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权力的流变:集中与分散

本文认为，目前权力流变呈现出两个层面上两种方向的发展趋势：两个层面是指国际和国内都存在两种权力流变的发展趋势；两种方向是指国际和国内的权力流变同时存在集中和分散的趋势。两个层面的权力流变是互相影响、互相催生的；两种方向的权力流变也互不矛盾。这些权力流变的发展趋势在下一世纪将更为明显，影响更为广泛     

论反全球化运动的影响

反全球化运动自产生以来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制度性影响与敏感度影响。就实质性影响而言,反全球化运动不仅促使国际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影响国际政治议程进程以及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的体制与政策,而且也促使各国政府政策的调整。就制度性影响而言,反全球化运动的国际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制度、国际政治范式以及国际秩序三个层面,其国内政治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全球化运动与当地政府关系的变化。就敏感度影响而言,反全球化运动在国际国内层面对政府与民众的全球化价值、全球化认知和全球化态度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如此,反全球化运动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仍是消极的、负面的。     

跨国公司：市场替代及内部分工

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一般现代产业组织的发展分析了跨国公司组织结构的本质特征。寡占垄断和其他一些学派的观点认为，跨国公司是企业所有者追求权力和规模的结果。事实上，跨国公司的出现和成长表明了能在这一类产业组织中得到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实现市场交易和分工内部化。跨国公司伴随现代产业组织生产、交易方式一起开始，是组织结构与市场分工、目标和规模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在此意义上，它的成长就不仅仅意味着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走向了以垄断和寡占为主要特征的不完全竞争状态，而且更表明了组织协调机制对市场协调机制的替代。第二，作为一种市场分工内部替代的现代产业组织，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其内部分工型式也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跨国公司生产和市场的影响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     

社会互动结构与社会责任结构的转变——中美比较

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 ,描述了美国社会在２０世纪的社会互动结构的转变过程 :“在过去的社会结构中 ,自然人是基本元素 ,人与人的基本关系是原始性的联系 ,在新型的社会结构中 ,新出现的法人行动者担负了原先社会关系所承担的大部分职能 ,原始性的关系已退居次要地位”（科尔曼 ,１９９９）。科尔曼从两个方面解释美国社会的这种转变。首先是经济领域 ,人们的活动由主要集中于社区内部扩展至全国 ,许多产品由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转变为在全国性的大公司生产并供应全国性市场。全国性传播媒介的出现 ,也为集中生产的制造商开辟全…     

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策略探讨

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抑制和无法逃避的世界潮流。随着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跨国公司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必须树立全球意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适应新的商业规则和运作模式。同时,中国企业必须克服规模小,产品单一,管理经验不足,人才匮乏等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发挥和保持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个性产品,组建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     

权力与时尚再生产——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再考察

本文从权力与权力关系的角度出发，对布迪厄文化消费理论的核心之一--时尚再生产理论进行考察。该理论基于以下两大主张：（1）时尚是生产场域与消费场域这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共同“协作”的结果；（2）权力关系贯穿于时尚与流行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布迪厄指出，不论是生产场域还是消费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此为争夺合法性与卓越化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一方面，时尚生产场域具有相对自主性，权力斗争并不直接表现为阶级或阶层间的对立，并以迂回的方式参加社会权力的合法化和再生产斗争。另一方面，消费场域即指阶级场域或支配阶级场域。消费者在该场域中进行着无休止的分类斗争（阶级斗争）。权力关系直接反映了阶级关系。而且只有支配阶级才有权参加时尚与流行的再生产，中下阶层是无法加入此类卓越化游戏的，他们至多只能作为反衬而存在。反映统治阶级合法品味的时尚被广泛用来对下层阶级实施符号暴力。     

两伊战争对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影响新论

两伊战争对复兴党政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层面。在政治层面,复兴党政府和军事行动加速专业化;国家的集权统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民主的表面化;国内反对派对复兴党政权威胁加大。在经济层面,两伊战争的经济形态后果是私有化的盛行,其目的却是政治性的;经济重建面临难题;债务问题;油价危机。在意识形态层面,通过伊拉克爱国主义来增加对战争的合法性;争取什叶派的支持;放弃泛阿拉伯主义;对哈希姆君主制王朝的重新认可。在社会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乡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     

跨世纪政治犯罪的结构与趋向

跨世纪政治犯罪的结构与趋向施雪华（杭州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博士）如果不重视政治犯罪的话，经济发展很可能会中断或倒退，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政治犯罪来自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国内社会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来自统治集团；另一部分来自社会。来自国际社会的政...     

