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客观、公正地评论通货膨胀——答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通货膨胀问题”课题组全体同志

关于通货膨胀的有关问题,我在前一段时间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几篇文章涉及到对通货膨胀的价值判断问题,当时鉴于理论界过多、过激地批判,咒骂通货膨胀,把通货膨胀视为“万恶之源”、“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纯病态”的状况,我从纯经济学的角度,就通货膨胀的正效应问题作过一点粗浅的分析。我认为,就通货膨胀有利的一面来考察,它具有三     

关于唯物主义方法的几个问题

关于唯物主义方法,我在两篇文章中已作过专门的探讨①。现根据有关专家、学者和同志们所提出的问题或意见,继续就这一方法作一些讨论。 一、关于唯物主义方法的独立地位问题 这个问题我在已发的两篇文章中作过一定的说明,但有的同志觉得还不够充分,另外也有的同志持有不同的看法。考虑到这是涉及我们所主张的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也即唯物主义方法究竟可不可以独立地予以提倡和强调的问题,因此这里再作一些补充和较为集中的说明。     

再谈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倡导者若干论点商榷

去年7月,我写了一篇文章,后来以“也论实践唯物主义”为题,发表在《江海学刊》今年第2期上。这篇文章只在最后一节中简略地谈到我对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相互关系的某些看法。至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容本身以及研究这种理论的重大意义等等问题,都没有涉及。这里只想就某些“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对实践范畴和实践唯物主义体系出发点问题提出的若干观点,谈谈个人的意见。     

积极开发自然资源,放手发展商品经济——读《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正> 读了《群言》1985年第8期刊登的费孝通同志关于《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一文后,觉得很受启发。我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和某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现就其中的两个问题,主要结合青海情况,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算是学习这篇文章后的心得体会。     

治学补谈

<正> 半年前,我写了一篇《治学琐言》,发表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1982年第九期中。后来有些来访者与来函者,说我这篇文章立言简约,某些意见,似乎应当再详细阐发。我于是又写这篇短文做为补充。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补谈两个问题。     

如何使正义感成为立法活动的指南--黑格尔《论英国改革法案》(1831)

本文讨论了黑格尔在逝世那年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论英国改革法案>,说明黑格尔确如他自己所言,"我一向对政治有一种偏爱";而这种政治立场的核心就是在竭力维护近代以来的启蒙原则的同时,张扬人的"正义感"(道德意识的苏醒).具体到英国(作为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化的领头羊)1831年通过的一系列"改革法案",黑格尔正面讨论了如何在以法的实定性质给贵族阶层以特权(法权)的同时,唤醒人们心中的"正义感--反特权"的道德意识,并以此作为立法活动的指南;这里面既涉及到如何理解"原则"(先验前提)与"需要"(利益的维护)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哲学传统"与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在处理社会改革的具体事宜上的差异.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对生态研究的一些看法

写在本文前面的几句话: 学术界有一个关于生态农场的说法,那就是依据生态学的原理,对一个农场(以农为主的农场;也可以是以牧为主的牧场;以林为主的林场;以渔为主的渔场)进行合理的安排。我想,对一个农场可以这样,对一个省为什么不可以。因此,我有一个在大开发中把青海省建设成为一个生态省的想法,为此我把1982年11月在江西南昌举行的第一次生态经济学讨论会上的讲话整理稿寄给《青海社会科学》编辑部,希望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不过把青海建设成为一个怎样的生态省和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问题,目前我还不能讲出系统的意见,这篇文章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再谈《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与司马迁的卒年问题

<正> 《青海社会科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了袁伯诚先生的《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与司马迁的卒年》一文。这篇文章对我的《司马迁生卒年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一文中有关《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和司马迁的卒年提出质疑。读了之后,对我虽有启发,但觉得一些主要问题仍有商榷的必要。     

漫谈学习与研究

<正> 一九八○年,我应北京大学出版杜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谈谈哲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文章,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小册子《怎样写学术论文》(1981年5月第1版)上。那篇文章写得比较长,凡是那里谈过的,我都不想再重复了,这里只是继那篇文章之后作些补充。     

论矛盾的中间

<正> “矛盾的中间”这个概念,迄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没有正式论述过。但由于“矛盾的中间”从概念到实际,涉及到完整、准确、真实地表述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也涉及到正确处理矛盾问题,讨论一下,很有必要。我认为,每个矛盾里面除了对立的双方外,都有中间。你看,上与下的矛盾,同时又都是对着中而言的;如果没有中间的概念和实际,哪里是上与下的界限?敌与我,敌我相对立     

“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吗?

