林“最明确”地指出“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甚至“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起等号     

论罗素的事实概念——兼与翟玉章教授商榷

事实概念的合法性一直是符合论者与反符合论者争论的焦点所在。最近,南京师范大学的翟玉章教授通过对罗素的事实概念进行梳理认为,就对真和假的解释而言,事实是空洞的。此外,他还认为,事实概念本身就预设了真概念。就反符合论者对事实的拒斥而言,翟教授的观点具有普遍性,因而非常值得予以关注。通过考察罗素持有符合论的历史以及他对于事实之本性的论述,试图表明事实并非是罗素为了解释真/假而特设的。此外,通过考察事实需要预设真这一观点的可能涵义,翟教授的论证可能包含着某种混淆,因而值得商榷。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兼与夏志清教授商榷

夏志清教授曾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其他各历史阶段的文学是不存在该精神的。但是,如果仔细辨析“感时忧国”精神的源流,深入分析十七年文学相关文本,我们会发现该精神不过是积淀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层的忧患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置换与发展,它在十七年文学中并没有全然消失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对此,夏志清的相关文章也是充满悖论的。     

浅析强制管理制度——兼与张榕教授商榷

强制管理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执行措施,许多国家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设立了强制管理制度,将强制管理作为与拍卖、变卖、以物抵债并列的一种变价措施,以有效地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对“执行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对强制管理还存在着一些基础理论上的争议,从对强制管理的介绍出发提出五个追问,厘清其实践意义,期待强制执行法修改时将其收入其中。     

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论的真实意蕴——兼与黄应全先生商榷

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论是站在现代哲学美学反形上学立场上的,反对把心和物作实体化处理,主观和客观的界定也是相对的,美的真实意蕴是化掉主观和客观而达到物我两忘、物我同一,重点在"统一"(同一)上。黄应全得出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是主观论的结论,其原因是他的思维方法是旧本体论的,他对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的分析也是静观的,不是动态的。他推理所涉及的"心灵"和"形象"都不是朱光潜的原意,他的实体化思维使得他非此即彼地把美同美感割裂开来,这是他的错误结论的病根。     

典权的死亡与再生——兼与张新宝教授商榷

“典权废除论”往往从典权所谓的固有缺陷出发来论证典权制度的没落和消亡,没有看到这一问题的实质不是典权制度先天的不足或者缺陷,而是本土制度在西风东渐的立法体例下,如何很好衔接和融合的问题。由于典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试图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纳入其体系之下,总会显得生搬硬套与牵强附会,我们肯定典权在现有物权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困难,也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提出在商事特别法的方式下对这一古老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     

略谈雨果的浪漫主义创作及其人道主义思想——纪念雨果逝世100周年

今年5月22日,是法国伟大作家维克多·雨果(1802.2.26——1885.5.22)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在世界文学史上,雨果是个在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著名作家。     

也论美学的对象与学科定位——兼与孔建平教授商榷

对于美学研究的对象．历来争论颇大,学界一直有不同意见,迄今尚无定论。中西方对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解说,正表明这个问题本身的繁难,也表明相关因素的复杂。对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我们不但要知道其在不同阶段对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特征,更要利用历史的辩证观点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这样我们才能对不同看法的得失做出更有根据的评判,从而把握今天我们美学的研究对象究竞是什么。     

也论刑法中的财产概念——与付立庆教授商榷

在刑法实践中,经济财产说和法律·经济财产说不是互斥关系,而是并行关系。单一地采取经济财产说,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定法现状,而且与司法实务中的做法存在距离。承认赃物、违禁品等"不义之财"为刑法上的财产,既不符合财产法益本身自带的是非观,也使得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产生对立。由于经济财产说缺乏规范性考虑,法律·经济财产说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将长期与经济财产说并存,甚至在将来超过经济财产说并走向功能财产说。     

辩柳山即武落钟离山——兼与宫哲兵教授商榷

古文献记载早期巴人发源于武落钟离山,学术界经过争论,一般认同长阳山即武落钟离山.武汉大学教授宫哲兵撰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长阳柳山即古籍所载武落钟离山.笔者认为,此六条依据不足以得出柳山即武落钟离山的结论,言柳山即武落钟离山还存在重大疑点,值得商榷.     

柳山即武落钟离山辩——兼与宫哲兵教授商榷

古文献记载早期巴人发源于武落钟离山，学术界经过争论，一般认同长阳假山即武落钟离山。武汉大学教授宫哲兵撰文从6个方面论证长阳柳山即古籍所载武落钟离山。笔者认为，此6条依据不足于得出柳山即武落钟离山的结论，言柳山即武落钟离山还存在5大疑点，值得商榷。     

中国翻译教学途径探索——兼与穆雷教授商榷

与穆雷教授就“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一说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翻译教学”与“教学翻译”虽概念不同，但在我国的翻译教学中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既要重视“翻译教学”，也不能忽视“教学翻译”。如果将二者截然分开，不利于我国翻译教学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大批翻译人才的培养。因此，对国外翻译理论我们要深入研究，经验证对我们有用者可合理接受，对不符合我国国情者不可盲目搬用，对西方翻译理论术语的盲目搬用不利于我国翻译学的健康发展。     

论环境难题对法律科学的范式影响——兼与蔡守秋教授商榷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传统法学以主客二分法为范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这促进了以主客一体化为范式的环境法学的兴起。与西方生态主义提倡的自然权利观点不同,中国环境法学的新范式仍然应该以人为本。在当代中国,为了运用法律方法应对环境难题,法律科学的范式应调整和重塑,新型的法学范式应走综合法学的道路,突破传统法学中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樊篱。     

论司马光时代的新法改废与新旧党争——兼与赵冬梅教授商榷

神宗去世以后,北宋政治进入"司马光时代"。在短暂的一年多时间里,新旧党政治势力的消长和政局演变的趋势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虽然在政策主张上当时政坛存在着一些相近的看法,但从人事上讲新党旧党和解的可能性并不大。吕公著和司马光的两份名单的出台意味着旧党全面夺权斗争的正式开端,他们举荐的台谏官在支持司马光、驱逐新党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光在很短时间里就基本实现了废除新法、驱逐新党的政治目标,这得益于时代环境和高氏的有力支持,也和他的政治手腕、政治魄力密不可分。司马光是某些政策上的少数派,但在人望上是绝对的多数派。司马光始终保持着斗争姿态,没有提出和解的政治主张。新党被逐之后,旧党内部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的分歧凸显,司马光所代表的激进路线是元祐政坛的主流。     

论私人行政与司法救济诉讼形式的选择——兼与章志远教授商榷

随着民主政治及私人部门活动成熟度的增加,公私合作成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理念,私人部门开始承担原来专属于国家的部分政府职能。[1]此引起了行政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但由于私人主体在承担公共行政任务的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纠纷,对相对人造成侵害,因此便产生了相对人如何通过司法途径来救济自身权利的问题。到底是遵循"一元化诉讼"即在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两者间选择其一,还是通过"二元化诉讼"即既运用行政诉讼又运用民事诉讼途径救济?学者中有主张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相互匹配解决纠纷的"二元诉讼"。此种主张的代表之一是章志远教授,其在《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发表了《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的行政法规制》一文提到。笔者认为,私人主体在参与公共行政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多元的法律关系,这导致争议法律关系的认定模糊,应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通过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的方式,实行"一元化诉讼"即运用行政诉讼的形式予以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