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太守”欧阳修与扬州

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受到攻击、诬陷,扬州是其贬谪的第二站。宋仁宗赏其忠而用其才,但同时惑于浮议,也抑其傲而贬其党。欧阳修在扬州,政宽民安,以“文章太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人与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当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五代史》的编纂。     

欧阳修碑志泛览

欧阳修散文中,碑志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欧阳修的碑志可说是“庆历”风云录,“系乎治乱”文。它全面地反映了庆历新政前后北宋政坛上围绕革新进行的激烈斗争,借碑志系统地宣传了革新的思想。这些碑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方式以及文章布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欧阳修的碑志是中唐、北宋中期事实上存在着的变法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欧阳修的滁州之贬与《醉翁亭记》之抒情

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被指为革新派＂朋党＂。庆历五年,政敌罗织＂盗甥＂罪名,将他贬至滁州。贬滁期间的欧阳修心情痛苦、郁闷,此期创作的《醉翁亭记》,一方面透露着他蔑视打击、付毁誉于山林的不屈态度,另方面,也寄托着他遭遇人身污蔑及再次贬谪后,以放情于山林的姿态＂娱文章＂、遣苦闷、远世患的用意。本文的抒情内涵并非如论者指出的＂悠闲自适＂或＂与民同乐＂等那么简单。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试析蒋经国赣南施政理念

围绕“建设新赣南”目标，蒋经国按照他的施政理念进行了6年的新政，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革新与建设，他的赣南施政理念成为其后来在台湾施政的理念渊源。     

《醉翁亭记》赏析

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被贬河南邓州.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慨言上书",一度下狱,后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1046).他此时的心情和范仲淹应该同样是忧心忡忡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就是以忧愁代替了一切正常的心境,排斥了欢乐.这一点我们在分析<岳阳楼记>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欧阳修却没有像范仲淹那样"进亦忧,退亦忧",他在<晚泊岳阳>中这样写:     

雅兴、豪情与生命的喟叹——平山堂之于扬州的意义

截至唐末,扬州在人们印象中就是一座繁华之城、享乐之城、风月之城,充满物质化、世俗化倾向.宋仁宗庆历年间,欧阳修于城郊蜀冈兴建平山堂,将疏离红尘闹市,亲近山水自然,清静、清淡、清雅的精神形态与生活趣味带到扬州,客观上倡导了中国传统的雅士文化,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品位,有助于城市文化的多元发展,为脂香粉腻、珠翠满目的扬州城市意象平添了几许高情雅致.这种超越世俗之趣的文人雅兴,思想的根基在于对生命无常本质的深切体认.欧阳修、苏轼的两首平山堂词,既是对平山堂所指向的生命意趣的最好注脚,亦是对迷失在扬州城内滚滚红尘与滔滔物欲中的人们一记当头棒喝.这些文化遗产,对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仍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

用党之争并非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庆历新政”的必然产物和不良后果。朋党,是守旧派强加给改革派的罪名。本文通过考察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的关系,试图证明：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人物评论也决非可以简单地类分为君子、小人而黑白判然。作为宋儒中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的范仲淹,“行已有耻”,其交游之道是：唯德是依,见贤必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恩怨,这也是他高风亮节人格扭力的体现。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欧阳修宗经的学术思想刍议

北宋仁宗庆历前后学术界盛行宗经复古的学术风尚,作为学术界领军人物的欧阳修对圣人的经典也相当重视。与同时代学者相比,欧阳修的宗经思想更加全面而系统,主要表现在确立经典地位、确保对经典阐释的准确性、保证经典性质的纯一性和疑改经典原文等四个方面。他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宗经思想,成为庆历前后这一思想最典型的代表,为宋代义理之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论苏轼与欧阳修的三代交谊

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族交往密切,苏轼终身对欧阳修充满敬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公的角度说,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从私的角度说,欧阳修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欧阳修不遗余力提携人才和苏轼的知恩报恩,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欧阳修远佛亲道倾向与晚年出儒入道论

欧阳修非常推崇陶渊明及其诗文,这与他历经政治挫折、认真反思自己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通过对陶渊明的思考、接受,欧阳修从贪功冒进转向平和冷静,这不仅使他找到了仕与隐的平衡点,也使他明确了政治与民生统一的目标。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论宋代儒宗欧阳修诗歌中的佛禅因缘

被冠为"宋代韩愈"的儒宗欧阳修,在对佛教的态度上跟韩愈一样力主排佛。但是在细读其诗歌文本时考见其是北宋士大夫"外儒内佛"的典型代表。他外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风范,内含远离尘俗修真养性的佛禅心境。文章从欧阳修的禅僧交游诗、寺院诗、禅理诗三个角度对欧阳修宽容乃至亲近佛教的情况展开论述:一是从禅僧交游诗中隐现仕与隐的矛盾态度,二是寺院诗中展现出诗人心路历程的轨迹,三是以禅境入诗境的禅理诗显现诗禅互融后的诗情禅意。通过细读分析欧阳修的诗歌文本,全面展现其"有心排佛境归属,无意参禅心结缘"的精神历程,有助于人们了解欧阳修反佛与崇佛之关系,认识欧阳修作为儒宗的佛禅因缘。     

欧阳修帖子词写作及其影响

欧阳修的帖子词因保存完整,对今人研究宋代帖子词的写作时间、作者身份、应制特征、作品形态等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其帖子词内容上融入讽谏,表现手法上化实为虚、多议论的特色,对之后帖子词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微小帖子进行讽谏也使欧阳修成为忠君爱国的侍从之臣的典型,为后人所敬慕和效法。     

论国家干预背景下教育平等理念与实现途径的转型

欧阳修一生对佛、道二教并非一视同仁,他早年即有远佛亲道的倾向,晚年亲道态度更加明显,这从他的诗文与言行中可以发现。欧阳修一直没有解决"神仙有无"这一令他困惑终生的道教问题,却因始终相信"有道",而且越来越认识到道教求仙的生活胜过名教求富贵功名的生活,以至于晚年出儒入道。     

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欧阳修论杜辨析

历来论者因《李白杜甫诗优劣说》所表达的看法,一致认定欧阳修是宋代扬李抑杜论者的代表。事实上,欧阳修的这篇随笔式短文,不仅本身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广泛考察他评价李杜的相关言论、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重大使命,不仅不能得出其为扬李抑杜论者的结论,反而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始终坚持李杜并尊、无所轩轾的评价观点和鲜明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