市场的社会建构与行动者的逻辑：对上海电视剧市场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广播电视制度也正在经历着快速变迁,促使电视剧的制作、交易与播映等日趋市场化。面对来自政治和社会的双重作用,围绕电视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参与其中的制片公司、电视台以及政府管理部门都试图策略性地主导权力关系的运作。区别于以往“网络结构分析”与“政治文化分析”的市场社会学传统,本文引入了“行动者分析”的视角,将市场视为一种不同行动者参与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分析上海电视剧市场运作的实证资料,本文阐明了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及其身处的结构性制约,并对市场秩序的建构性与变动性特征进行了讨论。     

试析战后日本跨国公司发展的历史轨迹

战后,日本跨国公司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其各时期不同的发展、变化运动,匀勒了它战后发展的轨迹。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做一剖析。一、摇篮时期(1951——1965年) 这一时期,正值日本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之际,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国内还未形成较大规模的“过剩资本”,日本跨国公司的发展还处于摇篮期。主要表现为规模小,对外直接投资额少,投资的部门结构技术水平低,日本跨国公司的主体是综合商社。     

关系网络与政治行为——西方政治网络观简析

对政治行为进行解释和理解的关键在于考察其社会背景和社会网络,这一点近年来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西方政治网络观认为,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行动者在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对行动者及其群体的政治行为以及政治态度等具有重要影响。从"关系网络"的角度对选举行为、政治参与、社会运动、权力结构等进行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政治现象乃至一般社会现象的理解,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进而超越传统的二元对立,并带来新的洞见。     

跨国公司的市场结构分析

跨国公司的市场结构分析王松青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全球性经营战略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作者认为，从数量上看，跨国公司是一个巨大的王国，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集中的世界。本文从产业组织理论（ＩＱ理论），对跨国公司的市场、结构（集中度，份额及行...     

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分析——基于双层次博弈理论的视角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给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带来了诸多挑战,也给国际贸易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有助于各国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双层次博弈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即国内和国际的双层次博弈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动因,应对贸易保护也应从国内和国际这两个层次的博弈及其互动着手。     

镶嵌式博弈与公共品提供结构：以王村为例

政府和市场通常被理解为公共品提供的两个主要机制,但这背后作为基础的还是两个逻辑：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两者通常交互作用在一起。政府和社会机制主要依赖于制度逻辑,有别于政府因素,在制度逻辑中,“社会因素”能给公共品提供带来不同的可能性。镶嵌式博弈是制度逻辑中将一系列因素组织起来的核心机制,同时又因应不同的内、外部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博弈模型,包括慈父主义模型、智猪博弈模型、关联博弈模型等。农村公共品提供的研究因为很少深入到村民的视角,以上的机制通常也就难以清晰呈现。本文基于对王村桥梁修建和饮水工程问题的考察,更清晰地看到了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提供中的这一结构问题。从该主题出发,还能引发有关市场与社会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政治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政治的直接作用表现为影响了当时国内政治的内容和力量对比。其长期影响则表现在五个方面：参与政治过程的主体增多、政府职能扩大、政府权力结构发生演变、走向世界霸权和政治文化出现了新内容。总体看来，二战在“新政”以来美国社会发生巨变的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     

论权力的纵向分工

1 任何国家权力都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系统。横向系统主要指最高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如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分工和代表机构的立法权限等。纵向系统主要指国家结构,即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这两个系统的协调和统一,构成完备的国家权力体系。当前我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病足权力过分集中,这个弊病不仅表现在横向系统上,而且也表现在纵向系统上,中央集权太多,地方无权或少权。现在在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讨论中,不乏关于中央一级的分工和制衡的议论,其实这仅仅涉及到权力分工的一个方面,即横向系统的分     

论政府权力的丧失及其预测和预防

政府权力的丧失往往表现为五种基本形式，即因政府本身、国体、政体、国家结构、领土主权等的变更而导致政府权力的丧失。其丧失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两大方面：一是政府已有的职能和权力无法适应国内外环境系统的种种变化而导致社会职能和权力总量变动；二是政府内部职能和权力关系失调，导致政府的内部危机。每一种政府权力的丧失也均有一定的预兆，因此，是可以通过调查、分析和警报的方法作出科学预测的，并且应当采取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保持宪法结构的基本稳定、调整政府的内外行为向度和政策内容、改革政府内部的结构功能系统等措施加以预防。只有这样，政府的总体能力才能得到加强，现代化进程才能稳步推动。     

教育场域的权力合谋与失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双重境遇分析

当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存在冷热双重境遇，不利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本文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指导，认为场域内权力的合谋和失衡是造成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双重境遇的根源，提出政府为场域内弱势行动者增权，促进场域权力平衡，推动社会工作专业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国际体系转型中缓冲国的双重地缘作用探究

缓冲国和被缓冲国（“两强夹一弱”）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地缘安全结构,其中缓冲国既被视为维持大国和平的和平区,又被认为是加剧大国冲突的竞技场,关于其地缘作用学界始终存在非此即彼的分歧与争论。本研究选取国际体系转型中（从维也纳体系到雅尔塔体系,1871—1945年）的三个缓冲国：阿富汗（英俄博弈,1873—1917年）、暹罗（英法博弈,1896—1918年）和波兰（苏德博弈,1918—1945年）,系统探究国际体系转型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缓冲国地缘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缓冲国具有维持大国和平与加剧大国冲突的双重地缘作用,其地缘作用随着地缘身份在和平区、竞技场、势力范围和战略纵深之间的变化而变化。“缓冲国”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存在一定的“历史包袱”,但其反映出的“缓冲思维”对管控大国冲突具有积极作用。本研究为中国借鉴历史经验,努力塑造时空维度的战略缓冲,为管控大国战略竞争提供一定的参考。     

社会的生产

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家权力和市场联袂登台,携手推进商品化。这个急剧扩展的进程将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这就迫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不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独特聚集,“生产社会”表现为二重性,即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将波拉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共同地生产出来。此种社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行动的层面上必须同时打造“阶级”和打造“公民”。本文旨在说明“社会生产”的二重机制,并借以探讨“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