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格式条款的法理思考及法律控制

格式条款自问世以来就被定罪为“契约杀手” ,认为其违反了合同自由原则 ,应加以严格的法律控制。本文通过对格式条款的法理分析 ,认为格式条款正是在契约自由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 ,其仍以合意为基础。并基于此 ,通过理论分析及针对《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提出我国应采取的法律控制措施。     

我国《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浅析

通过分析我国合同法的有关条文 ,指出《合同法》强调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前义务 ,合同中的附随义务 ,后合同义务及争议条款解决的规定 ,其依据都是诚实信用的原则。强调这一原则具有实践意义。     

新合同法对20世纪契约自由原则的反映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合同立法在将契约自由作为基本原则的同时,纷纷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我国新合同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将其作为建构合同制度之基石,同时通过一般条款和具体制度进行了限制,反映了20世纪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普遍趋势。     

“合同自愿”与“合同自由”辨析

法学界对于我国《合同法》第 4条确立的“合同自愿”原则 ,一直有较多的争论。本文就《合同法》中“合同自愿”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争论的缘起及“合同自愿”原则的过渡性特征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 ,未来中国的《合同法》(或《民法典》)中确立“合同自由”原则是必然的趋势。     

论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则

我国合同法第一次以单独一条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 ,当事人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契约自由思想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诺成契约 ,在《拿破伦民法典》中正式确立这一原则 ,1990年的《德国民法典》从社会本位出发 ,对它作了一些限制 ,使它趋向于成熟。我国合同法借鉴两法典的经验 ,对此原则作了充分的规定 ,以保障当事人意志自由的实现     

我国民法典合同法编格式条款立法研究

格式条款的规制是现代合同法的难题,旨在妥当平衡合同自由和合同正义。我国《合同法》等法律、相关司法解释以及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格式条款立法均存在不足。民法典合同法编格式条款立法应当主要围绕格式条款的订立规则和效力规则二个方面对现有制度进行完善。就订入规则而言,格式条款使用人未履行提示及说明义务的,格式条款的法律后果不应当是可撤销,而应当是没有订入合同。在效力规则方面,应借鉴比较法的成功经验,采取概况条款加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即诚信原则加灰名单和黑名单的模式,诚信原则可通过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化作业,即要求格式条款明白易懂、格式条款不得与法律规定的重要思想相抵触、格式条款不得限制因合同性质而发生的重要权利或义务致使危及合同目的;格式条款落入灰名单者,须经法院评价而定其效力,落入黑名单者,一律无效。     

论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及其效力——以中国大陆与德国、中国台湾地区立法之比较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第39、40条分别对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及格式条款订入合同后的效力进行了规定。通过与德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相比较,我国合同立法对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要件规定得不全面,对格式条款提供方提示、说明义务所及的范围规定得过于片面,同时对格式条款的效力未能确定一个效力原则,《合同法》上下条文之间及其与其他相关法律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未来制定民法典时,建议对格式条款以专章或者专节的形式作出统一、严谨的规定。     

论当代美国合同法的古典复兴思潮及其启示——以司法判例为视角

美国合同法在近年来的大量司法判决中出现了古典主义的复兴,即新古典法学趋势。合同成立受到更严格限制,法官对合同约定的解释趋于概念化,默示义务与默示善意条款的作用受到压制,抽象合同自由原则再次成为合同约束力的权威源泉。从法律演进角度看,当代法律的古典复兴反映了法的继承性规律,古典合同法本身蕴含的历史价值以及现实主义法学的忧虑是古典复兴的重要原因。同时,古典法学思潮的复兴在本质上体现了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价值取向的时代变迁。     

夫妻财产约定的《合同法》适用

从夫妻财产约定的财产行为属性、《合同法》中的广义合同概念、《合同法》与《婚姻法》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夫妻财产约定适用《合同法》的根据;从夫妻财产约定的主体、形式、要件、内容、效力、变更、解释、法律责任等方面论述了《合同法》对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适用。     

格式条款的契约法理与规制分析——兼评“《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

格式条款之民商事法理与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密切相关。格式条款是契约自由限制的方法之一,同时可节约现代民商事活动成本,有效提高交易效率。格式条款规制的根据来自其对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冲击。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立法规制、格式条款无效之规制、解释之规制,是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主要规制。《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专门解释有其进步性,但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解释性规制,则使格式条款的效力形态尤其是无效形态的判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尚待此后相机调整和完善。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破解活劳动减少而价值量增加之谜

活劳动减少而价值量增加,至今是一个理论"谜团"。沿着两条思路可以破解这个谜团:一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劳动生产率指数两个因素,劳动时间减少,价值量仍然可以增加;二是价值构成中不仅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两个变量,而且包括知识化劳动、间接劳动和组合劳动等多个变量,活劳动减少,价值量仍然可以增加。     

“犯罪目的实现说”否定论

作为犯罪既遂判断标准的学说，“犯罪目的实现说”不仅使犯罪既遂的判断偏离正确的方向，使犯罪既遂的认定呈现浓厚的主观色彩，而且不当地缩小犯罪未遂的成立范围。对“犯罪目的实现说”应予以否定评价。     

自尊·中庸

自尊就是使自己受尊敬的心理和行为；自尊分为物质性自尊、社会性自尊和精神性自尊；自尊是创造价值的动力；要取得自尊就应取得成就。中庸是适当遵守道德的善行；怎样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呢？“时中而达权”，即两善相权取其重，两恶相权取其轻。     

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

"存在论差异"思想即"存在者与存在的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一条红线。本文从二者追问的对象与方法等方面论述二者之间的区别。在追问存在的对象上,存在相对于存在者是深层次奠基意义上的追问;在追问二者的方法上,对存在者的追问是主客对立意义上的计算性思维,而对存在的追问则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存在之思。但是,二者也非水火难容,而是"亲密的区分"。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论羁押场所死因调查制度

欠缺具体调查程序等诸多缺陷,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独立调查模式和大陆法系附属调查模式,完善我国相对独立的调查模式,具体可以从确立检察机关的统一调查权、确立强制调查原则、强化调查手段、增设羁押主体的配合义务、扩大死者家属的参与权、明确调查结论的内容、限定调查结论的效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     

论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增强竞争力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迫切任务 ,其中企业伦理建设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本文围绕现代管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伦理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性进行分析 ,并就如何应用企业管理的伦理性来规范和提升管理行为提出一些建议 ,力求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借鉴。     

论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对1963年《东京公约》的修订

鉴于对航空器安全及机上人员财产安全的关切和对遏止机上非循规与扰乱行为的关注,经数年努力,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即《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2014年4月在国际民航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上审议通过。该议定书在适用范围规则、刑事管辖权规则与飞行安保员规则等三方面对《东京公约》作出重要变更,其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对议定书与《东京公约》的对比分析和对议定书约文本身的详细考察均显示,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几项主要修订尚欠成熟,且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与缺陷,势必影响其目的的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修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其生效前景也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