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起始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与民族救亡的路程相伴相随的。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题,可以概括为追求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感悟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威力和气势,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作用,因而立志要科学救国。从魏源最先在“西器”中发现“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到洋务派创建实业、兴办新式学校、译介科技文献,表明中国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偏见与歧视的传统思…     

毛泽东中国现代化观念的历史形成及其重思

国内外学者对毛泽东现代化理论做出的各种评价各有不确之处。毛泽东现代化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到现代化,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从现代化探索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曲折反复过程。毛泽东所追求的现代化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的社会理想,是“新的现代性”,而非“反现代化”。     

西方文化思潮的百年流变──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从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领域虽然呈现出各种思潮此起彼伏、纷繁多变的复杂景象，但是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演进．本文试图对这百年流变历程作一简略的述评。（一）当我们探寻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源头时，必然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成了同盟，“理性”和“自由”成为这个统一战线的两面思想旗帜．这时．科学对人发出“诗意的微笑”．这是科学与人文的蜜月时期。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战胜了共同敌人之后，二者的联盟开始破裂了。工业时代…     

科学理性精神:朱熹理学的另一面

潜藏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的科学精神,由于近代科技的落后和儒学中伦理之学的显性而被严重忽视。事实上,科学理性精神和道德实践精神一样,是朱熹理学之树结出的另一丰硕果实。“物物上穷其致理”与“主宾之辨”,表明朱熹肯定科学的价值观和客观理性主义科学精神。     

理性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理性精神包括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态度,推崇自主、自觉、敬业、进取的价值观,富有经济理性、追求实际的成效与利益,倡导法治等核心价值观。由于地理环境和传统学术建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文化在其发端之初就缺乏理性精神。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今天,我们应该大力呼唤理性精神,大力弘扬理性精神。     

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传统与西化”的论争中提出的“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吸收西洋现代文明”的主张,使他一直被认为是“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毕生所坚持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揭示的却是一个“古今之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再生,取代古代那种禁锢情感与理性的宗教信仰,我们才能从古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然而,近十年来有关“反思现代性”的讨论中,却出现了各种否定理性、主张重建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把“古今之变”转换成中西方文化对立、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该文试图从胡适思想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论科学精神与人自身现代化

人自身现代化最本质的体现是精神领域的现代化。科学精神作为近现代西方理性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不仅催生了人的启蒙,而且与人的自身现代化相契合。中国人走向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传统日常生活的巨大惯性和物性科技的过度张扬都妨碍了中国文化对科学精神的吸摄。因而也阻滞了中国人自身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出场、演变与形塑：现代化的概念史考察

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概念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经历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形塑与赋义,在跨文化话语旅行中不断生产新的语义。概念的出场、演变与形塑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革,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变迁亦见证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见证着中国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事实发生而凝练提升的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话语。围绕“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话语表达的外化,将现代化的书写由被动转为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建构。     

革命至建设时期中共“新中国”话语的变迁——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党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转向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即从“建立新中国”转向了“建设新中国”;“愚公移山”寓言寓意也从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转向了挖掉“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这两座大山”。从技术革命视角,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大致经历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工业化新中国和实现“两个”“三个”或“四个”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新中国两个阶段;工业化新中国、现代化新中国的建设目标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均致力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社会革命视角,革命时期党的目标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时期党的构想是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作为过渡,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将来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新中国构想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苏联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标识了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新中国”话语,通过对“旧中国”贫穷落后与“新中国”日新月异的比较,呈现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     

传统与法治——在梅因《古代法》上的展开

梅因在其《古代法》一书中从罗马法入手,紧紧把握住从习惯法到法典的转换过程,阐明了传统在法律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传统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关系。中国社会的法律要完成“创造性的转换”,必须充分重视一种开放的、流动的、发展的传统观念,从而有效吸收西方法律的理性精神,为法律现代化奠定扎实的历史基础与理性基础。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当代理性精神的弘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离不开科学的理性精神。邓小平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性积淀。在理论创新上 ,坚持求真精神 ,揭示社会主义本质 ,转换经济模式 ,把握社会发展总趋势 ;在治国强国战略上 ,坚持务实精神 ,确立基本路线总纲领 ,明确“两手抓”总方针 ,突出“发展是硬道理” ,强调“关键在人”、“关键在党”总保障 ;在检验改革开放问题上 ,坚持实证精神 ,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尺度 ,以“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为原则 ,以“不搞争论”为指导方法。所有这一切 ,都是对当代科学理性精神的高度弘扬。实践证明 ,邓小平南方谈话凸显的理性精神的时代价值 ,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 ,并与历史同辉。     

