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留学经历与西洋东方学

陈寅恪早年曾到国外求学多年,对西方近现代学术有相当广泛的了解,不过其中最使他着迷的一门学问则是西洋东方学。自1918年冬到1925年冬,他以整整七年的时间追随西洋东方学者,向他们学习研究东方学的先进工具与方法,并对西洋东方学研究的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摸索,足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是陈氏留学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影响颇大,特别是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期间所开展的有关“塞外之史,殊族之文”的研究,与他的上述经历更有直接的联系。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点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人们在谈到陈氏留学时期的这段经历时,大多以为他由此而获得的是来自西方的历史语文考证学派或西方汉学的启发,而于他对西洋东方学的浓厚兴趣则不置一辞。因此,将陈寅恪在留学期间与西洋东方学的接触情况作一番认真的考察仍是很有必要的。     

东洋史中的“东洋”概念——以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为素材

在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诸多要素的制约之下,"东洋"概念几经移转,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在日本,明治以降"东洋"所指的地理空间扩大,成为与意指欧洲的"西洋"一词相对应的概念,还意指包括日本、中国、朝鲜在内的"东方亚细亚"。在中国,"东洋"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成为专指日本的地理概念。将模糊而多义的"东洋"概念从与"西洋"相对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放回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可以为思考欧洲以外地区之"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     

《文史哲》英文版办刊路向与规划

正自晚清民初迄今,"西学东渐"几乎一直是中外学术交流不变的基调。且不论我国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舶来"的成分居多,传统古典学研究也长期受"西洋"以及"东洋"汉学研究的影响,源源不断地向海外学界输送材料,再转而输入对方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成果。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人文研究的自我阐释、自我认知势必会得到国际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现阶段,中国学术期刊要想真正迈出国门,为国际主流学界所接受和重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学术期刊能否成功走出去,最为关键的因素首先是海外学术市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学术产品,换句话说,《文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论鲁迅现代诗剧的体裁特质

中国现代诗剧的体裁分为两种形式,分别是"戏剧化的诗"("剧中的诗")和"诗的戏剧化"("诗中的剧")。学界以往的研究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戏剧化的诗",而实际上,"诗的戏剧化"形式的诗剧也是现代诗剧的一种重要体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鲁迅是少有的创作过两种诗剧体裁形式的作家。通过研究与论述鲁迅现代诗剧的体裁特质,我们可以发现鲁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与艺术形式的积极探索与开拓。现代诗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也有鲁迅先生的一份贡献与实绩。     

陈寅恪的文史之学——从1932年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试题谈起

1932年8月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陈寅恪以对对子作为国文考试题引发争议,他本人也在事后提出完整的"对对子"理论,指出对对子可以测试考生四种能力,尤其其中第四种能力?即思想能力,在陈寅恪看来是能否创造出最高境界的对子的关键所在,他用黑格尔逻辑中的"正反合"之说来说明。对于这一争议的意义,当代学界有诸多分析,但对于陈寅恪的对对子观中代表对对子最高境界的所谓"正反合"之说的涵义,以及具体试题如"孙行者"如何体现这种"正反合"之说,则缺乏讨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把握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特点,也使我们认识到陈寅恪在清华国文考试前后的学术转型的意义。推动此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的学术研究对陈寅恪的影响,尤其是胡适佛教史方面的研究,催生了陈寅恪的诸多学术篇章,并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刺激陈寅恪更递进一步。陈氏对《西游记》和禅宗的研究与胡适的同类研究有密切关系?可能是促使他在国文对子试题中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联系起来的内在因缘。"孙行者"和"胡适之"这一对子实际是带有敬意的游戏。相较于胡适着重做禅宗历史的史实层面的证伪工作,陈寅恪更注意禅宗等佛教思想概念演变的内在轨迹及其与中古思想社会的关联。在共同糾正"整理国故"实践以真伪评判价值的偏颇上,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理路颇为推许。陈寅恪对对子说和他的文史之学直接相关。他重视骈俪,主要并不在于其绮丽的语言表现形式,而在于駢偭文字能通过巧妙用典等手段呈现出沟通古今的历史意识,延展人的想象空间,以及特殊的感染力。但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作者需要有独立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对子是通往那些目标的一个步骤。独立的思想和通过用典等古典语言体现的叙事力和想象力,恰恰也是构筑不朽史学的三种必备条件,可以说它们就是陈寅恪文史之学的精髓。     

近代"中国哲学"发源

用解一字即作一部文化史的观念检计,"哲学"不仅是"phnosophy"的译名,其发明者西周以之为东洋学问的对应物.而将"哲学"与东洋连接在一起,始作俑者是东京大学,起重要作用的则是加藤弘之和井上哲次郎.后者在前者授意下撰写的<东洋哲学史>,用西洋philosophy系统条理中国古代思想,将"哲学"由他者的学问即西学,变成东洋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变为普遍性的学问.这与此前中村正直、岛田重礼主讲"支那哲学"仍旧依照中国脉络截然不同,背后实有掌控东亚话语权的立意.中国新进人士如王国维等接受哲学,已经将普遍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这样的比附后来演变为用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思想的天经地义,也引起有识之士的反省.不过,"东洋哲学"与"支那哲学"给东亚尤其是中国提供了重估固有文化的机缘.就此而论,"中国哲学"包括:第一,用哲学概念重装古代思想(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第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生及其来华后的发展演化;第三,借鉴philosophy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思维.寻求"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脉络,应该严格分别一二两项.至于前景如何,后一方面的成效至关重要.     

