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治国安邦的普遍规律,中国传统是"德主刑辅",西方传统是"重法轻德".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我党长期治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是在"初级阶段"面向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法治国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选择.     

冲突与融合——先秦儒法伦理思想之比较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儒法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不过,两家之间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一直以来相互攻击、相互刺激。儒家以善恶界说人性,法家则倡扬人性自然;儒家大力倡导德治为本,法家则极力鼓吹法治为先。然而在攻讦与对立的同时,由于两家都面临着源自于内部的理论困惑和来自于外部的挑战,使得两派的互补与融通便也成为了一种必须。可以说,正是儒法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并立融通,才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稳、进步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简论我国传统"德治"思想与现行的治国方略

本文通过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 ,特别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和与现代德治的对比分析 ,论证了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法治”与“德治”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 ,但二者的内涵和实施方式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 ,因此 ,既要加强法制建设 ,又要加强道德建设。目前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给合起来 ,发挥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双重作用 ,才能构成完整、系统、科学的治国方略     

作为国家治理选择的治国方略探析

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带有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我们今天研究治国方略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 ,寻找一种更好的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     

论魏徵的治国方略

魏徵是唐朝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他对初唐国力的恢复与社会政治的清明作出了贡献。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在治国大事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贞观之治”开明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治理国家历来是政治家与关心国家大事的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魏徵关于治国的许多言行已成为以后诸多有识之士的借鉴。他深刻指出,德、礼、诚、信为治国大纲,关系治国成败;居安思危,特别强调朝廷与其下属百姓关系的和谐;考察官员的实际政绩,由其政绩优劣来决定对其升降;帝王能听进逆耳忠言,大臣敢进谏逆耳忠言,均很难做到,但对治国关系重大。     

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现代转化向度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思想代表着国人寻求良好政府治理模式的一种心愿 ,反映着社会公众对良好的政府服务的一种合理期待 ,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论断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也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目标的结构转换 ,顺应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价值指向 ,满足人性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方略的理性反思和自觉选择。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的继承与超越

就观念形态的主调而言,日本的近代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脱儒"的过程.日本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所做的近代转换工作,则可视为这一过程的中心和枢纽.徂徕学派对儒法"人情论"取长补短、融为一炉的改造,最终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优位、公私分治、政教分离的思想,为日本的早期近代化铺平了道路.     

治党治国理论的系统展示与重大发展——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在治党治国方面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尤其是进一步论述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大方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治党治国理论。     

法治、德治与职业道德及个人修养——兼谈学习“三个代表“的体会和出版工作者的思想品德

文章结合"三个代表"思想从法治、德治理论入手论述了出版工作者的思想品德.     

传统文化中"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梳理及启示

法治和德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根本手段,也是引导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德与法伦理辩论的主线."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的德治论并非简单地主张"德主刑辅",而是倡导据德而治以反对当时法家威慑主义的刑治.引道德入律法最终也起到了扼制任意立法和专擅杀戮的社会效果.汉代的引经决狱、隋唐宋明清的法律道德化都是儒家德治论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符合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大原则.战国时期法家法治思想不乏变法、务实的伦理价值,但其"法""刑"演变成为酷吏严刑的时候严重相悖于法治的固定性要求.梳理"法治"与"德治"的伦理纠结启示我们,道治和法治博弈有度,合理发挥各自作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人性的注疏——休谟因果论的人性论特征和心灵哲学倾向

因果性问题作为西方近代才出现的哲学问题,成为西方近代哲学史上最具现代哲学精神的哲学家休谟建构其人性科学首先和重点探讨的哲学问题.休谟的哲学立场和理论特色在其因果论中得到集中反映和体现,历史影响深远和广泛,也常常遭受攻击和被误解.本文在近年来学界对休谟因果性问题的新的解读的基础上,根据对休谟哲学的性质的把握,以及对休谟因果论的思想进路的深入理析,认为休谟从人性入手研究哲学,其因果论的实质是人性科学视域下的人性与认识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认识的人性根源和根据问题.休谟因果论具有鲜明的人性论特征以及心灵哲学倾向,开辟了一条研究因果性问题的主体之路、人性之路、心灵之路.     

略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从西汉＂引礼入法＂到清末＂礼法之争＂,两千多年来,儒家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虽然现代法治思想与儒家法律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冲突,但时代的发展也表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合理成分使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相融合。反思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深层融合点,挖掘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现实作用,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与道德教育的着力点

儒家重视道德教育。汉代董仲舒的“性三品”的人性论阐释了人性是道德教育的根据;依据具体的人性才能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人性是多层次的,道德教育具有层次性;中民之性是道德教育的着力点。这些见解对于我们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不断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普布利乌斯与荀子人性观比较——基于人性与制度设计的政治视角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荀子的人性恶观点与美国联邦共和制下全面的人性观,分析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动态关系。前者是专制制度下单一的人性观,并由此推演出礼治政治设想,后者作为当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制,在全面的人性观基础之上进行了共和制度设计。通过比较,一则能明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性假设,思想家或制度制定者在设计或制定制度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二则能理解制度对于人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某种制度如果付诸实施势必造成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并对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     

文明之恶与人性之恶——鲍曼与伯恩斯坦大屠杀探源思想比较

齐格蒙特·鲍曼和理查德·J.伯恩斯坦都在探寻大屠杀产生的根源。鲍曼将目光聚焦于"文明之恶":大屠杀恰好体现了现代发达工业文明光彩动人背后恶的一面;而伯恩斯坦则将目光聚焦于"人性之恶":大屠杀代表了源于人内在本性的根本恶的集中爆发。而将文明之恶与人性之恶加以比较,不仅可以让人们深化对人的本性和人类文明演进机制的认识,而且可以丰富对人的存在方式与社会历史的深刻理解。     

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反思与调整——基于法治国理念的变迁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行政事务,传统的行政法学方法论已经无法承担相应的功能.在多元法治国的背景下,行政法学方法论无法固守传统的行政行为型式论,而新兴的行政过程论和法关系论毋宁是动态化的行政行为型式论,亦无法应对公共行政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实现行政法学方法论的调整,逐渐使行政法学趋向更为严谨、实用的社会化研究.具体包括:在体系构建上,应通过学理体系的变革,使行政法学成为公共行政与社会现实联结的纽带,以发挥行政法学的实际效用;在方法论上,吸纳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走出传统的规范思维,避免行政法学对行政法专业领域的失语状态;在本体论上,将对行政行为的控制方式从规制转向管制,侧重公共福利之实现,实现行政管制方式的多元化,从政策决定、程序规制和技术规范三个层面实现行政行为的深层次正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