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     

曹植诗歌意象解析

曹植被称为“建安之杰”,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法,显示了汉末诗歌渐脱民歌的质朴向文人化发展。本文就曹植诗中的三个意象谈曹植诗歌的这一特点。     

十年绝墨笔生雷——论张志民"文革"中的"自赏诗"

从审美角度分析张志民“文革”时期“自赏诗”,至少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思想内容上大胆抒写真识见、真性情,二是艺术表达上多用托物言志、直抒胸臆的手法,三是诗歌形式介于绝句和民歌之间,追求通俗,而不避“打油”。所以,其“自赏诗”风格独具、特色鲜明。     

当代语境与五、六十年代的新诗道路讨论

20世纪50-60年代,曾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在阶级性、革命性为主导意识的文化环境中,这次讨论的重点限定在诗歌形式方面。为了完成对新诗的“改造”,民歌和古典诗被指定为新诗的“学习”对象。由于民歌与古典诗在存在状态与方式上的差异,“学习”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强调和运用着,因此对新诗的实际影响并不一样。也由于“学习”对象本身的规定性及其之间的差异性,一部分诗人、诗评家意外获得了一些属于诗本身的并不开阔的话语空间。     

新诗的"有形"与"无形"--以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为中心

林庚是中国新诗格律探索中最坚韧的跋涉者之一。他从 1931 年以“自由诗”作者的姿态初涉诗坛始,至1935年前后转向“新格律诗”的实践,直至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论文方式继续诗歌格律问题的思考,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由形式及本质,突破了以形式划分新诗和旧诗的简单化思路,深入涉及了“诗的内容”、“诗的本质”等诗歌内质问题的探究。同时,他的“九言诗”等创作尝试也在格律实践、融会民歌因素等多个层面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批评、研究不无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形象思维和民歌

伟大领袖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对文艺的特质,对诗歌的特点和发展方向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和指示。在这封信中,毛主席对民歌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指出:“要作今诗,则耍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并指出在这方面,“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民歌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作用,重视民歌在“邦助群众推动     

再论先秦两汉民歌的性质——兼与程相占先生商榷

从古代诗论来看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古人对诗歌性质和功能的两大基本体认 ,很少论及诗歌叙事的问题 ;从传统的叙事理论来看 ,先秦两汉民歌的内容及表述方式基本上构不成“叙事” ,更谈不到“叙事诗”的问题 ;从纯理论的层面看 ,抒情诗之根在于“极端的共时呈现性” ,叙事诗之根则在于“极端的历时延续性”。整体言之 ,先秦两汉民歌的共时呈现特征十分明显。虽有极少数作品体现为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 ,不妨称之为叙事诗 ,但其数量有限 ,不足以构成与抒情 (言志 )之作相对立的种类。而且 ,它们同时又具备抒情 (言志 )之作的特征。因此 ,可以将它们视为一种特殊的抒情 (言志 )诗 ,不必强分为两类     

新诗十批判书

“新诗”宜改称现代“白话诗”,它应该与文言诗一起改革与发展,以解除白话诗创作的危机,求得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它不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不能提倡“诗的散文关”,而要加强音乐性,批评诗的散文化、自由化,讲究诗美,讲究形式美,倡导新格律诗,与散文严格划清界限。为此,它必须首先继承和发扬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汲取古典诗词、民歌的营养,其次才是吸收、借鉴外国优秀诗歌的某些长处,并做到为我所用。     

曹丕诗歌与乐府

<正> 曹丕诗歌继承了乐府民歌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有所革新和创造。可是,有些人却认为曹丕的诗歌,“缺乏艺术的独创性,他的诗不少地方留下摹仿的痕迹,这不能不说是他的诗歌的一个明显的缺点。”“曹丕的诗,总是呈示着一个末成品的面貌,可谓集摹仿之大成。”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关于曹丕诗歌与乐府民歌的关系,历代文人多有评论,这些评论既指出了曹丕诗歌的继承性,又评价了曹丕诗歌的创造性。我们知道汉乐府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是我国诗歌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它们大多数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歌谣,在内容上反映了当时广泛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多具有“刚健清新”的特色。曹丕诗歌所继承和发扬的正是这一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问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     

《陌上桑》阅读赏析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诗化的民族。在古典诗歌的宝库之中,民歌是其中的瑰宝,而汉乐府民歌《陌上桑》,则是这瑰宝中韵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     

