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明代“天→君→臣→民”之社会哲学思想

哲学的反省，在专制政治体制背景下，旧惟有以劝说来提醒君王，希翼君王勤政爱民。就此而言，明代的社会政治家建构了一套天人之际的思想体系，包括“天→君→臣→民”拾级而下的权威体系，以及由下而上的“民→臣→君→天”的顺命路线。     

项羽与怀王:项羽政治品格的历史分析——以王夫之评论为中心

从先秦至汉初,不存在后人所理解的君臣尊卑之道,君尊臣卑以君守君道为前提,不能以厚实的君尊臣卑观念衡量项羽与怀王的关系。怀王排抑项羽在先,项羽独立发展在后,以当时君臣权利和义务衡量之,项羽没有绝对服从怀王的义务。古今学者对项羽放逐义帝而后弑之、背怀王之约的理解并非历史的真实。刘邦对项羽的批评正体现了项羽政治品格的光明磊落。     

帝王眼中的华夷之分与君臣之伦——从《大义觉迷录》看雍正的政治思想

本文以《大义觉迷录》为依据，详细论述了雍正帝的政治思想：当“天下一统”之时，”君臣之伦”占据上风，“华夷之分”已无实质上的意义，“君臣之伦”突显，即所谓君要行君之德，臣要行臣之德，而清朝的皇帝都是有德之君，施行德政，因此天下之人理应臣服于清朝。     

《明夷待访录》思想渊源考

有人说,《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怪书”(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里所谓的“怪,”大约是指它发出了在那个时代看来可怪可骇的议论。封建社会历来奉皇帝为“天之子”,为“万民之主”,臣民在其面前必须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人身受君罚,还要咏之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然而,黄宗羲在这部书里却痛诋君王为“天下之大害”,控诉君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     

政治人格与人际生态的张力--以谢迁“余姚人毋选京官”事件为中心

正德初年,刘瑾为打击谢迁等异己力量,连坐全体“余姚人”的京官仕途,兴起“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反映了当时以谢迁为中心的阁臣与宦官、阁臣与阁臣之间的政治人际生态。“余姚人毋选京官”之事,折射出谢迁的政治人格,展现了以谢迁为代表的传统士人的君子气节和从道不从君的价值追求。     

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其形成则有特殊的语境。"致君尧舜"从早期的褒奖勋臣语,至初唐则演变为君王对臣僚的政治期许,复又由君王之政治期许,演化为官僚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尚未入仕且生计困顿之际树立起这样的理想,显示了其理想抱负之不凡。入仕之初,他以稷、契自期,以谏诤之道作为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之方式与途径,而终因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他仕宦的挫折与失败。暮年则因身份的变化,他对"致君尧舜"理想实现的途径虽稍有一些变化,但坚持理想之初衷未渝。杜甫因其政治理想而导致的仕宦挫折与人生遭际,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士人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考论

“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最初见于明代晚期。在随后的清代获得了广泛流传，多见于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小说和戏曲。“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这一观念，分别经历了“君虽不惠．臣不敢不事君”、“君为臣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等观念的衍化历程。明清时期君权的无限膨胀，君主专制的绝对强化是此观念产生、流传的现实背景。     

孔孟的为政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孔孟为政之道的核心是“为政以德”,主要体现在:君要遵守君道,政治上推行王道、倡导仁政德治;经济上实行养民、惠民、富民的政策;对外以和为贵,反对不义战争。臣要遵守臣道,忠君尊王;恪守名分;在德不在位。同时统治者还要掌握教民之道,以道、德、仁为内容,诗、礼、乐为形式教化百姓,使他们能自觉地服从统治。通过现代的诠释与改造,孔孟为政之道传统价值的精华在现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中可发挥积极作用。     

“臣”字新论

《说文三下·臣部》“臣”字下云:“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许慎于“臣”之说解,可谓得其神髓,本无疑可举,然自郭老释“臣”为竖目以来,后学莫衷一事,至以许说为误。细检甲、金文及先秦古玺文字,方悟今世之“臣”,其字形由来有两个源头:“臣”象人被束缚之形是正宗主流;象竖目之形乃是旁支杂厕。“臣”于造字之初,与“目”在形、音、义三方面都完全无涉,但后来甲文横写之“目”有变竖者,字形与“臣”混而为一,竖写之“目”原有的读音遂为臣的读音所取代,各自原有的意义却在形、音统一的条件下保持下来。是以“臣”字不但字形的由来     

