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前十回"了"字分析

摘要:在区分"了1"和"了2"时,必须以"了"所附着的词语的意义及它在句中的作用来审辨,才能把握住"了1"、"了2"的功能及其分布上的特点。文章以《红楼梦》前十回中的"了"的用法为例,对"了1"与"了2"作语义上的辨析。     

汉代巾舞长袖舞向着歌舞戏发展的演变态势

汉代巾舞、长袖舞作为舞蹈艺术的艺术表演中融入了"稽戏"、"伴唱"、"抃歌"等艺术表演形式,为原本属于"形体叙述"的巾舞、长袖舞增添了"歌诗叙述"和"角色叙事"的手段和功能。"歌诗叙述"的出现,既丰富了巾舞、长袖舞的情感表现能力,又为巾舞、长袖舞以"形体叙述"而演绎"故事情节"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形体叙述"的"角色化"转变成为可能。"戏楼"的"前台"和"后台"的设计,为演员在表演空间上的转化提供可能,作为"专业性"的"表演舞台"意味着舞台条件的成熟。东汉中晚期巾舞、长袖舞艺术表演形式,已经具备了向"歌舞戏"发展的必备条件,其发展演变的态势已然出现。     

刘安治国三要素:天、人与“器物”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淮南子》治国“同”、“异”论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淮南子》论“无为而治”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淮南子·主术训》的治国思想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60年代的两岸诗歌问题

由于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的差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的"当代诗歌",选择了不同的"起点"。大陆诗歌继承并强化了现代革命(左翼)诗歌传统,确立了"介入"的、直接参与到现实事变中去的诗歌语言策略,催生了成为诗歌体式的"政治抒情诗"。与靠拢、进入"中心话语"的大陆诗歌取向不同,台湾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选择了"去政治"的、疏离"中心"的"边缘化"道路,并以西方"现代派"作为诗歌精神和诗歌艺术的主要资源。两岸诗歌的这种状况,分别提出了有关诗歌功能,诗人身份,诗歌与现实,西化与传统,诗歌"经典"遴选标准与方式等诸多存在争议的问题。     

"讲武"与"习武"

本文通过分析,阐明了"讲"和"习"具有相同的词义特点:"反复多次",并且都与武事相关。"讲"和"习"在"练习"义位上构成了同义关系,使得它们能够构成这个意义上的词组,并逐渐凝聚成同义复合词。因为"讲"包括了言和行两方面的行为,而"习"针对的是行动,所以排列的顺序是"讲 习"。从经传中的使用来看,复合词"讲习"舍去了其语素"讲"与"习"的其它特点,只抓住了"反复演习"这一点。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例

文章从"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出发,以"边地中国"为立足点,在"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之外,指出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和国家历史形成路径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以抗战时期新文学对"大西南"的发现和书写为例,对这种特殊性作了梳理,分析了"大西南"书写给"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特殊历史品质,指出了这些特殊历史品质的世界性意义。     

论过失犯罪的立法沿革

最早见诸于史籍用于表述过失的术语是"眚"和"过"字。到奴隶社会,表述过失的用语出现了"不识"、"过失"和"遗忘"。到封建社会初期,又出现了"失"、"误"和"不知"。到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在法律中用于表述过失的用语更为丰富,计有"过失"、"失"、"误"、"亡失"、"误失"、"忘误"、"不觉"、"错"等。到了清末以后,则逐渐统一定型为"失"和"过失"。关于对过失犯罪的处罚,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确立了"宥过无大"的原则,到奴隶社会又确立了"一宥曰不识,二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的"三宥"制度。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惩罚过失犯罪的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对涉及国家大事的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同等处罚;对危及皇室安全的过失犯罪,即使未造成严重后果,也要处以极刑;对于一般的过失犯罪,则比照故意犯罪减轻或免除处罚;因公过失犯罪的,如在事发前主动交代,予以赦免。到了清末以后,又逐步确立了"过失犯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和"对业务过失罪应较一般过失罪加重处罚"的制度。     

