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伐檀》中某些注释的商榷

去年《语文学习》第十期登载了李拂同志一篇《关于〈伐檀〉题旨的探讨》的文章,对当代流行的余冠英同志的《诗经选译》提出了不同意见。余冠英同志是我在四十年代就读于西南联大的老师,他的看法为当前许多选本(包括大中学校的课本)所采用。李拂同志为了驳余冠英老师的译注,还引了自《毛诗郑笺》到清代魏源的《诗古微》等共七种讲法。这七种讲法,可以说是在旧时代流行的讲法。李拂同志对这些“知名著作”的讲法的共同点表示完全同意。李拂同志说;“我觉得尽管历来的解释是怎样的纷繁,却都是枝节性的,而全诗的主干是清晰的,     

关于《<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的信

学报编辑同志: 转来易明善同志《<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一稿,匆匆拜读,深受教益。易明善同志查阅了许多史料,并作了一些信访,据此辨正了拙作《何其芳评传》在运用史料方面的一些失误之处,这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对此我要诚挚地向他表示感谢。在此之前,我还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 1962年《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朱务善同志所写《五四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义革命》一文,认为这个问题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朱务善同志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答案是:五四运动既不同于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式;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但还不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我觉得朱务善同志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答案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以下简述个人一些看法,与朱务善同志商榷。     

对《异议》的异议

《略论》小文发表后不久,收到了我校中文系均地同志的批评稿,题为《对<略论“建安七子”说的分歧和由来>的异议》(以下简称《异议》),读后,均地同志从文学史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使我获得了不少教益,诚有震瞆启聋之感。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均地同志的文章,对我来说,就是一块很好的“他山之石”。然而,细读之余,还有些疑问尚未能彻底消除,愿意提出来再次向师友请教!     

对封建社会中有关农民革命几个理论问题的再商榷——答黄彦同志

一九七七年底,我在中山大学科学讨论会上,曾提出《试论李自成思想》一文,对姚雪垠同志的观点进行商榷。会上黄彦同志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为了进一步开展讨论,广东《学术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发表了我的文章,并同时登载了黄彦同志《对<试论李自成思想>一文的商榷》,对我提出批评。黄彦同志的异议对我有很大启发,但其中有些观点我仍然不敢苟同。本文再谈谈我的看法,以供继续讨论。     

再论典型的共性

我在《典型浅论》一文的开头说过:“典型问题是文艺理论中的难题。”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论典型》,详细地谈到了典型理论的历史发展和近数十年来在典型问题上的争论,其目的是提供一些资料,便于大家继续讨论。在《典型浅论》中,我只是简略地谈到了自己对典型共性的基本看法,还没有涉及其中的许多复杂问题,有些意见可能是不全面的。读到1979年第1期《辽宁大学学报》上胡健、张玉祥同志的文章,促使我继续思考了一些问题。下面就把它写出来,作为我的基本观点的补充,并对胡、张两同志的文章作个答辩。     

我对《老子》的看法——答韩强同志

我在《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上发表了《老子不是唯心论》的文章,引起了韩强同志对我的批评(见1981年第3期)。我认为相互批评,对于促进认识和解决问题都有好处,所以,我对批评是欢迎的。不过,我写那篇文章的主要思想,是认为了解古代哲学单靠注释训话是不够的,还需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活动纪略》的通信

1982年11月,我刊接到苏州大学中文系丁耀良同志来信。丁耀良同志将我刊1982年第3、4期所载《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活动纪略》一文与有关资料对勘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嘱转《纪略》作者复核。兹将丁耀良同志所提问题和《纪略》作者刘安章、李荣峰两同志的答复摘录发表于下: (一)丁耀良同志提出的问题 1.原文“1940年11月14日”条把《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的出版时间定在当天,而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62年5月第1辑所载《抗战文艺》总目,则:第7卷第1期出版于1941年1月1日,其中有《三年写作自述》。 2.“1941年5月30日”条:“在《大公报》发表《诗人》……又在《中央日报》发表《论新诗》……还在《国民公报》……发表《怎样学诗》……”这三篇文章是否都在同一天,即1941年5月30日发的?     

