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和国家形成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1、“大同”和“小康”反映了什么? 被学者津津乐道的《礼记·礼运》篇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同”社会和“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究竟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历史事实呢?我们就从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 《礼运》篇以孔丘第子言偃和孔丘的问答形式说:“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孔丘说他虽然没有亲自生活在“大道之     

从鲁国继承制度看嫡长制的形成

<正> (一) 关于我国古代的继承制度,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礼记》认为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传子与传弟并行的制度,即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而《孟子》则认为三代均实行传子制,即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万章上》)汉代学者们在两说之间搞了个折衷,认为殷礼“传弟”,而周礼“传子”。清末学者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进一步论证了汉儒们的主张。其功绩在于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了商代的继承制度。他以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由“君子好逑”的解释史看汉宋之别——以郑玄与朱熹为例

《关雎》是《诗经》第一篇，也是经学史上极重要的经典文本。从经学解释史的角度看，历代学者对《关雎》的理解众说纷纭。例如“君子好逑”的“好逑”二字在汉、宋学者笔下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其中，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用“和好怨仇”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礼”来贯穿全诗，而宋代理学大师朱熹用“好配偶”解释“好逑”，目的是用“后妃之德”来贯穿全诗。这种解释差异，从思想史意义上反映出经学史上的“汉棠之别”在经典解释中的具体体观．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     

谭嗣同对王船山哲学思想的态度

<正> 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在老师欧阳中鹄、刘人熙的教导下,“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潭嗣同全集》261页,以下简称《全集》)因此,学习能深造有得,“多发前人之未发”(唐才质《戊戌见闻录》)。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简论孙奇逢兼容并包的治学方针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5),卒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原籍直隶容城县,后改入河南辉县籍。17岁中举,屡经会试不第。明清两代多次拒绝朝廷征聘,而以讲学著述终其生。因长期在辉县夏峰村聚徒讲学,故有“夏峰先生”之称。有《夏峰集》、《理学宗传》、《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旨》等著作传世。他是明清之际学术大师之一,与黄宗羲、李颙一起被人们推尊为清初“三大儒”。他还是一位气节奇伟之士,曾勇敢地参加反对阉党和抵抗清军的斗争,获有“始于豪杰,终以圣贤”(申涵光《聪山集》卷3《孙钟元先生诔词》)的美誉。因此梁启超盛赞     

熊十力治学

熊十力说,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他曾写过一副对联赠给一青年学者:“凝神乃可晋学,固精可以养气。”熊氏著书,无论长篇短论,俱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即使到晚年,他对自己的著作(如《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也亲自核对校样,很少假手他人。一次,一学生见熊十力正在伏案修改《新唯识论》,或正误,或加深,或补遗,便问:“先生的《新论》早为学者所诵习,誉满中外,为什么还要修改呢?”熊氏即以《庄子》郭象注中“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     

康有为两《考》之于戊戌变法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不久，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即总结这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他说：“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若其形式，则殊多缺点，殆犹大辂之仅有椎轮，本植之始见萌坼也。”①变法“形式”究竟有那些“缺点”，梁启超未作深论。笔者以为，戊戌变法运动过多、过早地卷入经学纷争，便是“殊多缺点”之一种。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理论，以及反映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著述《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非但未在戊戌时期起到真正意义的思想解放作用，反因其负面影响，成了变法运动正常运行的思想障碍。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７理论与晚清的经今…     

曹端对周子《太极图说》的理学诠释

在明代理学史上,曹端以其理学诠释学之入路被称为"明初理学之冠",针对后世学者关于理学开山大儒周敦颐重要哲学著作《太极图说》的学术渊源、地位及其哲学内涵的不同评价,他以维护理学的视野,对这部争论颇多的著作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周子的《太极图说》是本于儒家文化价值系统的作品,是对其天道性命贯通之学的完美诠释与注脚。     

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近代哲学进入了进化论和人道主义的发展阶段,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是其代表人物。当时,青年梁启超以生花之笔,用人道主义冲决封建专制主义,用“自由”反对“奴性”,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我之自由”的意义,起了广泛的思想解放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说:“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在1903年(梁卅一岁)以前,这称号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在我们来回顾青年梁启超的自由学说,重温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论自由书》、《新民说》等著作,也仍然会感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生气和活力,富有启发意义。     

