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的“说快书”

<正> 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集》里,记载了一种“说快书”的曲艺形式,它和“耍把戏”、“弄傀儡”、“唱道情”一样,“上那十字街前,耍给人看,挣几百钱好买啥吃”。蒲松龄是山东作家,因而使人联想到这说快书和山东快书的关系。有关山东快书的历史渊源,向无文献资料记载,老艺人的口头传闻,有产生于万历年间、道光年间、咸丰年间三种说法。蒲著俚曲是康熙年间的作品,其中既     

简评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

王枝忠的《蒲松龄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22万字,分十九个专题,对蒲松龄及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作了多方面的发掘、考订。书中有不少新见,如关于蒲松龄的初馆问题。《关于蒲松龄生平经历的几点考订》文中提出蒲于康熙十二年以后一度在本县城北丰泉乡王家坐过馆。这给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中“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这段话提供了正确的解释,而不再象以前误解为蒲在康熙十一年初馆毕际有家,这一发现为我们正确理解《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信息。再如《清初文字狱和蒲松龄谈狐说鬼》文中论述蒲松龄有没有受到文字狱的影响问题,文中列举了大量事实,认为“清朝文字狱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中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因果关     

关于蒲松龄民族思想的分析

在一些主张蒲松龄具有反清的民族思想的文章中,采用了一些值得商榷的分析方法。一种是抽象推论法。有的文章说:“蒲松龄的大半生都是在民族斗争激烈而残酷的年代中度过的,他的家乡山东省又是汉族人民抗清斗争比较活跃的地区”,此间也“正是蒲松龄世界观的奠定和成熟时期,其文学创作活动也是在这期间进入了最旺盛的时期。……一切真正承认蒲松龄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人,都不应把蒲松龄的思想同清初汉族人     

辨“欇”、“(聶木)”——《辞源》修订琐记之三

单字“欇”与迭字“欇欇”应有别;“欇”与“(聶木)”形略异而实为一字。“欇”字单用,指虎櫐,即紫藤。详见《尔雅·释木》及清郝懿行《义疏》。这里不必细说。又,《尔雅·释木》说:“枫,欇欇?薄端滴摹吩蛟?“枫,木也。厚叶,弱枝,善摇。一名(聶木)。”二书说法有些不同:一,前者为迭字,后者为单字;二,前者意符在左,后者在下。”清钮树玉说:《说文系传》作“一名欇”,《韵会》重一欇字,盖本《尔雅·释木》     

关于普通话舌尖后辅音声母拼合口呼字在关中西部的读音问题

最近读《诸葛亮与五丈原》(刘宏岐著，三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发现109—112页罗列了五丈原得名的四种说法后指出“四种说法只能作为参考，各有疑问”。其中110页谈到“五丈原”就是“五状原”即第三种说法时，引述持该种看法者的立论理由是：至于“五丈原”的“丈”字，因为在关中西部方言里一直将“丈”和“状”不分，都读作“zhang”，读音相同。这种将韵头“u”丢失的现象是关中西部方言中一种普遍现象，是古代汉语语音的遗存。就因为“丈”“状”读音相同，因而古人在书写时将“状”写作“丈”也就有可能。读了持第三种说法者关…     

关于方伯谦的籍贯和生年

方伯谦是甲午中日战争中的重要人物,他死于1894年9月24日,这是铁的事实。但是,关于他的生年却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探讨。 1982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说:“方伯谦(?—1894)福建人。字益堂……”198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说:“方伯谦(?—1894),字益堂,福建人……”都不知道方伯谦的生年,籍贯也不具体。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中有戚其章先生写的《方伯谦传》说:“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不知何据。198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中国百年史辞典》中“方伯谦”条可能根据戚其章先生的意见,写道:“方伯谦(1852——1894),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益堂……”生年和籍贯都十分明确。     

