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与社会稳定

在经济转型期 ,随着人们利益的分化 ,社会上出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复杂利益群体 ,他们纷纷要求自己的利益得到政治保障。这样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结构开始分化 ,这种分化对社会稳定存在着正负两种效应。应采取何种机制在权力结构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 ,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期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农民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和谐社会的角度解读农民问题,农民发展可定义为农民平等地享有各种权利,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发展进程,并享受发展成果.促进农民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重要途径,而发展的关键在于赋权,主要包括赋予农民参与决策的权力及选择的自由、提升其对资源的利用和控制力、利益分享、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试论权力经济学的若干问题

一、权力的经济性质与经济学意义 1、权力的经济性质。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里的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或称为经济利益。没有这些利益和利益关系,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发展。而当与一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利益、利益关系出现对立和冲突时,权力作为维护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利益关系的存在也就出现了。最初的权力来自于习惯,而当利益、利益关系出现尖锐对立时,法的权力就出现了,这是依靠国家暴力来维护的权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     

真实的经济过程:利益竞争与权力博弈——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权力。权力的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其所掌握的资本或资源。在政治学和法学研究领域中存在权力范式 ,在经济学分析中也需要权力范式。政治权力具有分配属性 ,而经济权力具有生产属性。利益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社会权力 (政治的或经济的 )结构与利益结构具有同构性质 ;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会导致利益结构的两极分化 ;只有当权力对等时 ,权力才会转化为权利 ,利益结构才会趋于平等 ;权力博弈的均衡状态具有从合作博弈到囚徒困境的多种形式 ;信息公开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论领导干部协调的意义和作用

一、领导干部协调艺术的含义和特征协调是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分配、流通等等普遍存在的现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必须以某种方式来协调他们共同努力,协调动作,否则就无法进行生产和生活.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分工协作、共同劳动,就产生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人们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客观上就要求有协调一致的社会经济活动.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等活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要不断协凋极其复杂的对目标影响的潜在因素,要求领导干部在面对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从总体目标出发,审时度势,统观全局,通过政策、法令和各种利益措施,做好党派、社会集团关系的协调沟通.搞好党政权力关系、政企权力关系、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协调沟通,正确协调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沟通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关于"社会层级结构"的一般理论——对一个当代中国政治分析框架的哲学探索

社会层级结构是个新概念,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概念,提出这一概念旨在为当代中国政治提供批判性反思框架.从政治哲学视野,社会层级结构是指在政治国家内部按照权力至上的方式形成的权力级别或权力阶梯,并渗透到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体系.社会层级结构决定政治体制,分析大量"中国问题"的根源、走出制度依赖应深入到社会层级结构,通过以公正为核心理念合理确定权力边界从而改造不合理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社会层级结构理论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运用的丰富、补充和发展.     

社会如何制约权力--多元主义民主的解析及其困境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学者托克维尔、罗伯特·达尔等提出和发展了权力的社会制衡理论。他们认为,有效地制约国家(政府)的权力,必须有一个脱离于政治国家的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利益各异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和集团,权力被高度分化,国家(政府)不再是惟一的权力中心,共享权力的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组织,也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的制定,从而达到制约国家(政府)权力,避免权力失控的目的。然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却不可避免地陷进了理论初衷与客观现实矛盾的泥潭。     

论社会利益在公、私二元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在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之外归纳出社会利益是经济法学的贡献,但是将社会利益定义为独立的利益形态,还缺乏权利主体,难以满足制度建构的必要条件。社会利益以权利为旨归而不是以权力为核心。社会利益应当是社会成员在共益性权利诉求上的集中表现,最终通过经济活动落实为个体的权利。社会利益因此具有对个体权利的从属性。     

公共秩序的结构分析

公共秩序结构可以划分为公共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结构,两种结构之间存在着动态平衡的关系。由于公共权力载体的利益追求、公共权力效益的目标冲突和公共权力分化的实现过程所导致的公共权力结构的异化以及由于公民权利的非均衡提升、公民权利的社会权力替代和社会结构的不均衡变动所导致的公民权利结构异化,使公共秩序结构存在异化风险。对于公共秩序结构异化的防范与调试,需要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制约、法治和程序正义、公共领域的公民参与和公民身份的双向形塑等。     

略论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权力分配

后起国家 ,当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尚未发育形成 ,政府作为有组织的力量 ,往往率先介入早期现代化 ,运用国家力量推进现代化 ;权力分配是一主要的手段 ,具有较高的效率和开风气的作用。随着市场的发育发展和社会分化 ,权力分配与各阶层利益相关 ,政府也具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权力分配受各种力量制约呈现出集团化、甚至私人化的倾向。近代权力介入社会分配对现代化的作用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早期的催化和后期的抑制两个时期。     

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及就业的关联机制——天津近郊地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与启示

天津近郊的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虽然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但当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基础和前提；政府则通过对土地的整合及重新规划,推动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水平提升,也加快了农民身份的转变,并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相应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是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民就业转型的需要,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流转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演化升级和农民的就业转型.     

