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才力"说,经<太平经>、曹丕、葛洪,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兼论王充的独特贡献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和古希腊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希腊人认为地远远小于天,中国人则主张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导致中国人产生这一认识的根源在于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和宇宙起源演变理论的影响,传统的天地测量之术则给这种见解提供了数理依据。另一方面,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     

论桓谭的人才思想

“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这段话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对桓谭的评价。确如王充所说,桓谭是两汉之际的一位“贤人”。他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在哲学上,主唯物主义的形神说;在天文学上,主进步的浑天说;在政治上,主王霸道杂之的兴治之道。对     

扬雄文学“明道”论之内涵及其对刘勰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扬雄继荀子之后提出“明道”论。在扬雄的文学思想中,明道、宗圣、尊经是三位一体的,其“道”是指“天道”或“天地之道”。扬雄与刘勰在论文上有深度的契合,他们皆依孔圣立言,而且后者常以前者之观点为论文之准绳,二者在文学思想上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刘勰论文重“原道”,其“道”既是天地之道或自然之道,亦是儒家之道,三者异名而同义,并无根本之冲突,其理论渊源正是扬雄的“明道”论。扬雄、刘勰的“明道”论,是儒家思想尚未教条化之前的创建,是关于文学本体意义之建构,与儒家思想教条化后的道学家创建的“载道”论有本质上的不同。     

王充的宇宙理论

人们在评述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时,一般总是推崇浑天说和盖天说,而对起源更早的平天说则甚为冷漠。诚然,浑、盖二说中提出的曲面(或球面)的天宇概念是导向近代天文学的一个很基本的概念,而平天说则连这样一个必要的概念也未提及。对于王充在《论衡》的“谈天”、“说日”两篇中所阐述的宇宙模型,人们也一般将它等同于平天说而予以忽视,在王充的宇宙模型中,平正的天地是一个首要的前提。王充基于一般可鉴的客观现象和事物运动规律,在“谈天”、“说日”中对平天说作了论证和解释,使王充的宇宙学说有了一个坚实的认识论基础,从而成为一个足可与浑、盖二说相提并论的独特的平天说。而且这一学说在宇宙结构、地理概念和太阳视运动诸方面都有高于浑、盖二说的许多优点,今分述如下。     

走近心学大师

陆家山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位卓越的心学大师、哲学巨人。他的理论构建曾对华夏文明的发展增添了光彩，今天仍有开发、总结、借鉴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人本主义的伟大旗帜世间干事万物何为本体？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一个论争辩难、各持一说的学术母题。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哲人们，从先秦的“精气说”，到苟况、陆贾的天道自然无为说，从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到张载、王夫之的元气本体论，虽然不无对人的因素的肯定，诸如苟子有“人定胜天”之思，王充有“天地之性人为贵”之想，仲长统有“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之断、但从总体言，则强…     

进化论的新争论及其认识论问题

一百多年来,有关进化论的争论从来未停止过.争论时间之长、各方观点之对立、褒贬之悬殊,影响之深广都是科学史上罕见的.一方面,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把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看作是"伟大的智力革命",把《物种起源》发表之日视为"自然神学之末日"和"科学彻底脱离神学而独立之日".正如迈尔(Mayr,1983)所说:"只有历史学家才能估价达尔文的先锋作用."另一方面,达尔文学说和现代进化论(又称现代综合论,指在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进化理论) 近二十年来又受到来自自然科学     

王充天体论、人性论和性命论中的伦理思想探析

王充的伦理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王充评判一切社会问题的标准。王充伦理思想的使命和宗旨是“疾虚妄”,即对一切不符合其“命”论思想标准的天人感应论、随命论等虚妄现象进行声讨和批判。王充通过对天体、天道与天地论的批判,对道德神化进行了否定,摧毁了“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论的批判,提出了禀气成性及人性有善有恶论,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认为是气的差异性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通过对“随命”论和“遭命论”思想批判,提出人生的一切在于初禀所得的命,否定了“随命以行”的可能性。     

荀子的天人观与人类中心论无涉

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各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往往忽视人类维护自然的义务;二是否认将人类伦理道德扩展到自然界的必要性。而荀子常自觉地将“天”(自然)人合一,并要求人们在“制(顺)天命而用之”的同时,应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主张把人类伦理关怀视野从人际之间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将“礼”事于天地。从二者之间的区别得出结论:荀子的天人论与人类中心论无涉。     

