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墨敕”与“斜封”辨

本文通过对唐五代墨敕的渊源、特点的考察,及对唐代"墨敕斜封"授官现象的辨析,认为皇帝以墨敕授官是一种历史现象,有其历史根源与政治传统,在皇权体制下不可避免。唐五代时期的"墨敕"与"斜封"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墨敕是一种运行于官僚制度之外的诏令文书,"斜封"则是一种封缄文书的通行方法。     

学术研究的“三无”精神

学术研究的"三无"境界并无所本,实乃本人心血来潮的自创之语.具体说来,就是在学术积累异常丰厚、学科体制异常发达的当今时代,我们需要确立一种"思想无禁区、理论无权威、学术无顶峰"的主体精神,来建构学术的研究与对话境界,才有可能穿越种种知识和时势的拘囿与局限,把握住为学的精义,使研究不致陷于落入窠臼、知识叠加的低创造性状态之中.     

道与器:关于“律”的文化解说

《易经.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用语,或可解读传统中国法律之律的精神根源和制度功能。鉴于法律之律与历律、音律之间的渊源关联,从而赋予法律"法天之学"和"精密计算"的精神品格;承袭早期中国的法吏传统,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和战争的特殊背景,这种具有确定性、统一性和计算性特征的律,满足了帝国集权统一与行政科层组织的需要;伴随秦汉时期儒法帝国的最终形成,律与礼义、道德、情理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的基本特征。     

从“寒素起家”到“位极人臣”──严嵩成长道路探析

严嵩如何从出自身寒素到位极人臣，其间多有曲折。本文从其成长道路探析入手，初步认识到：他刻苦攻读，厚积才学，确立起家之本；适时隐居，予以韬晦，求得学识充实，博得社会赞誉，即行淡泊之名，得养望之实；伺机而起，寻觅利用机遇，谙习事君之道，揣摩帝意，如鸟依人。他的成长道路既带有封建知识分子的普遍性，更有鲜明的个性寓于其中。     

再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关市令》之“副白”与“案记”

本文结合唐宋文献与新近发现之吐鲁番文书,提出"录白"不仅仅是日令所有的概念,在唐宋时代也是广泛行用,其含义即是对正式文书的录副,而《天圣令》中所出现的"副白"与日令之"录白"义同。至于"案记"则是相关部门在文书行政过程中所作出的登记在案的记录,而新出吐鲁番文书中《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卷》即可视为客馆"案记"之后所形成的文书。     

从“帝国疆域”到“国家领土”——“五四”之前有关“主权”问题的日本刺激与中国反应

从晚清到民初,正是中国从传统帝国之宗主权向现代国家之主权、传统帝国之疆域向现代国家之领土转化的关键时期,所以,政学两界的舆论也从晚清的"寻求自强"转向民初的"保全国土"。"五四"之前中国边疆意识之觉醒,与日本政界的步步进逼难以分开;对四裔历史认识之资源,也和日本学界的满蒙回藏研究息息相关。中日关系的这种复杂纠葛,正是"五四"前夕"救亡"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以浮田和民《中国之将来》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五四"之前日本有关中国保全和割裂的言论,对中国社会上下造成强烈刺激。以往学界用"启蒙"和"救亡"双重主题描述"五四"并无不妥,只是,"启蒙"和"救亡"的次序宜调整为"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过程,碰上了启蒙性的新文化思潮,二者结合促成了这场五四运动"。"救亡"始终是现代中国的中心话题和巨大力量,"启蒙"则是局限于精英世界的话题,远远没有成为民众世界的共识。因此,"启蒙"至今仍是国人未竟的使命。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从“词章”到“美术”再到“文学”

作为独立学术系统的"文学"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历经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转化过程,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西学移植的结果,而应当归结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传统的"词章之学"为现代"文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术资源;其二是清季民初学人以从"词章"到"美术"的转变为"文学"之基本学术品质,奠定了文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其三是近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出现,使民初"文学"的学科定位实现了从通识学术向专精学术的转化,最终确立了"文学"学科的基本形态。由此才导致了"文学"学科自身的知识增殖与知识变形,并最终形成了后世"文学"研究始终游移于"致用"与"审美"之间的基本格局。     

“主德”与“偏材”:《人物志》理论主题新探

《人物志》的理论主题是研究帝国领导班子的建设,即从不同角度探讨“主德”(君主)与“偏材”(人臣)在体质、性格、能力和任职方面的差异,以及如何从体貌、言谈、行为等方面鉴别他们.尽管领导班子存在“英雄”型创业人才系统与“中和”型人才系统两种形式,但其领袖人物的素质都是中和均衡,故能以客观公正之心顺应人才规律,无为无不为.《人物志》属于黄老道家管理哲学在人才领域的具体运用,对中国现代人才管理,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论国企“转机建制”的产权模式