“区域国别东方学”的体系建构及其原理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指的是对世界范围内各个区域及所有国家进行的研究,其中当然应该包含“东方学”,应将其列为“区域国别学”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从而形成“区域国别东方学”,如此可以赋予这个新建的一级学科以东方学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历史文化内涵。“区域国别东方学”的学科建构原理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阐明：第一,需要从学术史上说明传统国学如何走向作为区域研究的东方学;第二,需要从学理上阐明“东方学”与“区域国别研究”两个学科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三,需要从学术功能上论述中国的东方学如何进行东方区域认同与国别辨异。     

“范式危机”凸显的认识误区——对柯文式“中国中心观”的实践性反思

兴起于美国中国学界的柯文式"中国中心观",近三十多年来学术影响始终不衰.对此种取向在研究实践中的基本理路及其累积起来的认知效果,学界以往基本没有加以系统的检视.实际上,"中国中心观"所达致的实践后果,业已形成三种严重缺陷,即追寻内在连续性的迷途、作茧自缚的地方史路径和反东方学的东方学措辞.由此可知,所谓"范式危机"问题的本质,更多凸显了"中国中心观"式认识误区所造成的思维混乱.     

学术合法性是如何可能的--《先验批判》读后

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 ,中国大陆似乎迎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学术的“文艺复兴”。当然 ,这次所谓学术的“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进步 ,也只是相对于此前数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中国大陆的学术陆沉而言 ,比较起 2 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陈寅恪诸先生活跃的年代 ,好像也很难说有很大的长进。因此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 ,对学术合法性的条件进行一番批判性审查 ,看看中国学术的发育还缺少什么精神维生素 ,似乎就是一桩颇合时宜的事情了。刘士林先生就是在此适当的时机推出了一本他名之为《先验批判》的适当的著作。正如其命名所暗示的那样 ,这本书带有浓…     

史学批评不可能没有"前提假设"

最近，罗厚立（即罗志田）先生在“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周刊》“世纪评论”专栏中发表了《打倒与建立：也说学术打假》一文。文章从近代中国学术史的经验出发，并征引诸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姚名达等著名学者的有关言论，同时结合社会政治领域中”破坏”与”建设”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大重要问题：“打倒与建立”或者说“破与立”“破坏”与“建设”的关系。其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已经引起了学术批评界有关学人的注意，并撰文与其商榷。 罗先生文章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是有关批评者未曾注意的，即学术批评需不…     

港澳研究:一份刊物与一个学术专栏——写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

"香港学"("澳门学")是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文学等领域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内地有关港澳研究的状况,通过一份学术刊物的"港澳研究"专栏,分析了港澳研究的变迁及其学术特点,并对未来的港澳研究学科建设提出若干建议与思考。     

宁夏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荣获国际汉学最高荣誉“儒莲奖”

正2013年,宁夏社会科学院迎来了学术研究方面的重大喜讯,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荣获国际汉学最高荣誉———法国法兰西学院东方学"儒莲奖"。"儒莲奖"是为纪念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先生而特设的国际学术大奖,在国际汉学界具有重要影响。该奖始于1875年,由法国法兰西学院每年在世界汉学范围内评选一位成就突出的学术大师,隆重授奖。这是国际公认的汉学界最高荣誉与奖项,有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135位在国际汉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先后获此殊荣。这一国际     

"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学术思想的一个新阐释

许多论者将陈寅恪自己所说的"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理解为"中古之学".本文则认为"古今之学",应为延续晚清经学阵营中古文、今文之学.为证明此种观点,本文将此语置于1930年前后的学术界语境之中,具体地分析了陈寅恪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学人、学风与学术观念间的异同.     

生活世界:实践、意义促创与生命体验

意向意识与实践活动--生活世界之成为可能的现实基础 "世"作为单体字指的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的人自我照面并相互映现.当一个人出现在"世"里,我们就说他"出世"("入世")、"在世".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对“和谐”理想的不倦追求——《和为贵——赵宝煦学术文集》英文版读后

老一辈政治学家赵宝煦先生的英文文集<和为贵--赵宝煦学术文集>的出版是中国政治学界的重要学术事件;文集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学理论相结合,对与中国相关的政治学理论、重大政治问题与国际问题向国际社会进行了独立解读.本文通过对赵宝煦先生为人为学的分析提出可资后辈政治学者借鉴的几点感悟.     

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史学的魅力

20世纪 80年代初 ,《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公开印行 ,学界企盼已久的“义宁遗书” ,总算正式问世了。俞平伯先生为此写了一首题词 ,文曰 :“覃思妙想 ,希踪古贤。博识宏文 ,嘉惠来学。名山事业 ,流水人琴。”俞、陈二人相差十岁 ,但缔交甚早 ,相知甚深。题词开宗明义 ,突出“覃思妙想”四字 ,可谓一语中的 ,点出了陈寅恪史学的魅力所在。从《文集》中 ,可以见到寅恪先生多次提及“深思”、“精思” ,乃至“神游冥想”之类的治学要诀 ,说明他非常重视史与思的关系。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 ,无论是述论、笺证还是考释 ,寅恪先生都有非同…