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话本小说中的"女助男"母题

面对宋元以来男性渴求女性佐助的角色扮演世态 ,话本小说的作者纷纷把“女助男”母题作为创作的重心。该母题大体涉及到资助、智助、情助三个内容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全方位地显示出男权背景下的女性主体意识。它是依照宋元以后市井社会舞台上出现的男权弱化与女性“丈夫化”现象而进行的 ,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金庸小说母题研究——读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

金庸小说作为中国武侠文学的重要一隅,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和文化意蕴。刘卫英、王立教授《金庸小说母题及中外比较研究》一书从主题学研究方法入手,从16个母题和意象专题研究来阐释金庸小说中的深层意蕴以及某些人类学解读。不同于其他一般性金庸小说研究的论著的是:该书创新性地从部分母题的中外文学主题史来源、以及民国武侠小说代表作的介入等方面阐发,成为该书的重要特色。     

金庸小说人论

自《史记》游侠、刺客列传以降,武侠文类延及金庸而登峰极。本文从金庸对该文类论人模式及精神母题的扬弃,对人与世界这一人论命题的反思和对个性人格复合性的动态展示及开放性把握,对当代人论方法的融汇借鉴等方面切入,探讨其小说系列由“侠之大者”到“侠之人者”的当代人论内涵。     

论金庸的女性崇拜及其小说中的爱情模式

对金庸小说中众多美女围绕一个男性英雄的爱情模式,研究者多持批评态度。本文认为,金庸小说的这一模式乃是由其进步的女性崇拜情结决定的。这一模式使女性情怀、女性之美在金庸小说中成了与英雄胸襟、英雄侠义并驾齐驱的一个看点。     

"霸王别姬"母题的现代流变

“霸王别姬”及其相关情节在不断被重说与改写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文学一个独特的母题。20世纪以来,身处不同写作语境中的几位作家发扬主体精神,对“霸王别姬”这一传统母题进行了各自“别有用心”的改写:或歌颂英雄主义,或寄托政治情怀,或张扬女性意识,或编排香艳故事。“霸王别姬”母题在被不断改写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现代流变。     

《蜀山剑侠传》女性因爱生恨复仇的主题史开创

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中黄畹秋因爱生恨的非理性复仇,来自传统女性偏执报复的劣根性叙写,复仇模式较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复仇叙述套路。其复仇母题深受西方文学影响,女性复仇动因属早期创伤型变态复仇,类似美狄亚报情仇,复仇效应为多米诺骨牌式连锁反应复仇。这一因爱生恨的狠毒女性类型,也影响到金庸小说,并因此形成了一个黄畹秋式形象群落。     

学位体制下的金庸小说研究

在金庸小说研究再次掀起总结反思的热潮之际,将金庸小说研究的学位论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发轫、繁荣及繁荣后的沉淀三个阶段,梳理金庸小说研究在学位体制中的历时演进过程,并通过研究机构的空间分析来探析金庸小说研究后备力量的聚合与整体效应,描绘出金庸小说研究在学位体制中的基本格局。虽然每个阶段存在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和方法,但学位体制下的金庸小说研究仍聚焦于“本体研究”和“延伸研究”两个关键问题上。多领域的研究体系和多学科研究格局的形成昭示了学位体制下金庸小说研究的显著成就,但其中也存在着进一步反思与深化的空间。     

古龙小说复仇模式及其对传统的突破

古龙武侠小说力图对传统复仇模式进行借鉴的同时,又有所突破,从而不仅在审美上给人以新鲜之感,而且思想上能给人以启迪和升华,主要表现在(1)传统叙事文学中友情服务于复仇,古龙小说则注重表现仇人之间的友情;(2)传统文学多写“女性勾引不成则诬陷”,古龙写出了女性的报复来自于真爱,以及“育仇人之子使相残以报复”等模式;(3)借鉴金庸,古龙对传统“儿子长大后复仇”模式也有超越;(4)在中外相关母题滋哺下,古龙小说较自觉地将“忍辱复仇”模式回归到侠文学,如“恋酒色惑乱仇敌耳目”、“忍辱为仇敌亲信伺机报仇”、“自辱以激发复仇信念”等。古龙武侠小说创作,对传统复仇主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多重超越。     

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施爱东

传统"英雄杀嫂"故事多借助英雄在"酒与色"、"江湖与家庭"、"兄弟与妇人"等多元选项中做出既合乎江湖规则又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以确立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为此,作品往往以丑化妇人,杀死妇人作为叙事策略。金庸在借用这一故事类型的同时,也必然地沿袭了故事所传达的主题,这是作者无法自主的。金庸对这一传统母题的创造性改造主要表现在叙事时空的安排上。     

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

传统"英雄杀嫂"故事多借助英雄在"酒与色"、"江湖与家庭"、"兄弟与妇人"等多元选项中做出既合乎江湖规则又合乎伦理道德的选择,以确立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为此,作品往往以丑化妇人,杀死妇人作为叙事策略.金庸在借用这一故事类型的同时,也必然地沿袭了故事所传达的主题,这是作者无法自主的.金庸对这一传统母题的创造性改造主要表现在叙事时空的安排上.     