“一三五不论 二四六分明”质疑

此口诀是指七律(包括七绝)而言.五律是一三不论,二四分明,所谓“一三五不论”是说每句第一字、第三字、第五字可平可仄,因三字不是节凑点;而二四六字是节凑点,平仄要分明,不能通融.准确讲,“一三五不论”,不包括因拗救而改变的第一三五字,也就是说,除了孤平拗救、变格拗救以及对句拗救而外的一三五字才不论,拗救之平仄还是要论的.许多《古代汉语》教材,对究竞是哪几个一三五字不论都不曾说清楚.今个儿,笔者欲多费点笔墨,将此千古之迷弄个水落石出.“五言仄脚的句子可以有两个字不论,平脚的句子只能有一个字不论.”(《诗词格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页)按此说法,五言律诗的四种基本句式中共有三处平仄可以活用,即(?)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被圈起来的字表示可平可仄.《古代汉语》修订本在1523页上写道:“对于仄收的句子 (A型和B型)来说,的确是一三五不论(五律是一三不论)”.他所说的A型和V型,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种基本句式和第三种基本句式,也就是“仄脚的句子”,前者说只有两个字不论,后者却说“一三”都不论,两句加起来那不就是四个字吗?为此,我们作了考察,结果证明,前者正确,后者谬矣.第一种句式的第三字为平声,倘换成仄声就发拗了,当然不可随便活用.例如:“此地一为别,孤     

黎简生卒年考

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县弼教村人,是清中叶一位著名的艺术家。有关他的生卒年,在解放后出版的书刊中有三种不同说法。一种是一七四八(乾隆十三年)——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年五十二。见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624页),新《辞海》“黎简”条即用其说。一种是一七四七(乾隆十二年)——?见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79年重印本,第四册,297页),对卒年取存疑态度。还有一种是一七四七——一七九九年,年五十三。见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354页、415页)及商承祚、黄华《中国历代书画篆刻家字号索引》(上册22页)。按,第三说是正确的。     

民族精神问题研究述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关民族精神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课题。近二、三年来研究民族精神问题的论文不断面世,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至今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的直接论及这一问题的文章就有70多篇。不少学术刊物还专门辟栏目对此展开讨论。如《浙江社会科学》(原《探索》)的“民族精神与伦理建设”栏目,《山东社会科学》的“关于中国精神的讨论”栏目,《学术研究》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专栏,《哲学研究》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哲学探讨”栏目等等。一些出版社也纷纷组织出版有关民族     

从对农民起义的态度看蒲松龄的民族意识

清初的伟大文学家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到底有没有民族思想?一九八○年九月,在山东淄博市举行的全国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与“无”两种意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在研究者中,彻底持否定态度的、影响比较大的是兰翎同志《〈聊斋志异〉的“民族性”在哪里?》(1956年2月5日《光明日报》)一文。该文全面否定了何满子、任访秋等人的观点,并指斥何、任的观点为胡适和胡风派观点。八○年学术会上,有人写了《〈聊斋志异〉中有反清思想吗?》,重申兰翎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讨论下去,因为它将直接关系到对蒲松龄及其作品的正确评价问题。为此,草成一文,以就教于大家。     

浅谈张祜和他的诗

张祜是中晚唐之间的一位诗人,两《唐书》皆无传。《新唐书·艺文志四》上仅有“张祜诗一卷,字承吉,为处士,大中中卒”这样一句。我们从《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唐摭言》、《桂苑丛谈》等书的片断记载和张祜的诗中,可以看出他的一些大致情况。张祜,字承吉,(《唐诗纪事》为“长吉”),南阳(今属河南)人,一说是清河(今属河北)人。关于他的生卒,今人有几种说法,我们同意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中的提法,即生于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大中”一共是十四年,“大中中卒”,我们暂定为大中七年(853)左右。这样,可以说张祜生于公元292年,卒于公元853年左右,享年六十一二。     