“以内”、“以外”的理解和使用问题

古汉语"以内"、"以外"出现得比较晚,先秦时期尚未发现,只使用"内"、"外"和"之内"、"之外"。到《史记》才发现几例。即使使用了,普遍性也比较差,就是史书里,也不是哪一部都有。出现频率也远比现代汉语时期低得多,从《史记》到《明史》,出现最多的《魏书》才6次,总计仅30多次,更多的还是使用"内"、"外"和"之内"、"之外"。到民国初年的《清史稿》才多了起来,比以往史书总和的两倍还要多。所有这些史书,"以内"、"以外"的表义都非常明确,用法极其规范,完全可以作为我们规范使用的借鉴。但是到了现在,主要是"以内",表义不明确了,用法混乱了。为了祖国语言的规范化,指出使用上的混乱,考察一下传统的规范用法,找出规范化的方向,无疑是必要的。     

从形式到政治:文类理论的后现代新变

中国古代文论中与"文类"意义相近的是"文体"概念,主要是指体裁、体例、体式,属于文学形式范畴。"新批评派"等对"文类"概念作了形式主义的理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了"文类批评"的概念,力图扭转传统文类概念的形式主义倾向,而代之以历史主义的文类概念。乔纳森·卡勒开了将"理论"称为"文类"的先例,它不是指文学形式层面上的体裁格式,也不是指文学内容层面上的题材和主题,而是指"后学"的各种新潮学说或流派,从而将文化政治问题推进了当今的学术视野,这就将"文类"概念大大扩充了。文类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转折与当今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为文类理论的新变提供了终极性的依据。     

董仲舒“太平”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都提出了"致太平"的思想,都把"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但此时的"太平"社会理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太平"思想主要还是一种"太平"观念,还没有提升为系统的"太平"社会理想。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了秦汉之时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董仲舒还提出以"奉天法古"和实行王道政治来达致"太平"。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努力,"太平"社会理想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太平"社会理想的提出对汉代社会发展有着指引作用,同时"太平"社会理想也塑造着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对现实政治有着批判和矫正功能。"太平"社会理想深刻影响到现实政治的发展,对政教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辽朝鲜演的华严思想

鲜演华严思想的主要内容为：一是继承了唐代华严学的"真心"与"法界"等核心理念,二是吸收改造了天台宗的"止观"、"性恶"及唯识宗的"性相合一"思想,三是批判与融会了禅宗的"顿悟"与"一心"思想。鲜演的华严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华严思想的内在理路及基本精神,反映了唐代华严学在辽代的传承与复兴。     

轻松一刻

潜力精明的商人让儿子小明去买瓶酒,告诉他不管老板开价多少一律杀一半价钱,小明点头去了。小明:"这酒多少钱?"老板:"80元。"小明:"不行,40元。"老板:"60元吧。"小明:"不行,30元。"老板:"那就40元吧。"小明:"不行,20元。"老板:"30元总可以了吧!"小明:"不行,15元!"老板生气了:"干脆白送给你算了!"小明:"不行,得送两瓶。"     

从初唐前期史家文学观看文质关系的发展

初唐前期,文学上仍较多承袭南朝,文风华艳。以魏徽为代表的初唐史家在修史过程中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一次深入探讨。唐初史家对文与质的关系的探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由"尚文"到"重质"再到"文质彬彬"的一个过程,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文"到"质"再由"质"到"文"的过程。从表面上看贞观后期文风又回到了"重文轻质"的老路上,但正是由于唐初史家对"文与质"关系反复的探讨,为其后"四杰"和陈子昂等作家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提供了经验,也为文质兼备的盛唐文学的到来吹响了号角。     

新“丝绸之路”与当代中亚的地缘政治

通过概述新"丝绸之路"计划的由来和新"丝绸之路"的路线,论述中亚各国在构筑新"丝绸之路"方面的进展,分析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等国际力量在中亚新"丝绸之路"外交中的作用,本文认为:新"丝绸之路"改善了中亚各国的对外交通,促进了中亚各国的对外经贸联系,也促进了中亚国家间的一体化及其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美欧通过构筑新"丝绸之路"削弱了俄罗斯对中亚各国的控制,巩固了中亚地缘政治多元化的现实。美国、欧盟、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等国际力量在新"丝绸之路"等领域展开的外交争夺,增加了中亚地缘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新"丝绸之路"加速了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