本文论及的产权模式,系指我国国企“转机建制”(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应该为之界定和确立的产权的标准形式。所谓“产权的标准形式”,又是指那些既能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又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质要求的产权形式。 一、国企“转机建制”的关键问题是产权模式问题 我国的国企“转机建制”,如果从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了14个春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理论上,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确立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改革方向;在实践上,我们已经由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实行放权让利的改良式改革,开始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制度创新阶段。但也无庸讳言,我国国企“转机建制”目前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国国企除了因受产业政策保护、行业垄断等非正常因素而获得超额利润的少数企业外,绝大多数国企并没有摆脱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被动局面。继1996年第一季度国有工业出现     

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

清朝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高度发展,皇权的集中促使了诏令文书、臣僚上奏文书及官府往来文书等档案得到了较好的保管与整理,章学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他根据"六经皆史"、"方志立三书"等指导文献编纂的实践理论,并将"著述"与"比次之书"区分开来,提出了对清朝乃至现今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都有深远影响的"比次之道",从而奠定了他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功绩,引发后人对此学说的学习与思考。     

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

《白虎通义》所列举的制度规范的那些具体条款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所传达的大汉帝国所赖以制定那些制度规范的一般正义原则,那其实乃是"古今之通义",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从“哲学家问题”到“人的问题”——论杜威政治哲学建构的“前问题”

杜威从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到建立新的"经验"哲学的思考路径,亦即从逻辑上可以理解为从传统哲学所重点关注的"哲学家的问题"到"人的问题"的思考逻辑.只有理解了这个内在逻辑线索,我们才能够全面和正确地理解其政治哲学的总体逻辑结构.杜威在解决了哲学所应该关注和研究内容的论证基础上,他才最终确立了其政治哲学研究核心问题:民主.因此,"哲学家的问题"和"人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经验"和"民主"的问题.     

“美利坚新帝国”研究述评

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紧接着,人们发现美国的对外政策"大变",先后出兵攻战阿富汗和伊拉克,随之而来的是"新美利坚帝国""新帝国""新帝国主义"和"新罗马帝国"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似乎美国已经走上了帝国的不归之路。美国各派学者亦撰文发表自己对帝国、对"美利坚新帝国"的看法,他们或支持或批判,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研究热潮至今不衰。密切关注美国的中国学界闻风而动,对"美利坚新帝国"做了大     

从“重礼义”到“尚功利”——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一条重要线索

本文着重研究了政治倾向从春秋时期的"重礼义"向战国时代的"尚功利"的演变,分析了"富国强兵"的功利追求与君主专制体制确立的内在联系,以理出一条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重要线索。     

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汉代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古代社会世卿世禄的贵族官僚体制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随之登场的是在秦帝国建立过程中建立功勋的军功集团。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灭秦后建立的西汉帝国前期。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六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解决了大量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推动了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涉及到行政权力关系的调整和组织结构的变动,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改革必须要同县级党委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一起统筹规划部署,整体协调推进,注重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法律政策。该文认为要从继续深化"扩权强县"改革,稳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和全面启动地级市改革入手,创新"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创新路向,建立县党政主要领导由省委直接管理,职级探索设为副厅级,其他县委常委由省委委托省委组织部直接管理的"省直管县"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建立"省直管县"县委常委会领导下的干部公开竞争制度,通过加大干部交流,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健全民主监督机制推进"省直管县"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配套性、实效性,确保"省直管县"体制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的实现。     

命名的意义:从“Drama”到“话剧”——对译关系及概念生成史考

"话剧"是在新文学诞生之后才正式出现并被广泛应用的称谓。从西方的"Drama"到中国的"话剧",其对译关系经历了"Drama=元杂剧"、"Drama=新派演艺"、"Drama=无唱新戏"、"Drama=白话剧"、"Drama=话剧"等一系列意义演化。这一由"曲"本位向"话"本位过渡的"概念旅行",最终通过洪深的理论界定与编导实践而使其对等关系从文艺概念到舞台形式得以全方位确立。作为一种现代性文类,其合法性也以"话剧"的定名为代表得以正式确立,进而导致了新式演剧观念的生成与新文学文体格局的变化。     

周代交聘中的“礼尚往来”原则

"礼尚往来"是周代交聘关系中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对等性原则在礼仪上的体现和运用,贯穿于交聘关系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其具体表现主要有四:一曰报礼,即交聘过程中礼仪、仪节的相互回报;二曰报币,即交聘过程中礼品的相互往来回报;三曰报书,即交聘文书之相互回报;四曰报使,即交聘关系中的相互遣使。春秋时期的报使报聘制度与西周时期原生态的制度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时间的间隔由固定变为灵活;使命目的由礼仪性向务实性倾斜;诸侯与周王室的交聘关系日益与诸侯之间的交聘性质接近,"朝"、"聘"之别亦日渐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礼尚往来"的基本原则却一以贯之而为汉唐及其后交聘制度所继承和运用。     

论港澳基本法解释模式

港澳基本法所确立的解释模式既不同于美国普通法院解释的模式,也不同于法国的宪法委员会或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宪法法院解释的模式,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终立法解释权并授权特别行政区法院行使司法解释权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它符合我国完法之架构,又尊重港澳特别行政区之制度运作,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经验之结晶.由于港澳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政制的产物,在内地似乎缺乏移植的可能性.但是,笔者仍认为,港澳基本法所确立的解释模式不失为内地法律解释体制尤其是宪法解释体制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