试论“巴”的得名之由

“巴”是古代活动在川东及附近的一个民族,对这个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巴、蜀,在其故地置巴郡和蜀郡,从此,“巴”成了代表四川东部的地名了。 关于“巴”的得名,向有多种说法。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即列举了四种说法:1.得名于河流形状(谯周);2.得名于植物(司马贞);3.得名于动物(许慎);4.得名于地形(徐中舒)。他不同意这些说法,并提出了自己的第五种看法,即得名于“石”。他说:     

为“风马牛”添一说

“风马牛”出自《左传》僖公四年,全句是“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作为成语,已经普遍使用,但要规定其义,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已有的说法,粗略列举,可有: (一)诱逸说,这是最早的说法。东汉服虔的解释是,“牝牡相诱谓之风”。杜预注《左传》采其说,自此以后,对“风”字多据此为释。 (二)顺逆风说。作此主张的是宋人张世南,他说:“牛走顺风,马走逆风。故楚子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游宦纪闻》卷三)把风说成由气流形成的自然风。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读《太平经》

<正> 一关于《太平经》成书的情况关于《太平经》的产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先有本文若干卷,后来崇道的人继续扩增,逐渐成为一百七十卷。”(《太平经合校前言》)这是王明同志的说法。一种认为并无本文若干卷,“是当时秘密流传的原始道教中很多人的著作,经过逐步积累最后汇集而成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69页)这是卿希泰同志的说法。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一)都认为《太平经》是最早的道教经典;(二)有一个广泛存在的民间道教或原始道教;(三)有逐渐增多的或众多的崇道者或道教徒造作道书,《太平经》就是在此基础上编成或扩增而成的;(四)由于作者不一,因此内容庞杂,容纳了对立阶级的思想。这两种说     

汉字释形二则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还存在的表意文字。汉字的构形是随字义而来的,特别是早期的汉字更是如此。汉字的形离开了字义就失去了指向,其字形也就失去了理据。“笑”字的构形何以体现字义？“尼”字的构形指称何义？知者甚少,历来说解各异,本文略述拙见如下。壹、 释“笑”“笑”字的本义目前一些字词典解释不一,我们认为,因内心喜悦而开颜的一种外部表情状态,这种释义较为恰当。“笑”的构形何以体现这种字义,历来说法不同。《说文》：“此字本阙,臣铉等案孙忄面 《唐韵》引《说文》云：“喜也,从竹从犬,而不述其义,今俗皆从犬,又案李…     

关于渤海国的若干民族问题

在国内外学术界,凡研究渤海史者,几乎无不涉及渤海国的民族问题。何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或研究渤海王室的民族成分,等等,然而几乎每个问题都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对其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一、渤海是国名并非民族名在研究渤海史的学界,长期存在着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在渤海国的发展史中,曾形成了一个“渤海族”。早在三十年代,我国近代渤海史研究的开创者金毓黻先生就曾用过“渤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它们是假借字吗?——《甲骨文字典》读后

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既是甲骨文初学者的良师,也是甲骨学研究者的益友。 由于甲骨学目前尚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与探索,《甲骨文字典》(以下简称《字典》)当然也难免有值得商榷之处。这里想先就《字典》卷一“一”部“从五至九,则利用假借字”的说法,提出一点个人拙见。笔者以为五至九与一至四同样都是表示数目的指事字,而不是假借字。 首先,文字学家们对五至九几个数字的析形、释义以及     

说《关雎》

<正> 一、《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吗? 《关雎》居《诗经》第一篇,过去认为是“四始”之首,是很重要的一篇,但它是一首什么性质的诗,历来说法却不一。前见《文学评论》八○年二期上有《关雎章臆断》一文,把过去的说法归纳为“讽刺诗说”、“赞美诗说”、“爱情诗说”,并—一作了分析批判。文中有些观点是对的,例如认为《关雎》不是民间诗及对“窈窕”的解释,都很好;不过他的最后结论,认为《关雎》是“贵族婚礼的赞歌”,这就大有可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