现代性效果与地域文化差异——转型期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与整合

当下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结构转型与体制调整不仅在客观环境上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更在主观内心世界里影响着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生活状态的认知与判断,一方面,由于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的主题效果在中国社会日益扩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与多样性同时在不同层次上作用于中国社会的日常运作模式中,这一社会变迁中两种力量...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司马迁贫富观的历史考察

司马迁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能,反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人为干预。他从道义上谴责“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现象,却又默认了贫富不均的现实存在。他蔑视权贵,同情穷人,同时对富有又有点渴望。他表彰本分致富,却又不赞成严禁奸富。与其不朽著作《史记》一样,这种矛盾的贫富观也算得上一家之言。社会结构的转型,地主封建制度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充分演示,为这种贫富观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司马迁那拮据窘迫的尴尬人生,则又为他对贫富问题的反思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史家的视野,书生的执著,浓郁的忧患情结,则把这种思考引向了深入。时代、社会和个人三重因素,造就了司马迁那丰富而独特的贫富观。     

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

庚子年,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因在"废立"等问题上与西方列强产生积怨,欲借助义和团仇洋排外,在八国联军入侵的形势下,对义和团"神道灭洋"不仅表示认可,且欲加以利用。清廷守旧派认可、利用义和团迷信,引起其他官绅阶层的坚决反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危机因"庚子事变"而加剧的状况。     

清代新疆天山南路维吾尔社会结构与变迁

清代南疆基本社会结构的形成可追溯至当地伊斯兰化初期,蒙古入侵虽冲击了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但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原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模式并无根本上的变化。叶尔羌汗国后期最大的变化是和卓阶层的崛起及建立起有利于本阶层的政教合一权力结构,清政府对天山南路的统一是从对当地社会等级结构与权力结构进行彻底有利于自己的改造开始的,虽然清政府最终变成了一切权力与威望的来源,但当地社会仍等级森严。新疆建省后,原有等级结构的松动和阶级结构的强化是南疆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这种变化具有从封建时代向近代化方向转变的进步意义。     

“丁戊奇荒”之际晋南地方官员的善后措施——以解州知州马丕瑶为例

“丁戊奇荒”之际,受灾地区地方官员在赈灾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善后工作。其中,解州知州马丕瑶把善后工作的重点放在清丈土地、均减差徭、整顿仓廒、鼓励民众参与生产、进行社会教化等方面,这些都是备荒建设的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利于恢复和提高地方防灾防害的能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Imagining class: A study into material social class position,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and voting behavior across Europe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to class voting has largely ignored the question whether material class positions coincide with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Following Sosnaud et al. (2013), this study evaluates party preferences when Europeans’ material and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do not coincide. Seminal studies on voting behavior have suggested that members of lower classes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for the economic left and cultural right and that higher classes demonstrate the opposite pattern. Yet, these studies have on the one hand overlook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material class people can be classified in and the class they think they are part of,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discordant class identification on voting behavior. Analyzing the 2009 wave of the European Elections Study, we find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Europeans discordantly identify with the middle class, whereas only a minority of the lower and higher classes concordantly identify with their material social class. Further, material class only seems to predict economic voting behavior when it coincides with subjective class; for instance, individuals who have an inflated class identific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vote for the economic left, even when they materially can be classified as middle or high class. We conclude this paper with a discussion on scholarly debates concerning class and politics.     

汉唐时期中央官学的演变与社会流动

中央官学正式建制始于汉武帝创立太学 ,此后历朝继续扩充和不断完善 ,逐渐形成多学科、多层级、建制完备的中央官学体系。中央官学适应不同时期政治和文化统治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这些调整与变化不仅反映了教育体制和文化学术思想的变化 ,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化与社会阶层的流动轨迹。本文主要勾勒了汉唐时期中央官学招收对象的变化 ,论述了官学由贵族等级制向平民普及性的转变 ,它是中古时期社会变化和社会阶层流动的表现。     

"土地换保障"与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加速我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关键是如何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通过"土地换保障"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不但符合农民工自身特点,而且具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可以加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二是不会给政府财政造成过大压力,三是有利于农村土地的整合与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