于慎行的君道观与臣道观述评

明代大臣于慎行认为,君主和大臣作为国家的执政者都必须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君主要重视制定法纪伦常、选贤任能、善于纳谏、关心民众疾苦等。大臣要关心国家利益、忠于君主、善于进谏、廉洁奉公等。君主和大臣能否遵守这些行为规范,影响着封建王朝的兴衰存亡。     

《梦李白二首》之梦的解析

以弗洛伊德及荣格等心理学的相关理论为参照,通过对《梦李白二首》的解析,回顾李白和杜甫同游齐梁的诗歌对话,探索杜甫之所以入梦的现实基础。以此发掘李杜"惺惺相惜"和杜甫潜意识里蕴藏的对命运不平,对现实不满的深层原因,及其忠君爱民的政治理想的来源。     

孔子正“名”复“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从行政伦理的视角分析

孔子是积极的“救世论”者,面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视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行政“失序”与“失范”状态,其炙热“济世情怀”和执著的“恋政情结”,促使他在借鉴以往德政礼治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之上,提出并努力践行了正“名”复“礼”思想.他要求为政者内常修为政之德,外恒守治国之“礼”,同时把有德有才之士选拔为仕,让他们在领导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凭借自己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去为政治国.试图通过正“名”复“礼”的途径去厘正君臣、人伦关系,规范为政者的言行、维护社会秩序、恢复西周盛世时的行政伦理秩序,从而达到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初唐谏文的尚道精神

初唐谏文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国策,针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异议、进行谏止乃至抨击,臣不从君的现象非常突出。进谏者将君道而不是君主奉为最高权威,体现出尚道精神。谏文依据儒家仁政、王道的思想,执经力谏,广引六经及孔子之言,以经旨为论点,且将其作为论证技巧中的核心理论支柱,尤其是首尾的引用,作用更为明显。魏徵“良臣”之论对君臣之义的探索,发展了传统的“臣道”说,诠释了尚道精神的深层内涵。     

北宋名相李沆生平及为政思想

李沆是北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臣,真宗时位至宰相.他在位期间,重视吏治,"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尤注意抑帝奢心,"日取四方水早盗贼奏之",每谓人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故有"圣相"之美誉.     

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宋论》所见王夫之对岳飞态度浅述

王夫之在所著《宋论》中，基本对岳飞持肯定态度，肯定了岳飞的才略、操守和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岳飞未能完全收复中原，而自身又遭非命的悲剧命运，并分析认为是由于赵宋政权一贯的抑武国策、宋高宗和奸相秦桧的投降方针以及岳飞自身的修养不足等三方面因素并发的结果。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王夫之身历明清之际的政局动荡，他的观点有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带有极强的时代现实性。     

<春秋繁露>与儒学臣道观的形成--兼谈儒士政治的演进

:《春秋繁露》的臣道观在肯定君尊臣卑的前提下 ,以“君道无为 ,臣道有为”为理论中介 ,摆脱了以荀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学对“圣君”的严重依赖 ,比较重视充分发挥臣子的主观能动性 ,并认为只有儒士才是充任朝廷各级官吏的合格人选 ,从而完成了儒学臣道观的构建 ,也奠定了西汉中叶至两宋时期儒士政治的基本框架 ,对传统政治文化有较深远的影响     

张养浩论统治者的素养

帝王是世袭的,帝王的素养却是后天培养的。元代政治家张养浩曾当面向帝王指出,作为一国之主,应从五个主要方面加强修养：自强不息,不被声色外物所惑;己奉不计,而以天下黎民为重;善于用人,坚持赏罚公正原则;爱惜诤臣,接受一切逆耳忠言;警惕近侍,疏远善于逢迎的小人。这五大要求,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大权在握的统治者,都有警示借鉴作用,值得认真总结研究     

韩非君德思想探析

在韩非强硬的法治、王霸思想逻辑里,有一条严密的君德建构路线,即是从修身、护国为民、立法守法用法等角度来阐述君主一系列的修养准则,以君主健全之德行来弥补"法"无法周全的制约性。韩非首先运用道家的"虚静无为"作为君主人格的修养方式;其次,在心性修养方面,要求君主控制自由的"欲",并培养"忠言拂耳"的性格;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性的因素,即爱护人民、博取民心,视人民为社稷之本的治国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