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

"国学"一词,源于日本江户与明治时代,指的是通过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表彰,以反对长时期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19世纪末以来,中国几代学人借用"国学"一词,对传统思想与学术重新估定重新诠释。人们或重先秦诸子之学,或重不同时代儒家之学,或重历代在野之学,或重民间通俗之学,构造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重视对古代文化遗产与外来文化资源作理性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有利于新文化的创造,更能使民族自觉、民族自信立足于特别坚实有力的学术文化基础之上。但是,政客们以倡导"国学"相标榜,则别有所图;一些学人假借"国学"以排外,企图重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秩序。他们在"国学"研究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回顾一百多年来"国学"研究的发展变化历程,当有助于了解今日"国学"重新活跃的背景及其未来可能的路向。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略论中国“国学”之性格——以日中“国学”之比较为中心

日中两国都先后出现过国学思潮,同为"国学"二字,虽看似相同,内涵却迥异.日本的"国学"是日本众多学问中的一个学术流派,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代表了日本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具有力量、扩张、侵略的性格.而中国的"国学"则自日本引进之日起,内涵就没有得到确切的界定,所指宽泛含混,因而没能形成一个有传承、有内容的独特的学问体系,力量薄弱,故于中国文化之近代反思及复兴方面收效甚微,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有效继承及发展方面亦显得不足.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新的时代,对国学进行若干反思,使之真正成为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之精神的集中代表与典范,是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近代国学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当下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是近代国学的延续。在当下的国学热潮中,争议之声不绝于耳,就连国学本身从定义、性质到内容、学科归属等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是否有哲学,儒学是否是宗教等也与对国学的理解和界定密切相关。正如现代意义上的国学发端于近代一样,当下有关国学问题的种种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百多年前近代国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追溯、回顾近代国学,从源头处探赜索隐,还原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有助于了解近代国学的缘起,厘清国学概念,从中获得诸多有益的历史借鉴和启示。     

国学概念之辨析

从词源学上说,“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是指国家开办的学校,到了清朝末年,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或学问源于20世纪初。一般而言,国学是指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国学的内涵与外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动,国学与传统文化、国粹、国故等是有区别的,当今学者研究国学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国学”是否应消亡

"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并非自古就有的概念,近代"国学"热潮与"亡国灭种"的危机、以及民族主义文化思潮不可分割.但把传统"国学"化身为当今"国家最高学术",却是大错特错.当代中国的"国学"不仅包括亘古以来的本土文化,还应容纳"五四"以后榆入的西方现代文明与文化,可称为"新国学".--此种无所不包的"新国学"观恰是对(旧)"国学"的解构.如此以来,"国学"这一称谓是否还有存在之必要?     

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

以国学为体,武侠文学为用,可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民国武侠小说家以其国学基础深厚,在将眼光投向外域时显得更有底气,显现出国学经世致用功能。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利于互补互动。民国武侠文学众多母题套路的梳理探究,有助于部分地超越国学、传统文化的思想史宏大叙事视角的局限。国学与武侠文学对比,更易发现彼此的局限性、不足之点。从认识价值的不同获得方式看,武侠文学专题研究可以给国学以具体化的补充;从经典的载体及其媒介特点看,重国学原典"章句"而不重视武侠文学原典。了解民国"文化变迁"时代的武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也可顺便增强相关的国学素养,或曰相得益彰。     

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从洋务派的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探讨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的"文化资本"一词很有启发意义,借用"文化资本"概念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的陨落,有益于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理解,洋务派的新型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对传统文化资本形成了第一次强烈冲击,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本陨落的初始阶段.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史学”概念的古今演变与中外对接

"史""学"二字连用始创于魏晋,时以"史学祭酒"与"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并立出现。此"史学"之概念尚不能推论在何种程度意义上表示一种学科或一门学问,不过此时"史学祭酒"一职与编撰史书等业务尚无较多关涉。此后"史学"一词作为中国古代固有概念迅速使用起来,历经隋唐以还诸朝不同语境的使用,又衍生出"一种学问的修养状况"与"研治史书之学"等涵义。直至清末民初以降,伴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以日本为中介的西学术语大量涌入中国。在此新学大潮中,本内涵明确而稳定的"史学"语词,在借以对译西方概念的过程中,与传统的"历史"语词及近代新生的"历史学"、"史学史"术语缠结在一起,共同诠释了历史语义文化演变过程中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史学"概念的演化,决不仅仅只是一个定义变迁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史学谱系的日益丰富以及人们对"史学"的理解向着广延度和深刻度不倦地进军。此一"史学"概念梳理、辨析工作,当为适度解构现有的中国史学史体系、试图恢复中国史学发展的原生状态提供借鉴。     