哲学史上的交换观思想——交换哲学观之四

人类思想史从纵与横两方面看,都可以说充满着丰富的交换思想。从纵的方面看,巫术、神学、经济学是先后三大显学,三者中都包含着全面的交换思想。从横的方面看,中外思想、宗教教义、哲学的属性皆内含着深刻的交换思想。中国《周易》的基本观点即其名:周是周全、普遍,易是变易、交易,周易即是普遍的交换。作为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内容的世界本原之"数本原论"、社会秩序之"契约论"、数学方法之"数理逻辑",其内在逻辑都是交换思想,只有交换哲学观才能够在更高层次上对它们作出一致性解释。世界三大宗教的教义,作为解说天地、规范人伦的思想体系,都强调末日审判、善恶报应等,是交换观意义上的说教。哲学论域中的"精神与物质"的"哲学基本问题",是交换关系中的对立统一,属物质(或存在)的交换与精神(或思维)的选择的有机统一。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署名為王洛賓創作的歌曲《老鄉,上戰場》曲調探源

多年來日本電影《蒲田進行曲》的主題曲《蒲田進行曲》(以下簡稱《蒲田》)多被疑為借用了王洛賓的《老鄉,上戰場》的曲調;《老鄉上戰場》(以下簡稱為《老鄉》一直被看作是王洛賓的重要作品之一。經筆者查證,此曲調並非王洛賓原創,原曲應為美國音樂劇The Vagabond King(筆者譯《乞丐國王》)中的"Song of the Vagabonds"(流浪者之歌,以下簡稱《流浪》)一曲中的副歌部分。《老鄉》及《蒲田》的曲調均引自同一母體《流浪》,它們自身之間並無直接聯繫。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际问题。我国学者在理论层面上已经作出了较多的讨论。其中,王锐生教授在《哲学研究》中2006年第二期上提出的"结合"视野有一些新意。但是,我们对王先生文中几个问题持有异议。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虽然是具体的理论问题,但是如果不辨清楚也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理解。     

汪伪的"新国民运动"探析

抗日战争后期,汪伪政府曾推行过一场所谓的“新国民运动”,直至汪伪政权垮台,该运动才收场。其实质是汪伪政府为维护统治秩序、配合日军行动而奴化国民的运动。     

“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西南联大时期王佐良的诗歌实践

无论是译诗还是论诗，王佐良均表现出一种奇妙的现代敏感与语言才能，他并非一个纯粹的追究义理、考究辞章的学者。事实上，王佐良的语言才能与现代敏感正来自其诗人特性，通现西南联大校园诗歌实践，审察现代诗在20世纪40年代所面临的转型，就不能不注意到：在联大校园诗歌对于新的抒情道路的探寻中，王佐良的现代诗写作具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抒情风姿，他以“迷人的抒情”与“泥土的根”的交融展现了别一种抒情形态。     

《说文解字》“合”族字研究

文章以《补高邮王氏说文谐声谱》为参考,对《说文解字》中收录的三十五个以“合”得声的字进行字族分析。结论认为“合”的本义应为“盒子”,以“合”为母文的同族字主要以“盒子”“覆盖、遮蔽”“相合、对合”“聚合、敛合”为义核,并论证了这些孳乳字的意义与母文之间的关系。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论王弼之"无"的美学意蕴

王弼哲学的本体是"无"."无"对中国美学的一个基本意义在于,从思想上使人的觉醒成为可能,由此,又使文的觉醒成为可能.意境是中国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意境具有超越性,即从"实"入"虚"、从"有"入"无"、从有限入无限的超越.这种超越性也是王弼之"无"所具有的,二者之间应当有内在联系,"体无"是王弼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体无"之"体"对审美之"体"具有内在的影响.     

科学的伦理学：一座道德探索的丰碑——王海明《新伦理学》思想述评

《新伦理学》坚守“社会创造道德”和“社会需要优良道德”的朴实信念,从“人类行为事实如何”出发,提炼出“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道德目的和终极道德标准,在此基础上,吸收和整合中外伦理史上的思想成果,围绕“人类行为应该如何”,建立起了以伦理行为类型学说为核心的优良道德价值导向系统和道德规范体系,完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伦理学的创建,第一次实现了西方伦理思想家花了近四百年时间探索都未能实现的梦想。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