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

金庸小说第三版修改已经完成,学者们各有其说.汤哲声认为,金庸小说既然已经定型成为经典,就不应再随意改动.卢敦基认为,金庸修改小说是他个人权利之内的事,再次修改金庸小说,给作品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韩云波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体现了他从"流行经典"走向"历史经典"的努力.马睿认为,金庸再次修改小说,并未对武侠文体做出新贡献,这只是一场通俗文学、大众传媒和世俗化社会的互动.     

通俗小说·文学经典·知识生产——中国现当代文学视阈中的“金学”建构

金庸小说,正经历着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的通俗小说到90年代以降的“经典化”的过程,一些学界人士热衷于将原本属于通俗文学范畴的金庸小说研究推向所谓的“金学”。金庸小说无疑是大众文学的经典,它的畅销性、长销性以及为读者带来的密集的阅读快感确保了这一点,但并不等于它是一般意义的文学经典甚至文化经典。金庸研究的根本意义恐怕也不在于将它客观化、对象化地树为经典,采取超然物外的文学批评的立场。实际上,金庸小说（或者说“金庸现象”）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当代“文学／文化生活”的难得的“近身性”,它是“文本讲述的时代”与“讲述文本的时代”的合而为一。     

中国侠文化(主持人:韩云波)论两个金庸与两种金庸武侠小说

不论是在文学修养、爱好还是文学天赋上,金庸都具有雅俗二极性,有两个金庸:通俗文学的金 庸和纯文学的金庸.金庸武侠小说可以从文本性质上区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通俗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 称之为“旧版”;一种是纯文学版的金庸小说,可称之为“新版”.在文学观和写作方式上,１９７０年代之前的金 庸小说是通俗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后的金庸小说是纯文学性的.１９７０年代之前金庸把武侠小说当作通俗 文学来写,读者也当作通俗文学来读;１９７０年代之后金庸从纯文学角度来修改他的武侠小说,读者把它当作 纯文学来读.作家金庸不具有统一性,金庸作品也不具有统一性.     

迟子建小说叙事中的"自然"母题

“自然”叙事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文章从阐述“自然”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艺术体现以及迟子建的自然观入手,深入探讨迟子建小说创作中对于灰暗现实的超越以及在超越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文体风格和美学追求,进而触及迟子建小说叙事的诗学内核。     

试论金庸笔下为情所伤的女性形象

爱情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在现代新武侠小说中,更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金庸的小说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许多武侠小说存在着“为情而情”的倾向,更有着许多滥情的描写,而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却是独树一帜,写到了爱情本身。以写情闻名、为情而生的台湾女作家三毛就写道：“我曾对金庸先生说,你岂只是写武侠小说呢？你写的包含了人类最大的,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使人类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字,也就是‘情’字。”①尤为突出的是,金庸在江湖这一自由的世界中给了女性以特殊的地位。在传统情感话语系统中,女性根本就…     

金庸小说寻宝母题的佛经文学来源

金庸小说中的寻宝模式,与传统的埋宝掘葬风气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作者的反文化、反传统观念.故事文本叙事的来源应该是中古汉译佛经中的夺宝遭害幸免母题、寻宝者互相谋害、意外得宝等母题.金庸对于宝藏所在地、夺宝、得宝方式等描写都进行了创新,流动着人类永恒的探索与追求,充满了吸引现代读者关注的人文精神.     

论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

金庸小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全面探讨了以儒家主流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成法”,以“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念进行了侠的思想实验.金庸小说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必须“变法”,以《鹿鼎记》为核心,金庸小说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变法”系统,并最终在他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自由+法治=稳定+繁荣”的结论,由此构建起了金庸小说的新法家文化形态.这对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与重现武侠光辉,无疑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金庸小说的文学遐想

文章认为金庸小说在语言方面有“清水出芙蓉”的特色，体现了最是平淡却俗雅皆深的整体效果，并从小说的要素入手，针对金庸小说关注的“武”、“侠”、“情”等小说要素进行阐述，指出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和不朽意义。     

黑色暗流——"乱伦"母题在美国早期哥特小说中的传承

哥特式“乱伦”多产生于极端压抑心灵的变态愿望，是哥特式文学创作惯用的一个母题，同时又是哥特式恐怖的主要来源。本文以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美国哥特小说为研究范本，旨在绘制“乱伦”母题在布朗、坡、霍桑三位哥特大师笔下的传承与发展。     

金庸小说回目语用特征透视

做文章讲究文体风格 ,话语体裁强调与文章体载对应 ,语言形态要受文体类型的制约。在金庸小说中这种文体类型制约似乎却被解构 ,“调动多种语言资源和手段而形成多语混成的汉语组织”形成金庸小说与众不同的语体风格。这种风格反映在其小说回目中 ,有三种表征 :“声律排列”上的兼容 ;“语言成色”上的混合 ;“语言表现”上的交叉。这些表征产生的动因在于作者创作上的“好新求变” ,文学语言陌生化的要求 ,现代汉语本身的特点等等。透视这些表征 ,可以体察金庸小说多语体混合的新范式 ,能够感受诸味纷呈 ,变化多端的审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