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演戏剧目暨内府本作者考略

明代负责宫廷戏剧演出的两套班子,一套是教坊司,负责外廷演出,隶属礼部.一套是钟鼓司,负责内廷演出,隶属司礼监.二者虽内外有别而各司其职,但在业务上却又互有交通,其中在演出剧目上,即收藏于钟鼓司的内府本,其编创者到底是教坊司艺人独立所为,还是钟鼓司艺人也有参与,学界尚有分歧.事实上,通过内府本来源考述与界定、作者考论与推测,很大程度上内府本是以教坊司编创为主,而在内廷演出时,宦官艺人又有针对性的对教坊编演曲本进行了改编.此外,尚有宦官艺人根据特定情境临时新创曲目即兴编演,或针砭时弊以讽喻时政时人,或投帝王喜好借机谄媚邀宠.总之,藏于内府的曲本不只是“本朝教坊编演”的原有曲本,而是在此基础上,经内廷宦官艺人之手有所改编和新创.     

唐玄宗御前乐舞机构“宜春院”考述

唐玄宗时期的"宜春院"为御前乐舞机构之一,其乐伎全为女性,主要伎艺为歌唱与舞蹈,是宫廷(即国家层面)燕飨娱乐性乐舞的最高水平。但其相关史料却零散而不成系统。通过耙梳、排比唐史载籍,方能对其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宜春院"始于唐玄宗即位之初,隶属于宫廷乐舞机构"教坊"系统(由宦官首领充任的"教坊使"掌管),而非太常系统乐舞机构;"宜春院"女伎(内人)选自宫外左、右教坊和地方州县"太常音声人"之伎艺杰出者;其个人待遇,因伎艺水平高下而有明显差别;"宜春院"的存续时间与唐玄宗朝相始终,因"安史之乱"爆发而戛然"休止"。     

清代京城民间说唱艺术的诗意写真——以文人竹枝词书写为中心

清代京城竹枝词中有百余首吟咏民间说唱艺术，透过这些竹枝词的吟咏，揆诸清代文人笔记、戏曲、小说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了解清代京城应时迭兴的民间说唱伎艺，考察各种说唱伎艺的演出情况（演出时间、场合、地点、演艺与接受等），辨析各种说唱伎艺之间的交流互鉴及其与戏曲的双向影响。清代竹枝词对民间说唱伎艺的吟咏，不仅为清代北京曲艺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而且为京城留存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民间文化记忆，对于研究清代京城的民间娱乐文化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教坊演剧考

明初宫廷教坊演剧的定制上承宋、元旧制,隶教坊、钟鼓二司,其演剧大抵为金元院本,以北剧为尚。教坊、钟鼓二司所呈献的剧目实有不同,教坊例于朝会宴饮时献艺,故淫亵不恭之剧必当回避;而内廷演剧则无须顾忌,其伎乐远较外朝丰富。明中叶迁都北京以后,宫廷演剧的重心移至北京,其时伶人以新声巧伎要宠,与宦官流瀣一气。而南曲诸腔渐兴,遂逐渐取代北剧独擅宫廷。南京教坊已经基本丧失御前演剧的职能,其辖下伶人官妓之工于演剧,乃出于兴趣,不再是谋生之计了。     

东坡教坊词与宋代宫廷演剧考论

教坊词是宋代文人参与宫廷宴乐活动的特殊产物。本文就苏轼教坊词的创作背景与结构体制展开论述 ,考定苏轼某些教坊词的创作时间 ,并以苏轼教坊词为引子 ,结合相关材料 ,考察宋代宫廷乐舞与杂剧的演出体制 ,澄清王国维、周贻白等学者对宋代宫廷乐舞、杂剧的一些误解。附带论述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与杂剧艺术之关系     

论元杂剧与诸杂伎艺的合离关系

元杂剧是在金季元初以金院本杂剧为母体,综合吸收诸杂伎艺而成的一种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当其成熟的艺术形态确立之后,包括院本在内的诸杂伎艺仍在传播流行,与其保持着独立、分离的并存状态,也就是说元杂剧与诸杂伎艺存在着共时的合离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决定着元杂剧的演述方式,亦对杂剧艺人的艺术修养有重要影响。     

“教坊丁大使”考释

刘克庄评柳永词“有教坊丁大使意态”。“丁大使”即北宋中后期教坊大使丁仙现 ,主要活跃在神宗熙宁至徽宗崇宁数十年间 ,本为市井艺人 ,后入教坊 ,至迟在熙宁二、三年间提为教坊使。丁氏擅长乐舞俳优 ,秉承了古代优孟讽刺精神 ;而柳永词本与教坊乐曲联系密切 ,丁仙现亦熟稔柳词 ,故后人用“丁大使意态”移来评价柳永词。     

