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研究

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与整理给《九歌》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往常在注重考据的层面上更加倾向于思想性的探究,尤其对于《九歌》的作者、创作意图、人神关系及祀神观念方面出土文献均有较强的说服力,这使得《九歌》非屈原所做的错误观点得以澄清。而出土文献与《九歌》祀神体系方面具有的同构性,标明了《九歌》的主题性质是国家的祀典,由此形成的较为相近的楚地祀神观念对于了解楚文化及《九歌》的创作意图颇有启发,在《九歌》个别篇目的研读方面,出土文献也起到了一定的辩证作用。     

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楚辞中的“兮”字的用法是很特殊的语言现象 ,这在《九歌》中尤其明显。本文结合先秦时代诗歌作品的大量材料 ,从《九歌》中发掘出充足的内证 ,揭示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九歌》中“兮”字的音乐特性 ,指出它具有迂徐舒缓、浩荡宛长的效果 ,而这又是与《九歌》作为民间祭神乐歌的性质相一致的。《九歌》中“兮”字的用法 ,所以不同于其他来源于荆楚民间一般歌谣的楚辞作品 ,其根源也在于此     

《九歌》楚颂说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分析《离骚》《天问》中“九歌九辩”的含义入手 ,结合《惜往日》中关于屈原修明礼乐的记载 ,探讨了屈原作《九歌》的动因 ,得出结论认为 ,《九歌》在舞容、功用上与《商颂》《周颂》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确实是楚国王室的祀典 ,《九歌》的创作 ,就是希望能以颂诗仪式 ,借祭祀先祖 ,从而起到团结宗族的作用。屈原博闻强记 ,明习经典 ,他创作《九歌》 ,动机在于改革礼乐 ,推行文治 ,同时也显示了楚人远依于夏族的文化优越感 ,及意欲与列国在文化上争短长的时代心理。     

浅谈屈原与《九歌》

<正> 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不少问题仍有争论。我仅就《九歌》研究中的问题谈点看法。《九歌》是什么性质的作品?这是讨论《九歌》的出发点。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他还在《天问》中写道;“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由此可知,《九歌》应该是古代乐歌的名称。所谓乐歌,也就是     

《九歌》为刘安及其门客所撰考

《九歌》与《淮南子》有多处语句相近,从这些相近语句看,《淮南子》影响了《九歌》的创作,《九歌》自然作于《淮南子》之后。在《淮南子》问世和刘向整理《楚辞》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内,能作《九歌》者只有刘安。刘安的特殊身份,可以解释《九歌》之系列祭歌的复杂性。《九歌》中的谄谀之“妖言”,说明刘安的门客也参与了《九歌》创作。     

九歌新证——地祗考

<正> 屈原的《九歌》是一组“情致缥缈”的祭祀歌。但《九歌》之名并非屈原始,而有着悠久的历史。《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都是说《九歌》在夏代以前就有了,是夏启从天上取下来的,能演奏,用以乐神的歌曲。《楚辞·九歌》是否就是夏以前的     

屈赋《九歌》著作期辨

屈赋《九歌》著作期辨龚维英《楚辞》研究，以《九歌》最令人困惑。诸如《九歌》十把神抵的原型、神格、性别之类，学人即长期争论不息。关于《九歌》的著作期，也是引起“争鸣”的焦点。下面，简要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研究《九歌｝）的著作期，首先得肯定《九歌》的...     

《九歌》悲壮美感谈

对《九歌》的美感论述,一般多囿于作品中的恋爱意象而阐述其优美特征。但深入到作品内部分析,《九歌》在刚健遒劲与悲痛壮烈的强烈对比中,更奔突着一股悲壮的美感激流。     

考订《九歌》应是楚天神、地祉、人鬼之祭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何新认为《九歌》应是“九天十神歌”,笔者认为他这个重要发现有商榷的必要。《九歌》歌词中并没有十神,只出现“上皇”,楚地“上皇”与中原五帝及佐神没有瓜葛关系,它是楚地“天神、地祉、人鬼”的总称。《九歌》中的十神名在《九歌》原著中是没有的,是汉人整理《九歌》时按照汉代的阴阳五行理论而加上去的。《九歌》的第一篇《东皇太一》神的祭祀起于汉武帝。“太一”这个称谓的出现,最早见于《老子》和     

