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的学术传教策略及其文化意义

学术传教的两个基本特点明代末年 ,横亘在西方传教士面前的坚硬“岩石”① ,除了自永乐朝便开始实施的封海政策之外 ,还有源远流长的夷夏大防的心理。罗明坚、利玛窦等于万历年间进入内地之后 ,先是僧人打扮 ,后改易儒服 ,兼用西方奇器方物敲开上层官僚的大门。但早期其所采取的最成功策略恰恰不是直接传教 ,而是一系列的学术活动 ,这一被后人概括为“学术传教”的举措主要是由利玛窦开创并具体实施。利氏针对罗明坚著书立说直接传教而效果甚微的事实 ,主张“慢慢来”② 。利氏特别珍惜与士大夫交接来往的机会 ,可以说 ,以“客厅为布道所” …     

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

第一批进入肇庆的耶稣会神父们虽然以"西僧"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他们对佛教的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们的排佛策略早就成熟,只是当时与佛教并未真正接触,因而矛盾并不尖锐.到了韶州以后,神父们大量接触佛教僧侣和信徒,二者的矛盾开始产生,但一方面由于西士仍未易装和改变外形,另一方面由于利玛窦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这种矛盾仍未公开化.到了南昌和南京时期,随着西士"西儒"形象的形成,利氏开始对佛教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公开的辩论中主动实施"借儒排佛"策略,引起了佛教界的反击.北京会院建立以后,利氏本人继续其结交社会上层的活动,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排佛,而他的同事们则大多从事皈依普通民众的工作,他们的激进方式为以后发生的教案埋下了隐患.     

随西方传教士引进的大炮及对明金态势的改变

1994年为耶稣会士在华以学术传教方式实施415周年,是利玛窦改穿儒服,俨然以“神学家与儒者”身分传教,公然以中国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礼仪中国化400周年;亦为代表中国天主教赴罗马谒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陈情而获教廷颁谕“悉如所请”(juxta exposita)以息争端的功臣——卫匡国诞生380周年及中华首位西洋大炮推上战场作主导地位之军事家袁崇焕410周年纪念.今适逢政、教之见渐弥而中西文化交流机转之际,作本文以为纪念.     

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闵明我在华活动述论

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1618-1689)是清初活跃于福建、浙江等地的重要人物.作为多明我会在中国的代表,他抱有积极的传教理想,并在实践中对多明我会的传教方法有所创新.他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见证了礼仪之争过程的关键阶段,与耶铄会士们针锋相对,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中国的历史、政治、道德与宗教>首次将礼仪问题在中国的分歧与争论公诸于众,从而将之由地方性事件变成世界性话题.他对中国的生动记录再一次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     

中国索隐派与西方易学研究的兴起

索隐思想是一种神学阐释方法,认为世界各民族都本源于基督教,后来的人类历史也都在《旧约》中有所预示。利玛窦在华建立了"适应"的传教策略,希望在原始儒家文献中找到基督教的痕迹。利玛窦重视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其"适应"策略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先声。中国索隐派由白晋建立,傅圣泽、马若瑟、郭中传等人是核心人物,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易经》上,希望从中解释中国古代的上帝信息。因为礼仪之争,耶稣会在华传教在清中期中断,到晚清才由新教重续其业。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理雅各以译介中国经典而著名,他对于《易经》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些书籍中的"上帝",即是基督教的God。理雅各的思想可视为中国索隐派之后继者。易学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这些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中国索隐派有密切之关系。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传入时的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根源

明末西方天文数学以崇帧改历为契机传入中国。从现象上看，西方数学的传入是由于利玛窦及其追随者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阳玛诺等人奉行“学术传教”而弓I发的。但是进一步的深究：为什么利公等人奉行“学术传教”之策略？为什么明末中国人可以接受“学术传教”之作法，并有徐光启、李之藻清人推波助澜？数学传播在“学术传教”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对这一系列问题之探讨，则是对传入西方天文数学之根本原因的发掘，而这一发掘则涉及到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一、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余英时先生在其《中国近代宗教…     

利玛窦与西学东渐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利玛窦(1552-1610)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中国传布天主教文化和自然科学,又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孔学文化和明朝的文物制度,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利玛窦来中国传布天主教的真正目的是"作耶稣的勇兵",但他的实际活动和作用都超出了狭隘的传教动机.因此,对于利玛窦在西学东渐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应当予以实事求是的评述.     

礼仪之争对中国经籍西传的影响

礼仪之争对 1 7、 1 8世纪中国典籍西传的影响 ,首先反映在对研究和译介文献的选择上 ,其次反映在礼仪之争的阶段性变化对译介和出版作品的数量有影响。礼仪之争之所以会影响知识传播活动 ,一是因为礼仪之争归根到底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政策所引起 ,而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也是由其思想倾向所决定 ,因此礼仪之争与知识传播间具有内在联系 ;二是当礼仪之争演化为权力冲突后 ,权力当局通过给出版环境施压而影响知识传播的内容和规模     

利玛窦及其经验的重拾者明恩溥

明恩溥与利玛窦,两个相隔三百年的来华传教士,在面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挑战作出回应时,提出了相似的主张,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二者来华的时代背景、传教地域、传教对象和历史任务都具有互补性的差异,在一定意义上,明恩溥是利玛窦经验的重拾者,又是利玛窦经验的补充论证者。二者差异互补的传教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于当今中国基督宗教神学的意义仍然不可忽视。     