在国学热中的几点思考

"国学"一词本来是相对于"西学"而提出来的,指的是中国整个传统学术文化,而经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现在出现的"国学热"当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视,问题是我们不能以浮躁的学风去对待国学。清代学者对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认识有其精到之处,也有偏见。其中的偏见之一就是有门户之见,他们分"宋学"与"汉学",否定宋明理学。现以郭店楚简与上博楚简为例,证明宋明学者对先秦学术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都是很深刻的。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研究先秦两汉学术文化,应该是当今及以后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退而更化:历史传统的重建——试论国学复兴应以“读史”为中心

中国大陆兴起的“国学热”,是在社会急速发展导致价值观缺失前提下的一次文化上的自我救赎.全社会都有意无意参加到这次文化复兴的浪潮之中,在这个过程中,“读经”一度成为国学复兴的核心手段,本文拟从国学体系的分析,进而分析传统学术体系中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借助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断,指出国学复兴中,应该以“读史”为核心推进传统文化复兴,并指出恢复史学传统,借助读史能有效地推动国学复兴运动,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重建和历史感的建立有着莫大好处.     

国学与文化自觉

国学原指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及其所教育的内容,目的是使贵胄子弟接受礼乐文化、军事技能、驾驭技术、政治典章、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教育,成为社会精英。近代以来,国学的含义有所变化,有的认为国学是本国固有学术及其包含的独特精神,有的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还有的认为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研究它的现代学术形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学在中国重新出现热潮,既是"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又是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建设迫切需求,更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价值互补诉求的反映。它越来越聚焦在中华文明独特的核心理念。国学研究能否深入开展,取决于能否真正了解中华文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人类文明已经做出和可能做出的贡献。     

"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

清季民初 ,“国学”、“国故”、“国故学”曾一度并行于世 ,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实际上 ,此三词既有不同涵义 ,却又相互关联。从一般意义上说 ,“国学”、“国故”均指中国过去旧有的学术文化 ,只是“国故”一词相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 ;而“国故学”指的则是“整理国故”的学问 ,但同时也往往被省称为“国学”。易言之 ,近代所习称的“国学” ,有时作为“国故学”的研究对象存在 ,有时则意味着“国故学”本身。明乎此 ,或许能为恰当阐释“整理国故运动”预先做些铺垫     

“国学热”现象剖析

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本世纪的最后十年时，从东到西、由南至北，人们突然变得念旧怀古，"反思"大行其道，成了时髦的话题。在我国，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日见炽盛，涉及的领域及研究课题颇广，"国学热"由此兴起。从广义上看，国学是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美学、音乐等各领域的传统文化体系；从狭义上讲，则指占据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学及其价值取向。这两种含义在"国学势"中是交替使用的，大多数情况下所使用的最后一种含义。因为，由孔孟开其先河的儒学，经过数次重大变革，日臻完善，与中国封建制度相得益彰，成为传统…     

林语堂与国学（笔谈）——林语堂的国学观

所谓"国学",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数术方技等;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1].     

当代日本哲学新思潮

日本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为世界各国所注目,也引起了我国思想理论界的研究兴趣。而研究日本哲学是我们了解日本、认识日本的一个重要途径。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既善于吸取外来文化,又善于保留自身传统的民族。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进行探索与创造,以此推进日本文化的不断发展。日本哲学作为日本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毫不例外地体现了日本民族的这一特性。古代(以明治维新为界)日本主要吸取中国文化,如果说它也有哲学的话,则主要指传入日本的佛教、儒教、道教中的哲学思想;进入近代以后,日本把眼界从东方扩展到西方,以吸取西方近代文化为主,西方近现代哲学也随之被介绍到日本,从而开拓了具有独立学科意义的日本近代哲学的发展道路。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2019年5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本期所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杨国荣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核心观念(仁和礼)之间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深层观念依然与传统相涉;罗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对个人的一度看重虽更多是受外来影响,但我们不宜忽视中国传统中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而"五四"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深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