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之文学"的审美功能——论周作人之教育童话观

2 0世纪 2 0年代初 ,周作人提出了教育童话的观念 ,主张应用童话进行儿童教育。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蕴含了民俗学的方法和儿童心理学的成果 ,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环节。同时 ,周作人的教育童话观也存在着儿童本位主义的弊病。     

周作人散文理论概观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是一位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理论家。他的同时代人曾评说：“讲到现代中国的散文，周作人先生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我们首先不能不感谢他的提倡的功绩。”①“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①确实，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倡导者，一个文学流派的公认的领袖，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然而纵观肥年来的有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往往注重肯定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成就而忽视了他的理论建树，这对于周作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论周作人闲适散文的思想品质和艺术特色

周作人的闲适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的闲适散文有一个突出成就为同时代作家所不及,那就是思想性突出。若忽视思想性,必将导致周作人阅读和接受的庸俗化,但片面强调思想性而淡化他的艺术性,也将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评价其在现代散文史上的贡献。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充分研究其思想的前提下,把握这种闲适散文的独特品格,这是我们今天阅读周作人散文时所特别要注意的。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输入与传播——从“儿童中心主义”到“儿童本位论”

我在《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一文中探讨了近代西方人类学派对“五四”前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刻影响。我们知道,比人类学理论稍后传入中国、同样对现代儿童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说是“儿童中心主义”。如果说,西方人类学进化学派的理论是以童话研究为主要突破口,进而从观点、方法等方面全面渗透到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工程之中的话,那么,“儿童中心主义”则是以其高扬的“以儿童为中心”的理论旗帜,为现代儿童文学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周作人文学观念论

周作人坚持理性的现代观,他认为古人的好些思想却是现代人缺欠和不及的。无论常识还是风趣,都有一个大写的人在,都是现代人自由、独立而又丰富的自我写照,这是周作人的人的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文抄公体象征了现代学术批评的规范,同时,征引本身也是广博而宽容的现代观照方式的反映。文体预设了周作人的现代经验,即不求专断的对话,造成复调的效果。     

陈伯吹：一个世纪的缅怀与祝福

陈伯吹先生兼具作家、翻译家、学者、编辑等多重职业身份,他漫长的职业生涯所辐射的历史内容及其意味是格外丰富,也格外厚重的。陈伯吹及其一生的儿童文学活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鲜活而典型的历史标本。通过对这一标本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会在相当程度上触碰到一段历史的真实脉动,发现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艺术进程中隐藏着的丰富奥秘。王宜清的新著《陈伯吹论》就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对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怀有的一种尊重和理解的学术理性。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文体翻译策略

在阐述文体翻译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近年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为例对其在中国内地和台湾的两个汉译本进行分析,得出将文体翻译与儿童文学翻译相结合的思考,最后论述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文体翻译的浅显易懂、幽默风趣、富有美感等。     

袁枚与儿童文学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了很多自然、流丽、极具个性的少儿诗作,表现了他对儿童文学的高度重视。这些诗作与袁枚独出机抒的"性灵说"的主张吻合。袁枚一生都激赏少作,使得天资聪慧的少儿作品得以留存,为后人研究儿童文学提供了参考。     

寻找飞翔的力量——论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及其创作

本文通过对曹文轩的儿童文学观及其儿童小说的深入分析后认为,曹文轩在树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某种典范的同时也暴露出他的创作局限,他对童年生命本质的忽视、对儿童文学美学特质的忽略使他的文本最终无法达到人性幽微的深处.     

论加拿大华裔作家余兆昌的儿童文学创作

余兆昌(Paul Yee)是加拿大著名华裔英文儿童文学作家,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儿童为本位,集中表现华人历史,自觉立足华人立场,为加拿大华人的权利和主张发声,具有强烈的华人意识。在形式上,余兆昌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带入了众多的中国民间风俗文化因素,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力量,形成了以第三人称全知客观叙事为主的叙述角度和简洁平实却富有变化的文字风格,具有融现代性、故事性、幻想性、成长性、趣味性、朴素性为一体的特点。     

小小女艺术家的形象——从女权主义角度解读五部女性成长小说

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深受女权主义理论影响.以莫尼卡·惠帝格为代表的一派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语言在女性建构主体性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语言便没有主体性,主体之所以成为主体是因为作用于她身上的语言文化力量将其如此构建.加拿大女权主义学者兼儿童文学评论家莉萨·保罗(Lisa Paul)认为妇女文学和儿童文学一样都受到了"语言压迫",所以女权主义作家们不但拿起笔,用语言来传达自己的声音,同时也让她/他们的主人公以语言武装自己.本文试图通过解读以下五部女艺术家成长小说来验证这种观点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加拿大最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露西·蒙格马利的"埃米莉三部曲":《新月的埃米莉》、《埃米莉的奋斗》和《埃米莉的求索》,美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路易丝·费兹的《间谍哈里特》,以及莫莉·亨特的《棂车声响》.     

安徒生童话的民族特征

安徒生的童话为读者展现了一幅神奇而又变幻莫测的丹麦自然风景画。他从儿童的审美角度出发,撷取了富有丹麦民族生活特色的,浸透了浓重丹麦民族精神积淀的审美意象,来反映19世纪丹麦儿童的生活、愿望和理想追求。安徒生作品的民族特征也表现在浓烈的基督教情感上。这种坚韧、执着的精神力量以及希望、信仰、爱的三位一体,使作品带着永恒的人性闪光。     

试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显"与"隐"

在中国文论史上,刘勰第一次提出显隐范畴并作了简要的解释,其基本思想与现代哲学之显现与隐蔽有相通之处。显隐涉及到了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从这一视阈可以比较深入地研究文学内在蕴含及审美特性。本文探讨显隐之义蕴及其形成缘由,论析中国古典文学、文学史上之显隐表现及其形成原因、文学与思想的关系等,并进而探求读解、研究之思路。     

神化的小英雄——“十七年”阶级斗争题材儿童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

“十七年”儿童文学随着教育论、工具论的愈演愈烈,到60年代,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大都描写少年儿童与阶级敌人的斗智斗勇,他们个个都是降妖除魔的小英雄,能发现成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完成成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儿童形象的游戏天性被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所蔽,儿童文学的美学精神——“游戏精神”也就荡然无存。     

从性别角色模式化到主观性——管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英美儿童文学的影响

英美儿童文学批评在 2 0世纪 70年代兴起 ,它受到了诸多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 ,其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深刻地影响了英美儿童文学的阅读与创作。文章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影响 :对西方女性主义作品的重读以发现新的解读方法与含义 ;对传统文学史的修正以发现被埋没的作家作品并改写对女性歧视 ;给儿童文学批评新的定向 ,审视西方文化传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