卓炯同志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再认识》一文中说:“剩余价值可以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范畴,而是扩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共有经济范畴。”(《学术研究》杂志1980年第五期)后来我们又读到他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1981年7月25日第4版)。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再一次明白地提出这个观点,但显然是这个观点的进一步论证。我想就卓炯同志在两篇文章中涉及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

一　　前不久读了康保成先生的《90年代景观 :“边缘化”的文学与“私人化”的研究》① 、蒋寅先生的《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② 与戴伟华先生的《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③ ,我非常赞赏他们的看法。康先生的文章涉及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 ;蒋先生的文章涉及我们对待古代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的态度 ;戴先生的文章则谈到了研究方法。这三篇文章 ,把古代文学研究中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康先生的文章显然是有针对性的。近几年来 ,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似乎感到 ,古代文学的研究被冷落了。它为什么被冷落了…     

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

去年冬季,我有幸参加了在长春召开的古史分期讨论会和在上海召开的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听了不少议论,读了多篇文章,获益良多,也有不少感触。有关两次会议的过程和情节,不拟在这篇文章中涉及。这里,只想按“问题”形式来谈一些会议的成就,以及遗留下来的事情。一长春会议的主要成就,与会的人喜欢说,从三种分期发展到六种分期了。但也有人带着     

必须划清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界限

人们在认识过程中是不是必然要发生错误?这是关系到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如何正确地认识、防止和克服错误,从而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皖春同志在《怎样理解“矫枉必须过正”》(以下筒称第一篇文章)和《正确与错误的辩证法》(以下简称第二篇文章)两篇文章中,不仅作了完全肯定的答复,而且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群尽论证,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下面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皖春同志在第一篇文章中说:“从人类认识的规律来看,从不认识到认识,从错误认识到正确认识,从不完全的认识到完全的认识,是一个曲折的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之一)

2007年,江苏的<学海>杂志第1期发表笔者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批评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引来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先生的反驳,四篇反驳文章栽于<学海>杂志当年第2期;笔者于该杂志当年第4期又发表回应文章<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对四篇文章逐一作答;该杂志于当年第6期又发表四位先生的再反驳.现在这篇文章是对去年<学海>第6期所裁四篇针对我的文章的再回应,其中有关儒家"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仍是核心,但扩展到如何解读中西经典、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理解道德和法律、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之二)

2007年,江苏的<学海>杂志第1期发表笔者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批评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引来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先生的反驳,四篇反驳文章载于<学海>杂志当年第2期;笔者于该杂志当年第4期又发表回应文章<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对四篇文章逐一作答;该杂志于当年第6期又发表四位先生的再反驳.现在这篇文章是对去年<学海>第6期所载四篇针对我的文章的再回应,其中有关儒家"亲素互隐"问题的争论仍是核心,但扩展到如何解读中西经典、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理解道德和法律、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关于税收问题的思考

"交税就是买政府的服务" 　　赵国君(法律文化学者):茅老,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税收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但还是要从老问题开始,什么是税?……     

关于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与林子力同志商榷

<正> 《红旗》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经济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问题》,作者是林子力同志。他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批评斯大林的所谓生产关系的“三分法”。他说:“斯大林明确地把所有制规定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并决定着其它两个方面。从而就使得所有制成为可以脱离生产、流通和分配而存在的独立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把所有制简单地等同于生产资料的归属。”“恰恰正是这个‘三分法’,是马克思生前批判过的形而上学”,并且“陷入了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以畜牧业为主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兼与丁声俊、吴中流同志商榷

丁声俊、吴中流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七月三十一日刘振邦同志文章中提出的我国农业应走以畜牧业为主的道路的意见提出了异议。这两篇文章涉及的是我国农业如何贯彻“八字方针”、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应当讨论清楚,统一认识。这里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并与丁、吴二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