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悟与兴趣--试析《沧浪诗话》的理论构架

通过对严羽诗歌理论的核心--"妙悟说"和"兴趣说"的分析,认为严羽的诗歌理论是一个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从创作主体方面看,<沧>以"妙悟说"为核心,对创作主体的本质及其创作过程中思维活动的特质等作了言简意赅的阐述;从作品方面看,<沧>以"兴趣说"为核心,对诗的本体构成,诗的语言特质,诗的品评标准,作了提纲挈领的揭示.而这两个方面的逻辑连接点,则是严羽关于诗的本体的看法"诗者,吟咏性情也."     

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论作为孔门教化经典的《诗》——以孔孟苟的诗论为中心

关于孔子删诗正乐与否的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公案,从广义上而言,它涉及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传统<诗>三百的关系问题,因此,要澄清这一历史公案,就不单单是一个历史考据的问题,还是一个哲学阐释的问题.本文从冯浩菲先生的探讨出发,转换研究的立场,力图由诗教阐释的角度,通过对孔门"思无邪"、"诗可以兴"、"诗言志"三个典型诗学命题的分析,厘清儒家与<诗>三百所发生的意义关联.     

简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本质的探讨并不仅仅局限于“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说,从钟嵘的“滋味说”、皎然的“意境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由表层到深层探讨诗歌审美特质的过程。而对诗歌审美特质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古代诗论家们已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从作者的角度,而是从作者和读者共同的角度去探讨诗的本体问题了。     

"六诗"之制与"兴诗"

"兴"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该文综合分析了"兴"在先秦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并从<周礼>职掌"六诗之制"的"大师"一职设置的时间、职能,探讨其教授"六诗"的大致时间最早也应在春秋晚期.又从先秦其他文献对"六诗"各个概念的使用情况,探讨了"六诗"诸义项产生的先后次序,发现"六诗"之中,风、赋、比、雅、颂的使用时间均早于"兴"."兴也"最早见于战国帛书,"六诗"的称谓也仅见之于<周礼>,故"六诗"及"兴"诗概念的产生及应用大致应在战国中晚期,而<周礼>"大师"教授"六诗"的时间也应该在此稍前的一段时间.至秦汉之际,以"兴"说诗的现象开始较为多见,成为毛诗以"兴"解诗的前驱.     

“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何晏、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础上各有阐发.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的是诗的社会功用,"发愤着书"和"不平则鸣"是诗歌创作论,"穷而后工"则更加凸显现实存在--诗人情感--诗歌创作三者之间关系."诗可以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写忧言志"说的近代诗学精神指向——以同光体诗人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来,日益迫切的家国救亡、文化危机感受,使诗歌载道、弘道的价值指向重新得以强调.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通过对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说进行不同层面的考察,试图复活已被中西文化、新旧文化话语冲淡了的诗道精神.诗歌"写忧言志"功能的重新开掘,既是对传统诗歌诗道精神的发扬,又饱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与文化危机意识,指引着近代诗学精神的发展方向.     

也谈诗的"常"与"变"

古人说"诗言志"、"歌缘情",这似乎成了千古不易之论.但细而思之,难道所有的文学作品不都"言志"和"缘情"吗?所以,只说诗言志、歌缘情,并没有说到位,没有说清诗歌所以为诗歌的本质.言志缘情可以说是诗之"常",因为如果没有志与情,文学作品就难以成为文学,诗自然也难以成为诗.     

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

上博简《孔子诗论》分别以"不可不畏""其绝"肯定被宋儒列为"淫诗"的"郑风"《将仲子》和《褰裳》两诗,坐实了传世文献《论语》中孔子对全部《诗经》作品所作"思无邪"的肯定性评价,说明其"放郑声"应该不包括郑国诗歌。《孔子诗论》中孔子提出"诗亡隐志(诗言志),乐亡隐情(乐抒情),文亡隐意(文表意)"系统文艺本质论,与传世文献《诗经》"作诗言志"观念、《左传》"(赋)诗以言志"说法相印证,说明《尚书·尧典》提出我国诗歌理论开山纲领"诗言志"说的时间,当在孔子六岁至孔子提出如上诗、乐、文系统文艺本质理论时间段之内。     

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对当代大学生德育的意义

我国自先秦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人才德育的发展,在21世纪的今天,道德教育更是培育高素质人才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从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探讨入手,分别就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德育的意义等进行了分系统论述,旨在为当代大学生德育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借鉴。     

宋钘学术派别划分之我见

关于先秦诸子所属派别的划分,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宋钘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威王或齐宣王时代,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宋钘既吸收和发挥了墨家的思想,又接纳了道家的学说,这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家思想博采众说的特征。     

先秦时期礼教中的和谐思想——从性别的视角分析

先秦礼教对男女性别关系的规定包含若干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在男女言行的和谐、男女受教育内容的和谐、夫妻关系的和谐、子女与父母关系的和谐和尊老养老中的和谐等。出现这些和谐思想的根本原因在于,建立社会、家庭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是先秦礼教的根本宗旨。从先秦礼教中蕴含的性别和谐因素的本质看,和谐是对立事物存在的一种有序状态,是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     

论先秦散文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原因

我国先秦时期的散文主要有甲骨卜辞、《周易》、《尚书》、钟鼎铭文以及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 ,经历了萌芽、雏形、成型和成熟几个阶段 ,它们是在巫卜文化的土壤里产生 ,在巫卜文化向史官文化的转型中生长并成型 ,在史官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哺育下发展、成熟和壮大     

先秦荒礼探微

荒礼是我国古代社会礼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时期已多有举行。据史料记载，先秦荒礼大致有祷神、变礼、减缮减用以及提供财物婀补等几种表现形式。在灾荒之年举行荒礼，不仅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同时也有效地节省了财物，有利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先秦以后，荒礼仍被社会各阶层所重视。     

先秦儒家在人际关系问题上的内在矛盾及其中庸之道

先秦儒家关于人际关系问题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矛盾。为此他们提出中庸之道以协调、解决这一矛盾。故中庸之道对先秦儒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忽略、抹杀这一点，也就阉割了先秦儒家的基本精神。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     

论先秦哲学中“天”的观念的演变

有关“天”的观念，一直是在中国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哲学概念，每一个中国哲学家都无法绕开对它的思考和探究。本文试图通过对它在整个先秦哲学中的不断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探析，来窥探中国先秦哲学的某些发展轨迹和历程。     

论蒋孔阳的音乐美学思想

在蒋孔阳看来,音乐美学思想不是美学家给音乐规定的法则,先秦音乐美学思想不是先秦乐官的音乐理论,而是诸子百家关于音乐的看法和想法,是诸子百家政治和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蒋孔阳的《先秦音乐美学论稿》立足实证考究音乐的社会生成和社会功能,论述“省风”“宣气”,孔子“正乐”和墨子“非乐”,贯穿着一种虚怀若谷的人文意志。这是蒋孔阳音乐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蒋孔阳美学思想体系的鲜明特点。     

先秦道家的宇宙观

道家宇宙观的发展,包括宇宙构成物质和生成图式两个主题。就宇宙构成物质来说,先秦时存在“尚气”和“尚水”两种理解,道家认为宇宙构成物质乃是气,并在道气关系的讨论中,主张“道是气”。就宇宙生成图式来说,先秦存在“对象性”和“系统性”两种理解,道家对于相关讨论从“对象性宇宙生成论”逐渐走向“系统性宇宙生成论”,发展出渐趋复杂的生成图式。宇宙生成论发展至此,已经完整而细腻,而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宇宙生成论大都难以超越此一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