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述史寻根求同探异--读《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

满族小说不仅是本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奇异瑰宝。但在长期的文学史研究中，却始终没有一本完整论述满族小说的专著。关纪新《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一书是首部以历史性眼光、整体性格局全面考察满族小说的著作。本书以“满族小说”为研究对象，描摹出满族小说自身的发展历程，勾勒了满族小说的整体文化特征和艺术诉求，是对满族小说研究的全面总结与最新成果。     

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的混淆———小说批评与小说史研究检讨之一简

小说文本与小说概念，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和小说批评研究长期纠结不清的问题。其实，小说概念与小说文本是捆绑在一起的两张皮。凡是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建构或者批评史研究的人，都不能回避这两个概念，更不能混淆这两个概念。因此，认真检讨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谬误，实在是搞好我们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明代托名小说批评叙论

托名小说批评在明代末年的勃兴，构成了中国小说批评史上一道奇特的景观。托名小说批评家最初的批评动机，虽然是欲藉其以渔利，但由此却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批评小说的潮流。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托名小说批评对推动当时小说批评的繁荣与发展，乃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明代的小说批评因为有了这道奇特的景观，而显得更加亮丽。     

小说理论“虚实观”发展缓慢原因探索

小说的题材、内容、人物、情节都可以虚构小说反映生活的真实，这便形成了小说理论的虚实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虚实现”产生很早，但是基本成熟，却经历了漫长的时期，这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它与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对小说的制约和影响，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混杂和不确定性，以及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儒家、道家、佛家对小说理论“虚实观”的影响在中国，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都很深。对小说的影响也一样。儒家，一般来说，是尚实的。它的创始人孔子，就反对…     

成长小说：概念厘定与类型辨析

成长小说，在西方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在中国则因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与其它类型纠缠不清。要想真正将它与教育小说、传记（自传）小说、青春小说等类型小说区分开来，必须认识到其精神实质是讲述个体在”内心自我”与”外部规约”的激烈争夺中最终做出重大的人生选择，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传奇体的确立与宋人古体小说的类型意识

古体小说类型的确立是小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唐人始有意创作小说，还不具备小说的研究意识，而宋人在这一基础之上，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小说理论，其小说类型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本文以宋人小说类型的命名与划分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根据唐人《异闻集·传奇》的文本依据，以为传奇小说之命名当源于《莺莺传》；其次，注重传统小说观念下的小说类型划分，认为小说类型由北宋时期的纷繁到两宋之交的趋于一致，基本认同志怪与志人轶事两种形式，因此，宋人的古体小说主要有三种类型。     

茅盾与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是指：通过虚构的形象来表现人生情理、探索人生心灵奥妙的文学体裁。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就是指中国传统小说观念向这一观念的靠扰与认同。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经历了数代人的艰苦努力，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完成其初期工程。其中，茅盾的贡献甚为突出。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经历了旧小说、新小说和现代小说等三个阶段。三者从时间上的分界线是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在旧小说阶段，小说的地位极低，只能作为载道工具或娱乐品蟋优于文学殿堂之外。小说应具备的品格──表现人生情理、探索人生心理奥妙──被严重扼杀。在…     

金庸小说中的山洞意象

金庸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山洞意象。对于金庸小说，山洞首先具有一种叙事意义，并通过小说主人公侠客的生命和武功两个重要方面得以具体呈现。山洞的第二重意义是对小说读者的娱乐意义，它是构成审美快感的常用叙事元素。在深层次上，山洞其实是一种道德隐喻，借助小说中作为正义化身的侠客传达出善有善报的道德训诫。在更深层次上，山洞作为道家文化的典型象征符号，是为了解决儒家道德精神对侠客身心的双重伤害而广泛存在于小说文本的。     

小说的名实错位与学者的抉择标准

小说观念的名实错位不单是社会积习的无奈追寻，也是文人心态的曲折反映。社会舆论和文人心理同谋共构，杂体文类最终趋向文学小说层面的归依，小说观念亦由此呈现出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相辉映的文学表征。对待小说观念的演变，我们不应是有意回避，而应当是放宽视野，重视小说本位及其周边环境，正视小说观念的芜杂现实，进而构建现代小说学，沿着小说研究的主体方向不断前进。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唐代传奇《李娃传》的转用: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

汉文写的朝鲜小说《王庆龙传》就是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翻版小说。《王庆龙传》的故事情节虽然和唐代传奇《李娃传》相似,但是女主人公妓女玉丹形象上发生了差异。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翻版的过程中受到了明代冯梦龙《玉堂春落难逢夫》的影响。但是,与《李娃传》和《玉堂春落难逢夫》相比,更加注重了《王庆龙传》中女主人公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其原因是贯通朝鲜社会的儒教意识形态,因为朝鲜社会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为一个男人坚守贞节的女性。除了《王庆龙传》以外,朝鲜后期的韩文小说《月下仙传》也是《李娃传》的翻版作品。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也坚守贞节,被封为了贞烈夫人,也表现了朝鲜翻版小说的转用现象。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王安忆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叙述视角

本文用叙事学的理论,评论王安忆的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认为这篇小说采用了照像式的叙述视角,客观真实.淡化情节,注意表现原生态的生活,并体现了现实性与诗性的结合.     

王蒙小说中的文体跨界现象

王蒙小说的美学价值有相当一部分没有体现在故事的叙述上,而是体现在深切的抒情与警策的议论上。按照文体要求,议论与抒情在小说中只应该配合故事的叙述出现,但是王蒙小说中的议论抒情却喧宾夺主,占有过量的篇幅,存在明显的文体跨界现象。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流     

上海故事中的空间与怀旧--王安忆和程乃珊上海故事之比较

通过对王安忆和程乃珊的“上海故事”小说中分别出现的弄堂、“蓝屋”等空间进行分析，挖掘两内在的化意蕴及上海人生活趣味及差异，突出上海故事怀旧的主题，体现了上海人对生活趣味、明时尚的迷恋。程乃珊的怀旧是展示上海过去的摩登繁华景象，昭示上海现代性的经验；王安忆通过书写上海人日常生活细节和情趣，突出城市的历史沧桑感。     

王充天体论、人性论和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

王充的伦理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王充评判一切社会问题的标准。王充伦理思想的使命和宗旨是“疾虚妄”,即对一切不符合其“命”论思想标准的天人感应论、随命论等虚妄现象进行声讨和批判。王充通过对天体、天道与天地论的批判,对道德神化进行了否定,摧毁了“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提出了禀气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恶论,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认为是气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通过对“随命”论和“遭命论”思想批判,提出人生的一切在于初禀所得的命,否定了“随命以行”的可能性。     

从心理与文化的辨证关系看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

心理与文化的辨证性发展反应了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以此为理论视角来分析王阳明对于《大学》的诠释时我们可以发现,王阳明哲学与《大学》所共有的特点是内重于外,两者都力图寻找支撑外在文化形式的内在心理基础,因而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较为契合《大学》的本意,因而深化了《大学》的内涵。这一点集中表现为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解释《大学》,将《大学》的＂三纲领＂和＂诚意＂＂致知＂＂格物＂等概念作为＂致良知＂的内涵包含于其中。     

论王船山的形而上道德史观

王船山将历史看作气化流行的过程,历史之本体则是气之本真———道之开展的过程,它包括“天道之本然”生成的自然历史和“在人之天道”创化的人文历史。历史首先是单纯的自然历史过程,然后是包容自然历史的人文历史的演变。真正的历史是人类依凭其“凝道生德”的形而上之人文道德自觉创化的人文历史,由此形成了王船山以“全其质”而“备其文”为目标的创化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