《九歌》成因新论

《九歌》的成因,是楚辞学者聚讼的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九歌》作出比较正确的理解是有一定困难的.一、从性爱谈起《九歌》多涉性爱.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早就说过"其词鄙陋"的话,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也指出其中"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近人苏雪林女士有"人神恋爱说",闻一多先生也说:"东君云中君(闻先生认为《东君》为《九歌》第二篇,《云中君》为第三篇),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用独白或对话的形式抒写     

《九歌》的戏剧因素和艺术语言

<正> 《九歌》不但是文学和音乐舞蹈结合的产物,而且具有萌芽状态的戏剧因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戏剧是一种表演的艺术,在《九歌》中很多篇都有以人扮神,表现一定的情节,具有动作性、表演性。(当然,《九歌》还没有构成集中的戏剧冲突,还没有完整的戏剧故事,因而我们还不应当把它就叫做戏曲,象有些研究者称它为舞剧,那是不够妥当的。)关于《九歌》的戏剧因素,前人和近人曾有些体     

民国时期《九歌图》的流传与新创

晚清民初,中国画在"美术革命"的冲击下日渐式微。一些画家学者便主张从传统金石书画中寻找中国画的未来走向。屈子《九歌》题材历来备受画家青睐。民国时期,《九歌图》在刊载、传播与新创上呈现出多元开放的色彩:一批画家学者借古开今,以报刊、画册出版为阵营普及、传播历代《九歌图》名作;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画家杂糅中西,对《九歌图》进行再创作,为中国画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审美视角与艺术定位。历代《九歌图》在民国时期的刊载、传播与再创作,作为一典型个案,也是整个近现代中国画改良运动的缩影。     

沅湘自然崇拜和《楚辞&#183;九歌》

《九歌》是南楚、沅湘间的祭神乐舞歌曲,经屈原加工再创作后而流传于世.《九歌》自然神祗的原型为东皇太一(太阳神)、云中君(雷神)、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大司命、少司命(星神)、东君(月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巫山女神).《九歌》的出现,既是取悦自然神祗,亦为支配大自然.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论《九歌》的结构及其含蕴

《九歌》是公认的组诗,而且是一组内在关系极其密切的组诗,既然如此,其中当有结构规律可寻,这是我们对“九歌”结构产生兴趣的第一个原因。促使我们对《九歌》结构产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是目前《九歌》研究的现状。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从《九歌》的直接源头看其性质

关于《九歌》的直接源头,有各种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有《诗经》说,楚地民歌说,远古神话说。事实上,这些说法都只概括了直接源头里的某个因素,具有片面性。通过从内容、形式、角色及香草的象征意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真正的直接源头是完整的楚地祭祀仪式。《九歌》是楚地原始文化与作者个体怨愤结合而喷薄出的美丽花朵,它具有祭祀与祭事的双重性质。     

荆楚巫风与《九歌》

《九歌》乃是荆楚“巫祠”的舞曲,为巫、觋娱神、降神之际,歌舞以乐神者,但历代学者对之解说则多有分歧。本文作者既不同意脱离荆楚巫风的文化环境来抽空理解《九歌》,亦不同意一些学者过分强调屈原的遭际来解说《九歌》,他坚持认力屈原不过是《九歌》的搜集整理者。据此,作者对《九歌》诸章从结构体系进行分析考证,认为它是一完整的“巫祠”体系组曲。     

《九歌·山鬼》探幽

《九歌·山鬼》是《楚辞》研究中的一项难题。上古鬼、神通作,山鬼即山神。《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间”,于山即巫山,故山鬼乃巫山神女。这“是《九歌》研究中的一大创获”。此说发轫于顾成天《九歌解》,经孙作云《九歌山鬼考》的补充论证,闻一多《什么是九歌》和郭沫若《屈原赋今译》等的引述推广,《楚辞》研究者大致已普遍接受。但是,山鬼的其他种种底蕴和所思恋的“公子”(灵修)为谁之类问题,至今尚人言各殊。准此,我打算对《山鬼》作出若干新的探讨,力求揭示其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