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重讀《紅旗歌謠》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总结了我国诗歌发展的历史,指明了新诗发展的道路。毛主席指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充分肯定了民歌在诗歌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     

从梅尧臣“以诗代文”看宋诗散文化之端倪

本文例析了梅尧臣“以诗代文”的种种表现形式──“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以诗评论诗书画”、”以诗代游记”和“以诗译文”，指出其特点是运用散文的笔法句法入诗，加重诗歌的记叙、议论成分，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由此可见，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显著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露出了端倪。从这一意义上说，梅尧臣堪称“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关关”新解

春秋时的《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关雎》一诗是中外驰名的名诗魁首。对诗中“关关雎鸠”中的“关关”之注释,历来都遵循郑玄的注解。文章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考证,发现《诗经》中用象声词模拟鸟鸣叫的句式都和“鸣”字相连;雎鸠无论是那一种鸟,都不可能发出“关关”的叫声;“关关雎鸠”和“淑女采荇”一样,采用的都是比兴的手法。因而认为“关关”是动词重叠连用,说的是先人利用“鸟媒”的一种捕猎方式。这种利用鸟媒的形式表达爱情在民歌中仍得到体现。     

论李贺神鬼诗反诗歌传统的美学特征

本文从李贺神鬼诗的“立志”到“破志”的演变过程,反映诗歌“神鬼情”独特魅力,论述诗人诗歌世界中“情”与“志”区别干以往传统中国诗歌“言志”和“缘情”的美学特征,提出神鬼诗的非传统诗歌意义的“情”“志”说。     

寻找“美人”神韵——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诗》之后，汉魏乐府多为歌谣，乐府之后诗歌逐渐走向了格律化、案头化，至唐宋词随燕乐兴而兴，至南宋又随燕乐衰而衰，此后文人填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国古典诗词衰颓之后，至“五四”新诗又矫枉过正，割断历史，抛弃了汉语汉字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于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个“无诗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歌词则紧紧抓住了诗歌的文学性、音乐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审美特质，并善于从古典诗词中采得神韵，从民歌中集得灵气，真正是诗起八百年之衰，但其命运同词诞生时一样备受大众欢迎又倍受学界冷落，因而值此之际，很值得振臂一呼：“真诗在歌中!”     

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意象及英译问题探析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也是古诗的审美评价标准。本文从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一本质特征出发,探讨汉诗英译过程中诗意的转换问题,认为用英语进行“再创造”,重现原诗的意象或意境,是汉诗英译的关键所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从根本上提高译者的诗学修养、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实现“诗人译诗”或“以诗译诗”。     

浅论彝族的三段诗

中华民族的诗歌,犹如一座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用诗歌来吟唱生活,表达情怀,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三段诗”,是彝族人民为民族诗歌园地增添的一朵奇葩。 彝族人民喜爱诗歌,彝族生活中离不了诗歌。举奢哲在《彝族诗文论》中说:“人间有诗歌,诗歌天下传。”“诗歌在人间,世人都喜欢,……诗的作用大,诗的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怅。”实乍苦木说:诗歌是“人类的精神,青春的颂歌,诗歌是光明,皎皎如明月,在世永流传。”“诗歌是明月,诗歌是阳光”(《彝诗九体论》)。“彝族是一个用诗思维的民族”(刘锡诚《(论彝族诗歌)序》),     

野诗杂谈

中国诗歌浩瀚如海,历史悠久,如《诗经》、《楚辞》、汉乐府、元曲等。当时将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叫做歌,现在一般统称为诗歌,并按有无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可分为叙事诗和抒情诗;按语言有无格律,可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按是否押韵,又可分为有韵诗和无韵诗等等。但有些诗歌,其表现形式和主题涵蕴较为灵活,形成了各种奇特的诗体和格式,成为我国古典诗歌长河纵横交错的支流。然而,这些深受民间喜闻乐见、流传至今的诗歌,却被历代一些文人骚客鄙视为“文字游戏”,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野诗”。朱光潜先生说:“文字游戏不应鄙视,因为它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是一般民歌的基本要素,也是文人诗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将此“野诗”归纳如下:     

论曹丕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发展性贡献

建安诗歌一代繁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汉乐府民歌美化、雅化、情志化、个人化,即文人化的结果.在这文人化的过程中,曹操有开创之功,曹丕继而从量变到质变,作出发展性贡献,曹植则完成了汉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历史性转化.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证曹丕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