梁启超《新民说》伦理思想初探

《新民说》一书,是梁启超伦理思想方面的一部代表作。据他自己所说:“欲进德者不可不以战胜旧习为第一段工夫,《大学》曰作新民。”(《饮冰室自由书·说悔》)这就是说,新民之说渊源于《大学》。但我们却不能以此为理由,断定《新民说》就纯粹是儒家的道德修养论。实际上,梁启超以当时西方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对《大学》的新民之说进行了改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从《新民说》的内容来看,基本上属于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伦理思想,而且由于梁启超较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各派的伦理学说,这就使他的伦理思想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在我国伦理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廖季平经学第三变变因刍议

梁启超1920年著《清代学术概论》说:廖平“著《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赌逼,复著书自驳,其人固不足道。”前贤已斥其为“诬”(见章太炎《清故龙安府学校教授廖君(平)墓志铭》及蒙文通、向楚等人的廖平传记)。然而后之学者,难明真象,多“习焉而不察”,以至谬种流传,既诬前贤,复误后生,故实有旧话重提,小题大作之必要。鉴于此,笔者拟就廖平是否有受赌逼而改说之事作一初步考察。廖平学术,其自称一生凡六变。一变平分今古,无所轩轾,并称古学为孔子早年从周之说,今学为晚年改制之说。二变尊今抑古,归狱歆莽,这或是梁氏所称为“颇知守今文家     

论明初曹端的理学及其历史意义

曹端(1376—1434),号月川,河南渑池人,学宗程朱,称明初大儒.他在理学中,排开技节的议沦,直接就理学中心的理气问题,著《戾说》篇,提出理气一体之说,与朱熹“商订”.曹端比说一开,即有“闻先生(曹端)之风而起者“薛瑄,和以曹端之说而发异议者罗钦顺,王廷相等等,他们或者把朱学推向“悃愊无华”的境地,或者把朱学理本气末,推阐为气本理末,颠倒了朱学.因曹端之说而产生的这些影响当中,即可看到新的思想,在原来理学的土壤中是如何孳生的?又可看到朱学(即程朱理学),至明代是如何被弄得“支离破碎”,以至王学得以乘间而起的?可以说,曹端在理学中提出理气一体之个新的论题,在后期的理学中是别开生面的.但曹端这一重要思想,过去却几无触及.本文即以曹端的理学及其影响两个方面,试为论述.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谈“无我之境”的“我”

中国古典诗词中,有一种意境,叫“无我之境”。这是清末学者王国维在他的著作《人间词话》中提出来的,而近年来一直有争议。最近一些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个说法(按:指“无我之境”说)很精巧,但违反了创作和欣赏的一般经验。”我认为,“无我之境”四字巧妙地表达了我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存在的一个流派的本质特征和最高境界,认为此说违反创作和欣赏的经验,其实是一种误解。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谈趣味与才气

梁启超说过一句饶有风趣的话:“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个人,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是个零了。”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原来浑身都浸透了趣味,难怪他写起文章来,笔端常带感情,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引人入胜。梁启超如此崇尚趣味,昭示了一个真理,艺术作品没有趣味,无论多么健康、高雅,读者也要敬而远之。一部作品不为群众所接受,其社会功能即可想而知了。当然,趣味有雅俗高下之分。梁启超绝非为趣味而趣味的浅薄、庸俗之徒,一部《饮冰     

说“理”

<正> 在日常生活中,在人事交往中,经常会听到说:“合理不合理”或“讲理不讲理”,这“理”是一种规范法则,它维护着自然秩序,规范着人生行为;在哲学上它有极丰富的内容,而构成我国哲学中的主要流派——“理学”。宋代理学我们且从二程说起,程伊川曾经有“真元之气”的命题,这“真元之气”不是气,而是“真元”或者“元”。后来在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中,采用了伊川的“真元之气”的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形成了他的《新理学》体系中主要的一环。他说:“今试随便取一物,用思将其所有之性,一一分析,又试用思想其所有之性,一一抽去。其所余不能抽去者,即其绝对底料。例如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