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意主义解释方法的难题及其司法实用进路

原意主义解释方法是宪法解释中颇受关注的重要方法,但这种解释方法却因相对保守和僵化的立场而在理论与实践中遭遇到一系列困难,直接触及宪法解释的规范性限度。在对学界有关原意主义解释方法论争予以诠述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原意主义和非原意主义都是构建良好的宪政秩序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正是两者的对立性整合,才使得宪政实践始终在充满张力的理论与实践中不断深化其规范性根基。     

论杰布尔的自由原初意图主义

美国学者斯科特·杰布尔提出了新的宪法解释范式理论,即"自由的原意主义"(liberal original-ism)。他既反对脱离文本的现代自由的解释理论,也反对向后看的现代保守原意主义方法论,而主张自由的原意主义。杰布尔以历史、政治哲学和法律为分析视角,认为美国宪法的原初意图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自由原意主义方法对美国宪法解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意主义宪法解释方法研究(专题讨论)

编者按:在美国宪法解释理论中,如何解释成文宪法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原意主义或曰原旨主义是指依据制宪者的意图或宪法条文的原初含义来解释宪法,是美国最具争议和影响力的宪法解释方法。自这一理论提出以来,原意主义宪法解释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理论观念丰富、不断推陈出新且复杂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司法哲学

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法治为根基。法治在司法上表现为认真对待规则,重视文义解释,尊重法律文本的权威。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体现了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哲学,其主要分歧在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或限度。当下的法官拥有广泛的法律解释权,司法能动处于无序状态,应予以合理规制;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主义,认真对待和尊重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从而建构裁判规范,以确保法律意义的安全与稳定。     

论裁判解释

裁判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它主要指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对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裁判解释是法官裁决案件必须之手段。文章从裁判解释的内容及构成要素、出发点和立足点、目标和原则及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裁判解释应当在遵照立法本意的基础上进行。     

关于法律解释的概念问题

文章认为狭义的法律解释只不过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即仅指国家授权的一定机关对法律作的有相对的普遍约束力的解释,而不是法律解释的全部。如果用这种法律解释的概念取代人们通常理解的法律解释的概念(或所谓广义的法律解释的概念),势必引起许多无谓的争论。承认狭义的法律解释的概念,既无必要又有害处。法律解释按照解释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有权解释、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     

"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的条文设计与论证

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是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此缺乏规范,因而成为立法中的一个空白.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做了补充,但是司法实践还是比较混乱.文章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对其中的"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的条文做了具体设计,并从立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外国法的查明方法、无法查明外国法时的救济以及外国法的解释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和详细的论证.     

文义解释与法律模糊的释明

作为理性产物的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先天缺陷,这些缺陷可以被称为"法律的病灶".解决法律病灶的最重要的救济机制就是法律解释.但法律解释只是面对意义模糊的一种姿态、一种取向,进行意义释明需要具体的解释方法.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中最基本的方法,文义解释优先是法律解释主体必须恪守的原则.根据进行文义解释时所把握的尺度松紧,文义解释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字面解释、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这三种解释均有各自不同的适用场域,各自发挥着释明法律意义模糊的功能.     

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应该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反对过度解释法律.     

斯卡里亚宪法解释方法论及其评析

作为美国现任大法官,斯卡里亚的文本主义解释方法对美国法院及法官的宪法或法律解释具有重要影响。其主旨就是以文本为解释的逻辑起点,对文本既不能作严格解释,也不能舍弃文本作虚无主义的宽泛解释,而是作合理性解释,即对文本作原初含义之探求。文本主义方法论的政治哲学基础是民主理念与司法角色,这种解释方法既具有文本的开放性,又受文本的限制,对于民主与法治的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Leading Article: Welfare Development in the Midst of Political Uncertainty

On 1st July 1997 Hong Kong will be transformed from a British colony into a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SA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though the Basic Law, a mini-constitution for the future SAR government, states that “Hong Kong's capitalist system and lifestyle will remain unchanged for 50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AR”, changes are perceived to be inevitable, not least in respect of the welfare policies to be implemented by the future SAR government. Indeed, since the signing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in 1984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the existing Colonial Government has been enlarging its role in the social services and making relevant policies more responsive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These reforms have largely been carried out in line with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which Hong Kong has been undergoing in recent years. To what extent will these changes in welfare policies continue after 1997? It is argued here that with the enlargement of democracy, and especi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claiming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t would no longer be possible for Hong Kong to return to residual-type welfare programmes. While it would be unlikely for Hong Kong to develop into a “welfare sta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n Hong Kong would probably command widest acceptance if policies keep in line with the prevalent welfare ideology which stresses, on the one hand, the self-reliance of the people and, on the oth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ment to look after weaker members.     