再谈动词后面的“到”——答《也谈动词后面的“到”》

拙作《谈谈动词谓语后面的“到”的性质和作用》(以下简称《谈“到”》)发表后,陈永生同志不吝指教,我很感谢,但还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陈永生同志的文章根据近来语法界有的同志在“结构”和“短语”问题的讨论中的有关观点,把“动词+到”这类语言现象也说成是“短语”——状心短语或补心短语,并用它来对《谈“到”》一文提出异议。我读了以后,感到陈文无论是破还是立,都还缺乏充足的依据。这里有几个问题请教陈永生同志。     

难忘的记忆——陪同小平同志视察西安

最近在翻看《走近邓小平》、《邓小平的历史足迹》等书籍时,看到一些记叙小平同志在西安视察时的回忆性文章。这些文章再一次使我清晰地回忆起当年陪同小平同志视察西安时的情景。恰好这些天清理自己的日记本,找到了我在担任陕西省省长时1980年接待小平同志的日记。现将上述两本书中相关章节未叙述到的情况,补叙如后。1980年6月下旬,马文瑞同志病了。按省委的安排,我带11位同志到上海学习,谈经济协作,探索陕西与上海经济联合的路子。26日忽接常务书记章泽同志打来电话,要我30日前赶回西安。在上海的活动还没有结束,怎么办?后来决定我自己先…     

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区分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

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对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多年来,不少同志发表过讨论意见。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还须从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来探讨。     

《甲申三百年祭》讨论综述

几年来,著名作家、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同志,为了弄清明末历史问题和批评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了一组文章:《李自成为什么失败》(1979年11—12月香港《文汇报》),《论<圆圆曲>》(《文学遗产》1980年第1期),《评<甲申三百年祭>》(《文汇月刊》1981年1—3期)。姚雪垠同志本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心情,继承郭老五四时代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精神,运用大量史料,辨正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一些重要史实,批评《甲申三百年祭》的疏漏和错误。但他评论的问题不限于《甲申三百年祭》这本小册子,还批评郭老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评价郭老的学术活动,以及批评一种“不严肃的、对历史和读者不负责的学风”。     

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李达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恐怕很少人知道他还是我国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还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大学读书时,曾读过日本穗积重远著的一本《法理学大纲》,是由李鹤鸣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李鹤鸣是谁。解放后,李达同志到武     

再谈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

在《经济问题》1985年第12期上,刊登了国世平同志的《计划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第二个作用实现的主要形式》(下称《主要形式》)一文。在该文中,国世平同志就我在《也谈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与国世平同志商榷》一文的商榷意见进行了回答。我觉得,国世平同志的回答仍然难以令人信服,《主要形式》一文的基本观点仍然不妥。现对此再谈我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国世平及其他同志。     

国学、政治和二十一世纪的“匾”

国学、政治和二十一世纪的“匾”季羡林祝贺《国学研究》第二卷出版。想谈几点意见：第一，前不久接到吴江同志的信，附有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关于国学问题的文章。接着我就接到了上海《文汇报》直接给我的信，要求我参加国学问题的讨论。我都还没有答复。如果答复...     

关于对夫余史地研究的问题——复王兆明同志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发表了王兆明同志《东北古代夫余的活动中心及有关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王文》。《王文》从不同立论对我提出的看法进行全面商榷。拜读《王文》后,使我感受最深的并不认为王说已是确论,相反认为此类问题仍需讨论。这是因为目前对此类问题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可以用一种看法否定其他看法的时候。近几年来,在对夫余史地有关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少不同     

人应该在美的追求中生活——《美学简论》序

我知道自己能吃多少米的干饭,所以当夏放同志要我为他的《美学简论》撰写序文的时候,我犹豫再三,一直没敢痛快答应。对于美学,应该说我还算得上是喜爱者,在建国初期,我就曾经读过蔡仪同志一九四七年问世的《新美学》,它是我的美学启蒙尊师,但后来涉足甚浅,可以说“不掩脚面”,因而谈不上有所研究,更谈不上有多深的造诣了。这般情况,要为具有相当深广度的《美学简论》写序,这岂不是把我奉行多年的“量力性原则”嘎然废止了吗?!老友熟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

汉代金城郡治允吾县的地理位置在今何处?近十几年来,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但不见于成文的篇章。因此,我在《历史研究》上写了一篇短文,即《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见1978年第十期,以下简称《位置考》),供有关地震部门参考。我深知此文是“抛砖引玉”的,希望得到有关同志的指正,可是至今还未收到不同意见的来信或来稿。最近,偶而看到刘满同志的《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1979年《兰州     

对《郭沬若与杜甫》一文的几点意见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三期发表的韩培基、江汗青二同志合写的《郭沫若与杜甫》一文,对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毫无疑问,《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应当进行批评的,韩、江二同志的许多观点也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这篇文章也有不足之处。在这里,我把自己的意见淡出来,与韩、江二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