关于宋代的话本小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反映城市平民各阶层生活、意识的文学,当然并不是从宋代才开始的。如果追溯其起源,早在中晚唐时期就萌芽了。但到宋代,由于各种民间伎艺的蓬勃繁兴,市民文学才得以成长和发展。特别是说话艺人创造的话本小说,在市民文学中有着非常突出的地位。这种新体裁的产生,不仅写出了诗、文、词、赋所不曾表达过的社会内容,而且还更深     

宋代伎艺人的教化活动

宋代商业繁荣,市民文化勃兴,以娱乐表演为谋生手段的伎艺人群体迅速壮大。其中以讲史和杂剧等文艺表演为支点、以失意文人为中坚的一批伎艺人,并不因社会的偏见而自轻自贱,他们忧国忧民,深察民情,将民众的呼声上达,将统治者倡导的伦理道德思想广泛渗透于社会基层和民众日常生活,他们的文艺教化活动是宋代社会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杂剧演述方式论略

元杂剧是金季元初由诸多市井民间通俗伎艺综合发展而成 ,作为叙事体的舞台艺术 ,既有重情节的整剧演述形式 ,亦有与其他舞台艺术间杂的片断式舞台演出 ,或根据特殊需要的以折为音乐单位的演唱、清唱的演述方式。     

宋代节日词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宋代节日词研究以《全宋词》中节日题材作品为对象,对宋代节日词的创作情况、文本特征和发展动态作出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考察节日词的文学风貌和审美特质,揭示其中所蕴涵的两宋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等深层次意义。当前宋代节日词研究多停留于较为零散、感性的层面之上,亦或以民俗文化、都市文化的先验视角凌于对节日词作本身的探讨之上。有鉴于此,有必要在对现有成果进行梳理,以推动宋代节日词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论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

宋代宫廷是宋词创作、传播的独特文化空间,宋代宫廷词创作是不容忽视的文学文化现象。在具有多重特征的宫廷文化的强力制约和影响下,宫廷对词曲创作有着双重审美态度,对词曲的文化功能具有多重需求,宫廷文化背景下的宋代宫廷词创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     

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白居易在宋初的“影子”——论白体诗人李昉与白居易

宋初,举朝上下弥漫着一股崇尚白居易的风气,宋诗也以“白体”开始了自己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学者多关注宋初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学习,然而王禹偁却推崇另一位诗人“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此即当时一位颇受皇帝重用、位高权重又喜好赋咏的李昉。李昉在宋初堪称白居易最忠实的追随者。与王禹偁受困于仕途的坎坷磨折不同,李昉更有条件追仿白居易的闲适生活和闲适诗风,由此也成为宋初主流风尚接受白居易的代表,代表着王禹偁之前宋初“白体”的真正风貌。     

安阳一带殷商传说的文化透视

安阳是殷之都城,至今仍流传着关于殷商的美丽传说。本文从概况、类型、分布、流传等多方面对安阳的殷商传说作个介绍,并试着分析其特点、成因及相关内容。     

宋代"妖言"罪源流考

中国古代法律多以“妖言”罪名钳制思想 ,严厉打击妄言天命行为。唐律将其区分为涉及国运休咎和人命休咎两大方面。宋代“妖言”罪名内涵扩大 ,北宋早期禁“夜聚晓散” ,后期禁“吃菜事魔”。明清时期开始有了“邪教”的称呼。     

方回降元之文化诠释

阐释方回降元的文化依据.以历史考证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宋元之际文人降元的深层次原因.周密以"人品卑污"评价方回降元,于史实不符.把方回为自己辩白的理由与时势背景相联系,说明支配传统文人政治行为的儒家处世原则,存在着内在矛盾.从方回降元前后的心态变化,可以看出由宋入元的士大夫文人所具有的循规蹈矩、进退失据的文化心态.方回降元是陈腐的南宋文化的必然结果.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下)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论唐宋诗人的中秋情怀

岁时节令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在唐代,中秋节作为一项民俗节日尚不显,但已有不少以“八月十五”为题的诗歌,内容多为吟咏月色,思乡怀人,深具自然明朗之美;至宋代,中秋节异常兴盛,但与唐代相比,此时中秋诗作的主旨和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重在抒发作者的人生体验,表现人生哲理,呈现出一种深沉凝重的美。唐宋两代诗人中秋情怀的不同及其中秋诗作的各具特色,与两代时代风貌、文化氛围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诗人思想文化性格的巨大差异密切相关。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上)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