福州开埠:传教士“闯入”与民众反应

通过解读福州开埠初期英国传教士施美夫的福州考察记,指出其以战胜国和文明优越的征服者姿态,依中国官府保护为"护身符",闯入福州军事禁区及当地民间,观察中国社会状况及当地人的反应,以评估开展传教的可能性。福州民众在官府压制下被动接纳,施美夫从民众表面上的温和反应,产生在福州有利于开展传教的乐观幻想,但却忽视了民众内在的排斥及儒生士绅的社会作用,其后引发绅民对外来侵害者的反抗,这是近代中西交汇之初中西"民间"接触格局的一个纽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种近代中西接触格局起初就是这样形成的。     

明代耶稣会在华传教中的日本经验

有别于天主教在非洲、拉美等地用武力推行传教的策略,在明代中叶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强调,传教要"适应"东方的文化风俗和政治环境,用和平的方式在东亚推广天主教.沙勿略、范礼安等人是16世纪中期和后期耶稣会在东亚传教的重要人物,他们在日本的传教经历为在华推行"适应"传教策略积累了丰富经验.换言之,在中国所谓成功的"利玛窦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早期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经验.     

利玛窦:因人成己

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由范礼安构思,并由利玛窦富有创造性地予以实践。延续至18世纪的后继者们把此种策略与利玛窦密切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利玛窦规矩"。此前,"利玛窦规矩"常被视为个人独创的结果,而忽略了中国这一他者所施加的影响。笔者则试图证明,他者在"利玛窦规矩"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利玛窦本人的活动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正是他者塑造了利玛窦。没有他者,一切都无法想象。     

利玛窦的中西文化交流之理念和价值

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在中国传教期间,开展了一系列中西文化及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活动。这些工作对以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学术传教"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明清两朝注入了西方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似非而是"还是"似是而非"——《天主实义》与《畸人十篇》的一个比较

从<天主实义>到<畸人十篇>标志着利玛窦传教重心的改变.前者力图调和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矛盾,重在"以理服人";后者突出非理性的信仰,重在宣讲来世的存在.利玛窦自称<畸人十篇>为"似非而是"之论,实质上却是"似是而非"之言.     

明清时期中西价值观的冲突

15世纪以来 ,欧洲航海贸易势力东来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开始向东方扩展 ,一批批搭乘商船的传教士到亚洲各国进行传教活动。沙勿略是来华传教的先驱 ,而利玛窦真正打开了在中国传教的局面。 15 78年 ,利玛窦从欧洲到果阿 ,15 82年在澳门学习中文 ,后在肇庆建立第一座教堂。 15 89年 ,利玛窦到广东韶州继续攻读儒家经典 ,宣传西方科技知识 ,作为宣教手段。 160 1年 ,利玛窦终于抵达北京 ,向明神宗赠送礼物 ,获准在西城南门附近居住。在北京 ,利玛窦大力著书立说 ,广为宣传教义 ,初步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从南到北的基督文化传播网。利玛窦去世后 …     

论禁教时期华籍教徒辅助外籍教士传教的方式及特点--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

“礼仪之争”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百年禁教时期,外籍传教士在中国的处境日益艰难,传教重任逐渐转移到华籍天主教徒肩上。本文以乾隆十九年江苏张若瑟教案为例,对可能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华籍普通天主教徒的活动加以分析,探讨此间他们辅助外籍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的方式及特点。     

论清代中期四川的民教关系

清代中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四川官民因"礼仪"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矛盾,既涉及文化习俗的不同,又涉及政治经济利益的摩擦.这直接地导致了四川民教关系的长期不和谐,并使反教行动从群众自发逐渐转变为官吏主导、群众参与的有组织性运动.     

晚明时期利玛窦传教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晚明时期利玛窦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调和中西方文化,进而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这些方法和手段对当今的汉语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本文从实现传教士的中国化与当今海外汉语教师的素养,展示欧洲文明的"西洋奇器"与当今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建立《天主实义》儒学化理论与当今海外汉语教材的"本土化",天主教传教于"无形"与当今中华文化传播策略等四个方面探讨利玛窦传教对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论晚明传教士在地方社会中的角色扮演——以艾儒略与福建地区为例

晚明耶稣会传教活动向民间深入之后,传教士们开始进入远离两京的地区,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中,逐渐形成了异于早期"西儒"形象的社会角色.本文以艾儒略在福建地方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为个案,分析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传教士及所传天主教的不同理解与接受状况,并以此透视异质文化间交流与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汉帝国嗣君之争与春秋史的书写

"过去的历史之争即现实的权威之争",为强化集体认同,提供现实合理性、正当性,历史往往存在着一个记忆、恢复与创造的书写过程。汉初继嗣不明,嗣君之争给帝国所造成的威胁与祸患深刻地影响了春秋史书写,而春秋史书写也反过来影响了帝国政治。由于所处中央和王国视阈的不同,在嗣君问题上,《公羊》主张"择权在君"原则,《左传》主张"太子优先性"原则,而《榖梁》兴起于民间,受民间亲缘伦理和武帝末年"巫蛊之祸"影响,强调嗣君的"天伦"秩序,深刻影响了社会变革,下开魏晋六朝贵族社会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