由“杞人忧天”看理性科学精神与中国社会

从对成语“杞人忧天”的思考入手，提出了中国人不善理性思维、缺乏科学精 神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得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传统人文文化的影响；通过对现 实的思考，指明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还是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结合当前科技发展的趋势，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 ，使国人真正做到用理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法与理性

“理性”概念的运用,对于以西方为先导的近现代人类法律文明制度的形成、发展所起的推进作用是巨大的。自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立法以来,近现代西方法律就被宣布建立在“理性”之上。当中国最初因被西方的洋炮轰开紧闭的关锁,而极不情愿地迈开走向现代化的蹒跚步履时,中国人并不清楚法律制度现代化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先导的理论观念现代化的意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主导下,“理性”概念虽有人提及,却终因响应者寥落而归于寂寞,更无形成民族新意识、国家新制度的可能。正如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并不专属于西方一样,肇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首倡于西方的现代理性精神也不专属于西方。“理性”是全人类的理性。然而至今为止,中国法学的主流理论对法律的精神实质的阐释仍满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说,而对“理性”并无认真关注。因此研究、阐发“理性”精神,使之贯穿于我们的法律形成、法律运作的全过程,乃至深入民族意识之中,是一项具有深刻意义并且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赛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

“赛先生”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尊称,以图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近百年来,从接受科学知识到张扬科学精神,从推崇科学方法到信奉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实用理性渗入学术文化的各个方面。经受科学思想洗礼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建构文学史学科的知识体系时,注重考察文学进化的历史,讲究实证方法的运用,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文艺论分析文学现象,使传统的辞章之学具备了现代学术品格。对于中国文学史这一传统学科,科学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奇效果,但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当20世纪80年代过后,科学主义的“方法论热”归于沉寂,人文气息浓郁的人本主义文学批评也成为过去,文学与文学研究出现颓势,这个有关文学特质和文学研究学科定位的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层检讨。     

“可爱”与“可信”──论王国维关于逻辑学的二难困境

所谓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理性精神（亦即科学精神）。科学和理性是凭借严格的逻辑证明和推理建立起的，因而逻辑学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人文精神）有着很大的差异。王国维把以逻辑学为基本内容的理性精神与重视直觉经验的人文精神相对立，因其无力解决此对立而陷入二难境地。一王国维关于逻辑学的二难困境其实质上是对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理性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人文精神）关系无法处理的一种困惑。他认为理性的“可信”与人文主义的“可爱”格格不入，而二者又无法丢弃。“哲学上之说，…     

革命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近代历史时期是中国现代化的酝酿和尝试阶段，那么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现代历史时期则是中国现代化的正式启动阶段。现代化的跨世纪主题和中国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在这一历史时期获得了辉煌的展现和胜利地推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导中华民族探索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功。这种历史性成功的主要标志，就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开辟了通过革命化手段走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对现代化理论新形态进行了积极性探索和建设性构想，分别从现代化前提和现代化本身两个方…     

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

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是贯穿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奋斗历程的两大历时性叙事。革命时期倡导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过渡;建设时期提法从“工业化”过渡到“四个现代化”;改革时期提法从“四个现代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新时代提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演变,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复兴话语。“两大叙事”相辅相成：生成同源,激发于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创巨痛深,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目标同向,体现制度优越性——定位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体现发展全面性——定位于国家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定位高阶性——定位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道路同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阶段。“两大叙事”又相对分立,现代化话语侧重现代性...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构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性基础

本文通过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作了阐述,论述了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现代政治文明的四大特征,构筑现代政治文明的人文价值精神、科学理性精神、社会契约精神和民主法制精神等四大思想理性支柱,强调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导理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历史演进——基于爱国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与爱国主义的发展道路同质同向，前者是后者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后者是推动前者的精神动力。爱国实践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不断丰富完善。“救国”主题下确立“工业化”发展目标，“兴国”主题下现代化目标从“工业化”拓展到“四个现代化”,“富国”主题下明确“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强国”主题下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展望未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坚持“两个结合”原则，兼顾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依据实践发展新情况，适时调整现代化中的阶段目标；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工业化发展水平，为实现中心任务奠定物质基础；注重物质与精神协调，为达成强国目标提供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