《劳动合同法》实施中应予关注的几个问题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提出了若干需要予以准确解读、重点规制和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课题。首先,应从“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相结合、最终实现劳资共赢目标的高度,来认识并践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其次,针对有些用人单位采取某些规避法律行为（包括“准规避法律行为”）从而影响《劳动合同法》严格实施的现象,立法上应设置相应的反规避措施和方法。最后,劳动法学界应尽快进行全面的理论创新,为《劳动合同法》的正确实施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     

对跨代共同体学说的几点质疑——以否定“后代人权利”为视角

从柏克关于跨代共同体的论述中诠释出"后代人权利"实际上违反了柏克本人的思想。跨代共同体不仅是一种虚构的想象,而且其成立的前提与其所追求的环境保护目的是相矛盾的。从"跨代共同体"到"后代人权利"只能是从一种虚构走向另一种虚构。     

美国反垄断法的演变轨迹——政治博弈的视角

美国反垄断法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了典型的“钟摆式”运行轨迹,与其不断“经济学化”的主流解释存在抵牾。经济学理论、政党政治以及经济和战争危机等因素确实对美国反垄断法的演变有影响,但是这些解释都不尽周延。以生产者团体和消费者团体为代表的利益团体之间的“政治博弈”,是导致美国反垄断法钟摆式演变的根本原因。这种博弈塑造了美国的反垄断政策,并不断引导美国反垄断法的发展和演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

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维护公约精神、履行公约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拥公约赋予的权利——国家利益,并得到公约的强力保障。然而,作为折衷产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30年的实施过程中,虽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海洋法律秩序,但“软法”的迹象显现。就我国岛屿争端的现实来看,公约在争端解决上少有效用,我国的海洋权益屡次被声索国恶意利用公约之名侵占。本文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对我国保留公约缔约国身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结论是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共存,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突出,退出公约,可望争取更广大的处理空间。     

再论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

国人至今鲜有明了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的。全国人大成文化的法定立法运作制度 ,一直由宪法和有关宪法性法律确定 ,其框架中的基本要素主要是立法法所建置的法律案提案和审议制度 ,也约略包括表决和公布制度。全国人大法律案提案权归属于全国人大系统的有关方面和中央行政、军事和司法机关 ,但只有其中那些国家机关才真正有条件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而主席团、代表团和人民代表事实上难以行使也未曾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他们的法律案提案权带有虚置意味。这就使提案权归属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发生疏离。各提案主体提出法律案的方式是有别的。法律案的审议有两种情形 :旨在决定法律案是否列入议事日程的审议和决定法律案可否成为法律的正式审议。正式审议由大会说明开始 ,尔后分别由各代表团作基本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作专门审议、法律委员会作统一审议 ,后者是尤为重要的审议关口。最后 ,必须注意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立法运作过程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 ,这种角色显然可收弥补全国人大立法行为能力不足之效 ,但是否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大权旁落 ,却是一个疑问。     

比较法视域下西方国家刑事搜查证明标准考察——以完善我国刑事搜查证明标准为视角

伴随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面建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势在必行,特别是随着刑事侦查理论的不断完善,被搜查人的人权保障日益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作为《刑事诉讼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刑事搜查证明标准"部分的规定却极不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被搜查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亦存在诸多缺陷。且这些缺陷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草案中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当前应借鉴西方国家刑事搜查证明标准的合理内核,从不断完善我国搜查行为的证明标准、被搜查人权利救济途径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着手,重构我国刑事搜查证明标准。     

我国公务员权利可诉性初探

文章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出发 ,提出了将公务员与行政机关的一切权利义务争议都排除出行政诉讼范围的质疑 ,并以国外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为分析依据 ,指出了我国现行法规定的不合理之处 ,初步探讨了对于公务员权利的可诉性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